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幾乎每一起與青少年相關的涉性事件被報道，都會引發社會對於性教育的探討和思考。不可否認，近些年人們對於性教育的重視程度和接受程度都有所提升，但是性教育現狀卻並不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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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季少女遭遇性侵”“在校女生懷孕生子”“少年性侵他人獲刑”……幾乎每一起與青少年相關的涉性事件被報道，都會引發社會對於性教育的探討和思考。不可否認，近些年人們對於性教育的重視程度和接受程度都有所提升，但是性教育現狀卻並不樂觀。
“女童保護”的一項調查顯示，2714位城市兒童中，有48.74%的人希望在學校接受防性侵教育，3444位農村兒童中，有52.64%的人希望在學校接受防性侵教育。從數據可以看出，希望通過學校接受防性侵教育的意願佔比都是最高。而現實中，要不要在中小學校開設性教育課程仍舊處在討論的階段。
學校該扮演什麼角色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推進學校性教育，教育部2008年發佈的《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將性教育有關內容納入健康教育大框架內，並指出，健康教育的主要載體課程為“體育與健康”，每學期應該安排6～7課時。國務院2011年發佈的《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年）》也提出“將性與生殖健康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課程體系”的奮鬥目標。
在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劉文利看來，學校作為教育的正規渠道和重要力量，開展性教育有其獨特的優勢。她說：“雖然無論從兒童發展本身的需求來看，還是從解決與性有關的社會問題的需求來看，我們都對性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高度認同，但在實際教育中，很多學校並未開展性教育。”
劉文利和她帶領的北師大兒童性教育課題組研究中國性教育問題已經10多年了。他們發現，開展性教育的學校裡，絕大多數父母都非常支持學校開展性教育。“女童保護”的數據也顯示出了同樣的結果。
但是，與父母對學校寄予的高期望值相比，一些學校校長和教師認為，家庭是進行兒童性教育的場所，對孩子進行性教育是父母的責任，而非學校的責任。
在劉文利看來，性教育的確認可父母和家庭作為性信息來源與在幫助孩子建立健康的性關係和人際關係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和學校就可以不承擔性教育責任。
“政府通過教育部門、學校和教師所發揮的作用，在學校這樣一個正規教育場所，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開展高質量的性教育，是對家庭性教育的巨大支持和補充。”劉文利說，兒童性教育的正規化、系統化，只有在學校這個正規教育場所才能辦得到，“性教育是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適用於其他學科的教育規律都適用於性教育，就像語文、數學、科學等課程要在學校開設，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要強制學生在學校接受這些學科的教育，而不是放在家庭或社會辦學機構，性教育由學校承擔主要教育責任道理是一樣的。”
劉文利特別指出，很多青少年都是在上學期間有了第一次性經歷，這就使得學校環境變得更加重要，學校和教師要成為學生獲取性信息的準確來源，通過接受性教育學生能夠掌握相關生活技能，在性活動中做出負責任的選擇。
“學校有良好的教育設施，有可靠信息來源的老師，有正規的課程和教育計劃，有保護和支持學生的環境，這些都是確保性教育正規化、系統化的有利條件。”劉文利說。
教材由誰來制定？
去年3月，杭州蕭山一位二年級孩子的媽媽吐槽學校發放的《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尺度太大”，並曬出含有“男女生殖器相關介紹”的圖片，引發網民熱議。最終，校方收回了這些讀本。
縱觀社會上出現的“性教育讀本”，不難發現，各家的編撰出版都是“各自為戰”，目前還沒有一本統一的“性教育課程教材”。
孫雪梅認為，非常需要有一套教育部統一制定的全國性的性教育課程的教材，“有些大眾可能一時接受不了教材裡的內容，但如果性教育課程普及了，教材自上而下所有學校全覆蓋了，就能更為快速地被大家接受。”
