自民國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四日起國民政府放棄銀本位制改行法幣政策後, 中國正式走上以紙鈔為主幣的管理通貨制。由於實現了幣制的統一, 至七七抗戰前物價僅有輕微上漲, 工商貿易等均轉趨繁榮, 法幣政策堪稱成功。抗日之戰雖終獲勝利, 但戰火波及皆為較富庶的省份, 除沿海港口全數失陷不能收取關稅外, 淪陷區無稅可徵, 各地的稅收也都銳減, 戰費及各項開銷則極為龐大, 物價指數上揚自難避免。之後爆發的國共內戰更是火上加油, 通貨膨脹更嚴重至無法收拾的地步。以發行額而言, 抗戰前法幣發行約十四億餘元, 勝利時已是五千五百餘億元的驚人數字, 八年暴增四百倍。以匯率來說, 七七抗戰日前, 美金一元兌法幣三元四角, 官價與市價同;勝利時官價為廿元而市價是四百三十九元, 民國三十七年(1948)八月官價劇跌為一萬二千元, 市價四十八萬元, 實值上貶了十四萬倍。若以黃金為例, 則抗戰初期每市兩合法幣一百元,其餘同期分別是十七萬五千元與六億元, 漲幅六百萬倍,貶值程度已使幣信無法維持① 。
為挽救頹勢, 國民政府實施幣制改革,在八月廿三日發行金圓券, 法幣以三百萬元摺合金圓券一元。以金圓為本位幣, 每圓法定含金0.22217公克, 計劃實施金本位制。金圓券發行額在十月底前尚未超出原定的二十億元, 故初期的確暫時穩住了場面, 但兵敗如山倒加上無款可籌, 金圓券的失敗是必然之事。國府在軍事上連番失利, 九月濟南、十月東北的錦州、長春、十一月瀋陽、十二月關鍵性淮海會戰的慘敗, 重要城市先後落入解放軍掌握, 入不敷出又無法自外獲得貸款, 債臺高築下金圓券在極短期間內即重蹈法幣無限制發行的覆轍, 發行額在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底暴增至二百餘億元, 至四月底南京失守時已達到了以兆計算的天文數字, 物價較改幣初期已膨脹一百萬倍。當時財政山窮水盡, 收入僅及支出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而已。且美國特使馬歇爾調停國共和談失敗, 在民國三十六年一月返美任國務卿後推動復興歐洲的“馬歇爾計劃”, 停止對華援助, 不打算對搖搖欲墜中的政權伸出援手。
試想:有誰會借錢給業績直線下降、管理一塌糊塗、眼看就要倒閉的公司? 金圓券幣值一落千丈後即告崩盤, 而民眾也紛紛自行開始使用銀元, 除上海的中央造幣廠在三十七年十一月恢復生產銀元外, 各省亦自行籌銀製造。銀元雖可通行, 惟數額較大時, 要金條才能應付。在此兵荒馬亂的動盪時段, 中央銀行曾規劃製作新版金銀幣多款, 但均未發行, 其中特別在三十八年間以銀銅試製多種金幣樣, 因主客觀情勢的急遽變化無疾而終。在通貨急遽膨脹時, 發行不能兌換的紙鈔已毫無作用, 但因沒有足夠黃金未能實施。
當時試製小型金幣的銀銅樣, 留存至今者皆為罕見之品。此為金圓券開始發生通貨膨脹初期, 政府為維持金圓券信用, 在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經行政院通過《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以金圓為本位幣, 每圓之法定含金量為0.044434公克(按:即貶值五倍), 由政
府鑄造交由中央銀行發行之。” 在這種構架下, 中央造幣廠籌備雕刻了一系列的金幣,幣面標示分紀值與紀重兩種, 一般認為是在成都的四川廠進行。兩面內齒採用類似袁大頭五分鎳幣之邊飾, 背面的嘉禾設計亦類似袁大頭。
[ 1]紀值系列
1、幣正面除年號“中華民國三十八年” 外, 標示“金幣” 兩字, 背面“貳拾元”, 直徑19 mm, 只有銅樣存世。
2、 中心有圓孔設計, 正面除上方為相同年號外, 下方是“當銀元貳拾元” 六字, 背面為嘉禾環繞圓孔, 上端鐫刻“金”字, 直徑21 mm, 僅見滿穿之鎳樣。
3、 設計同上, 正面下方則是“當銀元拾元” 五字, 直徑17.5 mm, 有未穿孔銀樣及銅樣幣兩種。
[ 2]紀重系列
1 、幣正面設計為梅花形圖樣中有一“金” 字, 繞以鏈條形飾圈, 國名與年號分列上下;背面為直排“伍錢” 兩字, 繞以嘉禾。直徑28.2 mm、齒邊, 分別有銀樣及銅樣幣兩種。
2 、 設計與上同, 背面為直排“貳錢伍分” 四字, 直徑21 mm, 也是隻有銀樣及銅樣幣兩種, 亦見有單面銅樣。
3 、形式與中心有圓孔設計的1 -2類似, 但正面國名與年號上下分列, 兩側為“貳錢” 兩字;背面完全相同, 有銀樣及銅樣幣兩種。
