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擁有龐大的高校教師隊伍，高校教師也一直被認為是“高收入、高社會地位”職業的代表。但事實上，高校教師也有“有苦說不出”的時候。作為教師們的“孃家人”，一直缺位的教育工會是時候站出來做點什麼了。
教育工會是什麼
中國教育工會是中國教育工作者的群眾性組織，是中國工會的一個特殊產業工會。
我國高校治理結構中存在的問題
1.行政化傾向嚴重
我國高校行政化積習已久，從內部官僚化的科層管理到薪酬發放、職稱晉升、福利分配等稀缺性資源分配，無不與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行政化傾向的教育體系束縛了人才培養機制的靈活性，其以刻板管理來應對我國當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時代，必然捉襟見肘。
九三學社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62.6% 的受訪者認為，本應在學術資源分配上發揮主要作用的學術委員會，只是裝飾或者僅能對學校重大學術事務提供參考意見。高校學術權力的形式化，將校內行政人員與教師的關係定位為管理與被管理，權力成為衡量彼此話語權的標尺，處於弱勢地位的學術權力無法對行政權力形成有效制約。
2.高校內部權力制衡機制缺失
我國高校內部權力可分為黨政部門掌握的行政權力、學術委員會掌握的學術權力、教職工的民主管理權力。從這三項權力的現實影響力來看，行政權力在高校治理過程中，處於主導地位，學術權力淪為行政權力的附庸，民主管理權力則流於形式。
對此，教育部《2014年工作重點》將完善學校章程、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規程、學校教職工代表大會規定三項制度，作為完善高校內部治理結構的措施加以實施。通過完善學校章程做到行政權力有章可循，通過學術委員會規程保障學術權力的獨立性。規範行政權力運行，提升學術權力地位，實現高校內部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二者之間的平衡。此外，教職工代表大會則是對廣大教職工民主參與權利的重要保障，亦是對行政權力的制約。
但是，三項制度的規範化建設，依舊沒有從根本上抑制高校的行政化傾向。
教科文衛體工會作為中華全國總工會下設的產業工會組織，其所承擔的參與、維護、建設、教育四項職能，在我國高校治理工作中應擔負起更大的職責。全國總工會提出了增強“三性”、去除“四化”的改革方案，其中“四化”指當前工會的主要弊病 ：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在行政化傾向同樣嚴重的高校，教育工會工作作風與企業工會相比行政化尤為明顯。
從具有行政級別的校工會主席到學院黨支部書記擔任的工會委員，都側重於教職工日常福利活動的組織，卻忽視了教職工權益的維護以及對高校行政管理事務的參與。由於工會的缺位，當教職工與校方發生勞動爭議時，不是尋求內部調解處理，將矛盾化解在萌芽中，而是通過司法途徑解決。
教育工會缺位的情況下我國教師的處境
1.教師身份認同的現實困境
對於普通僱傭勞動者來說，通過工會行使集體勞權，成為個別勞權實現的必由之路。但是，對於教師這一群體來說，問題似乎變得有些複雜。
我國傳統儒家思想認為，與他人抗爭或爭取權益有失師道尊嚴，這就是為什麼儘管教師對自身社會經濟狀況不滿，但與此有關的爭取權利的集體行動事件甚少。
2016年騰訊教育對在校教師進行了問卷調查，通過41萬份有效答卷發現：“九成教師認為教師的付出與回報不成比例；近七成教師認為社會不尊重教師職業 ；八成以上教師認為教師社會地位低 ；近四成教師認為如果可以重新選擇，絕不從事教師職業 ；近五成教師表示絕不會讓其子女從事教師職業”。職業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導致教師群體長期處於心理失衡狀態。
2.我國高校教職工勞動權利現狀
我國教職工身份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從高校所有制屬性來說，可簡單分為公立高校和民辦高校；公立高校內部分為教師與工勤人員；教師群體又可分為在編教師與非編制教師。
我國公立高校教師薪酬經費的來源可以分為國發、校發、院發三部分，工資增長幅度依託於上級財政差額撥款以及高校、院系的創收能力，無法通過僱傭雙方的集體談判解決，故工資增長的集體協商，並不是高校教育工會所關注的領域。但是，監督有關教職工切身利益的薪酬分配方式、績效考核方式的制定過程是法律賦予工會的權力。
民辦高校教師權利保障機制匱乏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國法律機制不完善，僱主的違法行為得不到及時糾正；另一方面是民辦高校教師工會缺位，不能發揮維護教職工權利的職能。
工會在民辦高校教職工權利保障中的重要性已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2015 年北京市總工會按照“產業負責、區域配合”的原則，採取“集中協商、二次確認、分別通過、屬地備案”的協商模式，全面推進教育系統已建會民辦高校、中小學、幼兒園及各類培訓機構普遍開展集體協商。保障民辦高校教師的勞動權利，必須確保教育工會的獨立性，使其切實代表廣大教職工的利益，將集體協商機制落到實處，確保教師體面勞動權利的實現。
高校內部治理結構中教育工會的作用
1.讓工會有魂
教育工會作風轉變的前提是改革其行政化的組織架構。要還原高校工會的本質功能，就要在去行政化上進行深入探討。確保工會組織的群眾性，首先在於其組成人員的群眾性。高校教師的高素質具備了依據《中國工會章程》直接選舉基層工會主席、工會委員的基礎，由普通一線教職工組成的工會委員會，能夠基於利益的一致性，更加專注於教師勞動權益的維護。
2.讓工會有話
通過工會在高校涉及教職工切身利益、學校發展的重大事項上充分表達教職工的意見，比如向行政機構表達關於內部福利分配、薪酬發放、績效考核方案的訴求，形成對高校行政權力的約束。我們不僅要將高校行政權力關入制度的籠子，還要使其處於廣大教職工的民主監督之下。
教育工會在今天的互聯網生態下，應及時發佈相關事項，通過工會委員、網絡即時收集、反饋教工意見，充分調動職工民主參與的積極性。工會應積極承擔職責，當教師在職稱晉升、教學評價等方面受到不公正對待時，能夠代表教師向學校尋求公正結果。
3.讓工會有權
高校工會與企業工會的不同之處在於其所屬行業及職業的特殊性，作為教師職業技能組織，對教師職業技能的提升有著更為專業化的要求。工會不僅要保障高校學術權力的獨立性，還要確保教師獲得更多提升素質和能力的機會。儘管人事部門有專門的師資科負責教師培訓工作，但是工會亦有責任為教師爭取進修機會和獲取相關教育資訊，並在科研經費安排中，確保高校內部處於相對弱勢的青年教師獲得傾斜性扶持，促進教師個人職業生涯的發展。
本文觀點均來自以下文章：
《我國教育工會在高校內部治理結構中的作用分析》
刊於：《工會理論研究》2018 年第 1 期
工作單位：山西財經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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