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興無
周貫五經年馳騁沙場，既是一位優秀的部隊政治工作領導者，又是一位出色的軍事指揮員。他南北轉戰，出生入死，為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尤其是他經過革命薰陶和考驗而形成的對黨忠誠、立場堅定、公道正派的優秀品質，更是受到人們的稱頌和敬佩。
講真話救了自己的命
周貫五，原名周經魁，1902年出生於江西廬陵（今吉安）的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民家庭。7歲入私塾，勤奮好學，鄉人稱他“字寫得漂亮，算盤打得響”。20歲那年父親病故，家庭生活日艱，他被迫到雜貨店當學徒維持生計。
1926年，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參加了店員工會，次年任鄉農民協會副主席。1930年他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由於有一定文化，被安排在紅3軍9師27團當宣傳員。
周貫五一參加紅軍，就碰上了大規模抓“AB團”的運動。1930年冬，周貫五所在部隊駐紮在樂安黃陂。與周貫五同族一叔父在紅軍中被逼供為“ＡＢ團”成員，在嚴刑拷問下，胡亂咬出周貫五是“AB團”的同夥。於是，周貫五被紅9師特務連指導員蕭望東帶人給抓了起來。
周貫五被關押期間，審訊者翻來覆去審他3個問題：“什麼時候參加的‘AB團’？”“所在組織的情況？”“同夥有哪些人？”周貫五說，我連“ＡＢ團”是個什麼東西都弄不清白，怎麼可能參加啊？根本不知道這個組織有什麼情況，更沒有什麼同夥。他被斥責為“跟組織對抗”“茅廁的石頭又臭又硬”，各種刑罰接踵而至，折磨得他死去活來，但對逼他交代的3個問題，他的回答始終是“三不”：不承認，不知道，不亂咬。
過了幾天，周貫五被哨兵叫了出去，他以為這次肯定是要殺他了。周貫五被帶到了團部。團長李聚奎（開國上將）同他談話，出乎意料地表揚他：“聽說你不管怎麼捱打，都不咬人，證明你立場堅定，對黨忠誠，不是‘AB團’嘛！”並叫司務長拿來衣服給他換上，又讓衛生員給他的傷口上藥。就這樣，周貫五被釋放了。
後來在回憶此事時，周貫五多次說：“一個革命者，在任何情況下都要說真話，半句假話也說不得。正是說真話救了我的命。這是我的革命生涯的一條重要經驗。”
◆1935年6月，長征途中紅1軍團部分同志合影。
1932年，周貫五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被選去做紅軍的政治工作，後調到保衛局，擔任紅1軍團1師1團特派員。他很是意外，曾經的“反革命”要做抓反革命的工作了。那時特派員的權力很大，可以越過所在單位的軍事、政治主官，直接向上級保衛部門反映情況，保衛局據此直接抓人。
周貫五當特派員，堅持把做好安全保衛、鞏固部隊的工作，與保證作戰任務的完成、搞好部隊建設緊密結合起來。由於他自己有蒙受冤屈的經歷，調查處理人特別謹慎。查案時他總是深入連隊多方瞭解情況，力求把問題摸準查實，然後與團長楊得志、政委黎林溝通，再將核實的情況上報。由於他上報的情況較為準確，採取的措施符合實際，在鞏固部隊、減少非戰鬥減員方面做出了貢獻。在鞏固部隊的比賽中，他所負責的紅1團被評為“模範團”，兩次受到軍團保衛局局長羅瑞卿的表揚。
周貫五也贏得了楊得志、黎林的高度信任，經常讓他參與紅1團的指揮工作。1934年9月初，在第五次反“圍剿”的溫坊戰鬥中，周貫五奉命到主力營1營去執行“特派”任務。