4 、與2 -3同, 兩側為“壹錢” 兩字, 直徑17 mm, 有銀樣及銅樣幣兩種。
此計重系列應是以國民政府在民國十八年頒佈的《中華民國權度標準》, 規定重量計量以公斤為標準並與市斤通用, 即1公斤等於2市斤, 1市斤為16兩, 1兩為10錢重31.25公克, 1錢等於3.125公克的標準來計算。
[ 3]無面值系列
1、 此幣正面上方為“中華民國”,下端年號“三十八年”, 中心梅花圖樣繞以鏈條形飾圈, 背面嘉禾設計類似袁大頭, 但未標示面額, 一般是認為在四川成都造幣廠籌備雕刻。直徑38mm, 只有重26.2公克銀樣, 由於幣面無標示“金” 或“金幣” 字眼, 有說是恢復銀本位之試製一元銀幣樣,亦有認為是一元金幣銀樣, 但上海造幣博物館藏有一隻背面銘文“壹兩” 之幣模, 故應為“金幣壹兩銀樣”。
另據錢幣大師馬定祥哲嗣馬傳德告知:上世紀五十年代初, 上海曾出現“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壹兩” 銀樣一枚。系父子倆在淮海中路思南路口對街一由紹興人黃某經營之錢幣攤時, 店主聲稱數日前有人持之兜售, 但因未曾聽聞故出價較低而沒有成交。馬老隨即請黃某再遇此幣予以購入, 但此後未現。若確有此物, 歷經半世紀未再現, 依常理判斷, 應列入已永久遺失的珍品之一。
以上在金幣方面共計有八種版式, 材料則有銀銅之別。由於是在動亂時期所制, 資料十分欠缺。在泉界文字論述的記載中, 以耿愛德與葛拉漢(DavidGraham)在美國集幣協會《集幣家》雜誌所發表之“Coinageofthe Chinese migré Government1949 -1957”(1949 -1957年間中國流亡政府試製幣)最為完整② 。耿愛德是著名中國機制幣大師,在華居住達四十七年;而葛拉漢是在臺灣當時主要負責經援運作的美國駐華共同安全分署(Mutual Security Mission to China), 即後來之“美援公署”③ 。倆人對中國錢幣均極深入, 加以身份特殊, 故集有上述除所謂之壹兩銀樣外的全套, 據文中表示:此係列1、2是雕刻師董益謙在臺北所準備, 沒有發行過任何金製成品, 只有銀樣及銅樣保存在臺灣銀行、中央銀行、財政部及臺北中央造幣廠。
按董益謙河北滄縣人, 民國前五年生,天津造幣廠雕刻學校畢業, 民國二十五年進上海中央造幣廠, 次年七月辭職赴山西, 二十七年在成都分廠復職任雕刻技士, 上海租界內發行之民國二十九年版伍分、壹分鋁輔幣原模即財政部秘令其所雕刻而成的。三十八年遷廠時未至臺北, 仍返回上海, 造幣廠復工後擔任雕刻技師④ 。由於董氏從未到過臺灣, 不可能在臺雕刻模具, 故耿氏此部分資訊有誤;而董益謙技藝承襲自天津造幣廠洋雕刻師喬(L.Giorgi), 故仿袁大頭鎳幣之邊飾有脈絡可尋。
綜合以上所述, 此八種版式之金幣模具出處可排除耿氏在臺北製作之說, 其它則有兩種可能, 一是在上海中央造幣廠進行, 此推論乃因動亂後在上海所流出較多及上海造幣博物館藏有一隻銘文“壹兩” 之背模;另則如一般書譜所載出自成都, 即是董益謙在四川廠時之作品, 上海造幣廠所存幣模是其復工歸建時繳庫。至於是否有部份模具在臺灣, 有待進一步地查證。
結 語
整體來看, 中央銀行籌措金本位制用金銀硬幣之構想可謂“計劃趕不上變化”。當金圓券匆促上場時所計劃的民國三十七年版伍角銀輔幣雖在一個半月內即將模具準備完成並開始生產, 但沒出廠前已無法運用而銷燬。而三十八年版的“金幣貳拾元”, 以其銅樣的尺寸來看, 其成品約重5公克, 應該是按原發行辦法的“每圓法定含金0.22217公克” 的金本位制設計。但緊接著的《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貶值五倍後立即被作廢。誠如籌備者所言:在通貨急劇膨脹時, 發行不能兌換的紙鈔已毫無意義⑤ , 而即使是貴金屬硬幣, 其上標示的面值也已與現實脫節。
在兵敗如山倒的局勢下, 一切都是白費心機,試圖製作金幣不如直接製作金條。在局勢動盪及物價激烈波動雙重情況下, 紙鈔如糞土,只有大額用金條、小額用銀元才能應付。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這些國民政府在大陸崩解離析前於兵荒馬亂時期籌備發行的金銀幣, 留給後人無限的心驚與感慨。在當前金融海嘯衝擊下, 全球陷入蕭條與通貨緊縮之際回顧此經過又是個截然不同的情景, 百感交集讓人不勝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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