目前，我國中小學國家課程教材的編寫大多為“一綱多本”模式，即教育部頒佈國家級課程標準或指導大綱，各出版社根據標準和大綱組織專家編寫相關教材。這種模式不僅確保了教學內容的基本統一，而且激發了各出版社在編寫教材時注重不同地區和人群特點的需要，進行教學內容呈現形式等方面的創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劉文利認為，中小學性教育課程教材的編寫也可借鑑此模式，教育部或地方教育管理部門依據性教育指導綱要或標準審核和規範中小學性教育教材，鼓勵出版社編寫優質性教育教材，改善目前性教育資源匱乏、水平較低的現狀。
上述引發爭議的讀本正是劉文利和她的團隊研發的，被作為可供學校開展性教育選擇的教學材料。從2010年開始，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目前已經全部出版。這是全世界範圍內，第一個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研發的基於學校課程的、包含72課時內容的小學性教育材料。
“可以說，這套讀本的研發過程，經過了嚴謹的設計、試驗、反饋、修訂、監測等階段，體現了全面性教育的理念，在內容設置上依據教育部《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和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本土化，做出了有益嘗試。”劉文利說，現在這套讀本在北京市的18所民辦進城務工人員子弟學校作為性教育校本課程教學材料使用。她還建議教育部組織專家力量更新2008年制定的《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與時俱進，增加性教育內容。
主要針對防性侵教育的“女童保護”則是在結合國內外兒童防性侵經驗、成員多地試講的基礎上，經過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童小軍、全國律協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張雪梅、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等20多名一線專家數輪修訂後，修改40多次，最終形成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兒童防性侵教案小學版”，填補了國內義務教育階段防性侵專門教案的空白。目前，項目組正在研討制定初中版防性侵教案。
阻力來自於哪？
2018年1月1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與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聯合國人口基金會UNFPA，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聯合國婦女規劃署WNWOMAN和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發佈了《國際性教育指導綱要（2018版）》。按照這份綱要的指導要求，性教育應該以學校教育為主。
為什麼這麼多年來我們國家的性教育課程開展得並不順利？學校開展性教育的阻力來自於哪裡？
孫雪梅認為最大的阻力可能還是源於“觀念上的問題”。劉文利也認同這個觀點，她說，除了傳統“談性色變”避而不談的態度之外，有人認為我國的性教育已經涵蓋在生物課、品德課裡了，不再需要有性教育課了。
“我們可以發現，在生物課和品德課的課程標準裡，的確有少量的性教育內容，如生物課有生殖的內容，品德課有人際關係的內容，但這些內容都是生物學科或品德學科自身學科體系中的一部分，並不是性教育在其他學科中的更上位的設計，而且這些內容也僅僅是涵蓋面非常廣的性教育中很小的部分，對滿足學生性發展的需求和解決社會上與性有關的問題遠遠不夠。”劉文利說。
除了性教育觀念落後外，劉文利與課題組在長期的實踐中發現，性教育師資是開展學校性教育的過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戰之一。
目前，我國很多中小學校沒有健康教育課，更沒有配備專職的健康教育教師，少數勉強開出幾節健康教育課的學校多由體育教師、班主任或校醫承擔，這樣的師資往往很難達到講授專業性教育課程的要求。
現實中，公益組織已經成為中小學開設性教育課程的主要推動力量，“女童保護”調查數據顯示，84.70%的家長支持公益組織進校園對孩子進行防性侵等相關性教育。
“學校缺乏性教育師資的情況下，如果相關社會組織有專業的講師，就恰好能彌補學校的這個劣勢，還能對學校的老師進行培訓，可以成為打開學校性教育大門的一把鑰匙。”孫雪梅介紹說，“女童保護”就通過與地方婦聯、教育局、團委等部門和組織合作，培訓當地教師授課，定期進行線上培訓和講座。
劉文利認為，一所學校是否能為學生提供性教育，校長起了關鍵作用。“我們把校長比喻為學校性教育的‘守門人’，性教育是否能進入學校，是否能作為一門課程，特別是校本課程開設，校長起了重要的作用。”劉文利說，校長應該帶頭鼓勵、支持和創造一個適合開展性教育工作並且能夠滿足兒童需求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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