1營在含靈山西側的山頭隱蔽待命。他們發現敵人一個團的兵力開出溫坊後，在山上構築工事，槍械都架在一旁。楊得志命令1營擔任主攻，從敵人的背後發起攻擊，2、3營迂迴到敵人側翼包抄。周貫五督促1營要發揮近戰、突襲的優勢，靠近敵人再打。1營隱蔽行進至離敵人哨兵只有100多米時，敵哨兵發現他們，慌亂開槍，這聲槍響便成了紅軍衝鋒信號。周貫五大吼一聲：“開火！殺啊!”紅軍戰士們的槍彈、手榴彈一齊向猝不及防的敵人傾瀉。被1營打懵了的敵人慌不擇路地朝山的兩側潰逃，又受到2營、3營的火力阻擊，像無頭蒼蠅一樣四處亂竄，1000多敵人很快被紅1團消滅。接著他們又和兄弟部隊配合，共殲敵1個旅另1個團一部，斃傷敵人2000餘人，俘敵2400餘人，繳獲了大量槍支彈藥及其他軍用物資。
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總參謀長楊得志上將在回憶錄中寫道：“紅軍初期，基層連隊有順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員來談話。’周貫五任團特派員，我們不但不怕他，而且喜歡他。因為他公道正派，不搞那些捕風捉影的事。因此，團裡一些重要工作，黎林同志和我都找他共同商量。”
拖著病體走完長征路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紅軍被迫長征。長征前，周貫五生了病，全身發軟，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似的。為了不拖累部隊，他主動提出留下。楊得志知道後，堅決不同意，對他說：“咱們是生死戰友，要走一起走。走不動拿擔架抬你，不願坐擔架，你騎我的騾子！”黎林也說：“我們兩匹騾子3個人騎，一起走。”
1934年10月，身體極度虛弱的周貫五騎著楊得志的騾子，隨紅1團踏上長征路。紅1團是紅軍長征的前衛，不僅擔負著開路先鋒的重任，還要負責為中央縱隊行進做掩護。周貫五隻要體力稍好一點，就堅持隨部隊行軍，不給戰友添麻煩，而且還盡心履行團特派員職責。
當戰士們休整的時候，周貫五仍要全神貫注指揮警戒部隊負責大部隊的安全。他經常長時間蹲在戰壕、山溝裡觀察外面的動靜。他身體本來就不好，抵抗力弱，蹲守時間長了，潮氣、毒氣侵入體內，使得臀部生了一個大膿瘡，疼痛難忍，行走非常吃力。由於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中前進，他的膿瘡沒能得到及時醫治，瘡口發炎，高燒不退。戰友們勸他找個地方住下來，治好病再趕部隊，但他謝絕了，因為他十分清楚，如果在半道離開部隊，很有可能從此就脫離了革命隊伍。他不能半途而廢，就是爬也要跟著隊伍走，哪一天爬不動了，就地臥倒得了。
◆周貫五在冀魯邊區。
楊得志、黎林都要把自己的戰馬讓給周貫五騎，但他以屁股長瘡不能騎馬謝絕了。他知道團長、政委肩上的擔子有多重，絕不能因照顧自己而影響他們的工作，拖累整個部隊。他以頑強的意志與疾病作鬥爭，堅持跟著部隊朝前走。一個多月後，他臀部的膿瘡也逐漸痊癒。
紅1團是紅一方面軍長征路上的一把尖刀，逢山開道，遇水搭橋，突破烏江，強渡大渡河，戰鬥殘酷而頻繁。一路上，周貫五積極協助楊得志、黎林做了大量工作，為紅1團出色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做了突出貢獻。他不僅負責前哨警戒，還要收容掉隊傷病員。如果不能幫助掉隊傷病員跟上隊伍，這種非戰鬥減員對部隊情緒影響就會很大，更何況誰也捨不得丟下生死與共的戰友。周貫五在幫助收容人員追趕部隊途中，常給大家做政治思想工作，鼓舞大家的鬥志，保證了紅1團非戰鬥減員降到最低。
周貫五隨部隊，征服了人跡罕至的大雪山，抵達四川松潘的毛兒蓋。在過草地前，因前面渺無人煙，路上很難找到補給，上級規定過草地時每人背30斤糧食。周貫五體力不支，只背了8斤。進入茫茫的草地沒多久，他患上了重瘧疾，發作時渾身忽而發燒，忽而發抖，他的身體更加虛弱了。
在哈達鋪，紅一方面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周貫五改任陝甘支隊第5團特派員。1935年10月19日，紅軍勝利到達吳起鎮。
揮師戰鬥在冀魯邊區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周貫五任八路軍115師直屬隊政治處調研股股長。參加平型關戰鬥後，任第115師343旅政治部鋤奸科科長。1938年6月，343旅組成東進抗日挺進縱隊，蕭華任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周貫五任縱隊組織部部長兼鋤奸部部長。同年9月，周貫五任“挺縱”第6支隊政治委員，在冀魯邊區艱苦奮戰達7年之久。
1939年初，侵華日軍集中數萬兵力，向冀魯邊抗日根據地的中心區逼進。“挺縱”司令部決定避其鋒芒，主力跳出日軍的合圍，分散活動。周貫五奉命率6支隊在樂陵、鹽山一帶堅持鬥爭。
1月20日，6支隊收到內線情報：駐鹽山日軍西村中隊200餘人押著60輛大車，準備到舊縣鎮安扎據點。周貫五立即召集7團指揮員研究，決定在日軍必經之地韓家集打伏擊戰。7團連夜直奔韓家集布好“口袋陣”，嚴陣以待。周貫五到韓家集坐鎮指揮。
21日上午，西村中隊押著滿載軍需物資的大車，緩緩地行進在公路上。待日軍進入伏擊圈，副團長鴻印一聲令下，拉響了地雷，兩側槍聲大作，日軍遭到突襲，死傷過半；趕車的民夫一鬨而散，大車塞滿道路。但日軍畢竟訓練有素，一陣慌亂過後，很快組織還擊，戰鬥呈膠著狀態。
周貫五趕到前沿陣地，調整兵力部署。突然，日軍一發炮彈落在附近，坐騎大青馬受到驚嚇騰越空中被炸死，周貫五被拋出兩三丈遠，他因腰椎斷裂疼痛難忍，遂躺在擔架上指揮戰鬥，對頑抗之敵發起向心攻擊，將敵全殲，繳獲大批軍用物資。此戰受到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的高度評價。
1939年春，山東八路軍決定開闢魯西、魯南抗日根據地，周貫五奉命率6支隊7團開赴魯南。留在冀魯邊的只有6支隊8團等部隊共1600人，處於日偽頑的夾擊之中，形勢非常嚴峻。蕭華決定周貫五回冀魯邊，任冀魯邊區軍政委員會書記兼冀南區第六督察專員公署專員。
周貫五召開邊區軍政聯席會議，制定了堅持邊區抗戰的幾點意見，提出了“恢復元氣，振興邊區”的口號，組織力量放手發動群眾，擴大抗日武裝，到1940年底，邊區武裝力量發展到近萬人。1941年2月，部隊改編為115師教導6旅，周貫五任政委，下轄16、17兩個團。3月上旬，成立冀魯邊軍區，軍區機關由教導6旅機關兼，周貫五任軍區政委，因司令員在山東分局黨校學習，周代理旅長兼司令員。
當時，冀魯邊區情況複雜，日偽頑與抗日根據地武裝、政權犬牙交錯。尤其是頑軍“河北省民軍第二路”司令張國基帶領2000人不斷蠶食抗日根據地，甚至喊出“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反動口號。
周貫五從抗日統一戰線的大局出發，寫信給張進行規勸。但張把八路軍的誠意視作軟弱，毒打、綁架甚至殘殺抗日干部。周貫五再次寫信向張提出強烈抗議和警告。張收到信後，向周寫了一封“求援信”，稱日軍要襲擊“二路”駐地彭莊，請八路軍支援，他卻暗中密約日軍到彭莊合擊八路軍。
周貫五懷疑其中有詐，因此時八路軍正在發動百團大戰，華北日軍窮於應付，不可能攻打從不抗日的張國基。他將計就計，命魯北支隊牽制津浦沿線的日軍，運河支隊在連鎮、東光等地一帶拔據點、斷交通，寧津、滄縣的抗日武裝對敵進行襲擾，津南支隊則在東光、南皮之間機動待命。他自己親率16團進至彭莊。
張國基見八路軍來了，自以為得計，帶“二路”退出彭莊，同時密報日軍。日軍正要集結行動，津浦沿線紛紛告急，一時亂了陣腳，於是日頑勾結消滅邊區八路軍的企圖落空。
在取得“張、日勾結”的證據後，周貫五決定打掉張國基。11月20日，周貫五指揮部隊把“二路”分割包圍於彭莊、牟家庵兩地。16團1營、魯北支隊連夜向彭莊發起猛攻，張帶1000多人負隅頑抗。21日上午，周貫五命特務營投入戰鬥，頑軍見大勢已去，紛紛交槍投降，張國基被生擒後處決。16團3營、津南支隊、運河支隊將牟家庵的頑軍1000餘人圍殲，震懾了各路頑固派，邊區得以穩定和鞏固。
1940年10月，中共山東分局指示冀魯邊區與清河區打通聯繫，相向發展，連成一片。為實施這一戰略，周貫五組織部隊4次南下。
1941年3月3日，周貫五率16團、17團及旅特務營南下到達臨邑縣興隆鎮、賈橋、武集一帶，遭日偽軍的阻擊。他指揮部隊多次挫敗敵人的進攻。日軍以400餘人涉水渡河，企圖從背後偷襲。16團2營集中5挺機槍隱蔽堤邊，待敵進至河心，突然猛烈開火，400多敵人大部被擊斃，汙血染紅河水，餘敵慌張逃遁。
◆1947年底，中共渤海區黨委會黨委常委合影。（右三為周貫五）
日偽發現冀魯邊區與清河區打通聯繫的意圖後，於黃河沿岸增設據點、崗樓阻截。7月，周貫五派17團團長龍書金率部南下，但在濟陽兩次渡河未果。周貫五率特務營前往增援，命小股部隊吸引敵人注意力，大部則在惠民縣老君堂一帶涉水渡河，與清河區的部隊會合。當晚，周貫五與清河區領導取得共識，在打通兩區的過程中變敵佔區為游擊區，變游擊區為根據地。
根據兩區達成的共識，9月，周貫五派16團1、3營再次南下，由新海、無棣向南挺進，清河區山東縱隊第3旅渡過黃河向北挺進。兩支部隊南北夾擊，殲日偽頑軍3000餘人。10月，兩區大部隊在沾化縣老鴰嘴勝利會師。
周貫五著手在這一區域建立根據地，成立沾（化）陽（信）無（棣）工委，將16團1營2連的3個排分別配屬沾化、陽信、無棣三縣，名為沾化小隊、陽信小隊、無棣小隊，向沾、陽、棣偽頑區推進，52個村莊成為根據地。
1942年元旦，日偽軍8000餘人採取“鐵路為柱，公路為鏈，洪溝為牆，碉堡為鎖”的“囚籠”戰術，掃蕩冀魯邊區。周貫五和指戰員們一起吃野菜、草根、樹皮，一起露宿，一夜數移，與敵人周旋。為破敵“囚籠”戰術，周貫五將16團的主力改為獨立團，遷至清河區；17團及16團餘部與一、二、三分區合併，組成若干地區隊、獨立大隊直屬分區指揮。1943年9月，二分區司令員龍書金率部攻克敵碉堡、崗樓130餘座，破壞二分區境內的所有公路，一、三分區部隊拔除敵人的部分據點、崗樓，冀魯邊根據地逐步得到恢復。
1944年1月，冀魯邊和清河區合併為渤海區，周貫五任渤海軍區政治部主任。為執行大反攻任務，渤海區部隊編為第7師和第6、第7旅，周貫五任7師政委。1945年10月，第7師奉命進軍東北，周貫五被留下任軍區副政治委員。
1946年6月，周貫五與司令員袁也烈指揮渤海軍區部隊解放德州，全殲守敵6000餘人。1947年10月，渤海軍區部隊改編為華東野戰軍渤海縱隊，周貫五任縱隊政委，率部參加周張、昌濰戰役，共殲敵1.3萬人。1948年9月參加濟南戰役，編入攻城東集團序列，殲敵8170人。11月參加淮海戰役第二、三階段的作戰，共殲敵5000多人。後周貫五任華東南下幹部縱隊第3支隊司令員，率4500餘名幹部南下，投入新解放區的建設。
公道待人剛直為人
新中國成立後，周貫五任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華東軍區幹部管理部第二副部長，浙江省軍區第二政治委員，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
周貫五在浙江省軍區、南京軍區任職的20年間，政治運動頻繁，作為管政工的領導，他聯繫自己剛參加紅軍時被錯打成“AB團”的切身體會，對部下反覆強調：政治運動中的人和事，一定要細之又細，慎之又慎，不能輕易扣帽子，否則扣時容易摘時難，會影響人的一輩子，還要連累他們的家人。
1956年，浙江省召開黨代表大會，當時軍區代表、速成中學某政委在會議期間，和部分地方代表一起對省委領導提的意見很尖銳。翌年反右派，地方一些提過尖銳意見的代表被劃為右派。省軍區部分領導欲將某政委也劃為右派，複議時周貫五大罵某政委：“無組織無紀律，典型的自由主義嘛！”定性為“自由主義”，使某政委免遭右派之禍，他感恩終身：“周政委罵我，實際上是救了我！”由於周貫五掌握政策穩妥，軍區只有個別人被劃為右派，避免了許多後遺症。
“文革”期間，周貫五作為南京軍區分管審查干部的領導，反覆告誡審案人員不準搞逼供信、搞假案、亂點名。凡上面或其他軍區轉來的揭發材料，周貫五指示工作人員以“三不急”辦法對待：一不急於上報；二不急於與當事人見面；三不急於下結論和處理。至於對被“審查”對象的結論和處理，均留待運動後期再說。有人貼周貫五的大字報，攻擊他“右傾”，他看後一笑置之。“文革”結束後，這些被“審查”幹部的“問題”均不了了之。在那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中，能夠做到這一點確實是很不容易。
◆1961年2月，周貫五與賀龍、羅榮桓等在一起。
1967年初，駐南京某軍事院校造反派把周貫五揪去，逼他對“打倒許世友”表態。周貫五耐心地向造反派說明：許世友是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對革命貢獻大，是打不倒的，即使他工作中有缺點錯誤也是打不倒的。造反派採取車輪戰，將他圍鬥了兩天，逼他舉臂喊口號，當造反派舉臂喊“打倒許世友”的口號時，他便舉臂高喊“許世友打不倒”。
1967年夏初，中央組織部派人來找周貫五，調查文化部代部長、黨組書記蕭望東“在紅軍時期忠實執行王明路線，殘酷打擊迫害周貫五情況”。周貫五如實寫完證明材料後，對來人說：“我1930年冬被抓‘AB團’受過打擊迫害的事，與蕭望東無關。他當時是紅3軍第9師特務連指導員，我在第9師第27團當宣傳員，上面說我是反革命，命令蕭望東來抓我，他僅僅是執行命令；如果當時上級說蕭望東是反革命，命令我把他抓起來，我也會執行的，因為不執行命令是要砍頭的!”
同年秋，中央有關部門派人找周貫五，調查總政治部主任蕭華“1938年任八路軍東進抗日挺進縱隊司令員兼政委時被俘叛變的問題”。周貫五對來人說：“蕭華被俘叛變的事，我從未聽說過。如果真有此事的話，我作為當時的縱隊組織部長兼鋤奸部長、後來的支隊政委不會不知道。當時蕭華是縱隊司令員兼政委，外出時有警衛員護送，去做統戰工作，事先對安全保衛是做好安排的，所以不可能發生被俘的事。”周貫五又將這些情況寫成書面材料，交給調查的人帶走。
“文革”後期，蕭華、蕭望東知道了內情，大為感嘆：大老周，大好人啊！
◆毛澤東與周貫五親切握手。
1968年3月，周貫五隨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第一政委張春橋飛赴杭州，參加浙江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他們一起來到浙江省軍區機關禮堂，接見軍區團以上幹部。張春橋首先講話，指責浙江省軍區機關、部隊是“保守派”“地頭蛇”，使在場的幹部甚感難堪、委屈。周貫五接著講話，他並不因為“文革紅人”張春橋在前面已經講了“定性”的話，就跟著隨聲附和，而是實事求是，該怎麼講就怎麼講。他講道：浙江省軍區機關、部隊是忠於黨中央、毛主席的，是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對上級賦予的任務完成是好的，軍區系統的幹部基本上也是好的。當時，周貫五說出這番話是要承擔巨大的政治風險的，顯示了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的高尚品格。這一席話，也使身處逆境的浙江省軍區機關幹部備感溫暖、受到鼓舞。
周貫五公道正派的品德，為許多人所銘記、所景仰。蕭望東曾這樣評價他：“文革”中政治運動頻頻，有人存壞心整人；有人出於無奈不得不整人；周貫五在“整人”的位置上儘量不整人或少整人，實屬難得。
1987年3月29日，周貫五於南京逝世，享年8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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