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據中國青年報7月4日報道，很多年後，賈相軍已經記不太清他17歲那年的夏天。在一個晴朗的上午，他騎著一輛借來的自行車去了一趟公安局。他完全沒想到會自此失去自由:他有過好感的一個姑娘被殺了，警察託人捎話請他去接受詢問。他以為自己只是配合調查，不知道會被定為強姦殺人案的嫌疑人，並且最終被法院定罪。
27年過去了，賈相軍已經刑滿釋放8年。他組建了家庭，有了孩子，做了小包工頭，但跟在獄中那些年一樣，他的主要精力仍是一次次向不同的人辯解那個夏天的事情，試圖證明自己與那個姑娘的遇害無關。
他的父親--山東聊城的一位農民，在去世前有25年也一直在做同樣的事情。2016年逝世時，這位父親留下的遺產包括兩大摞申訴材料，多個記錄申訴歷程的記事本，以及一個寫滿申訴途徑的電話簿。一些本子上塗有大大的“冤”字。
這家人始終在為賈相軍喊冤。但他是否真正冤枉，最終取決於法院的裁判文書，而不是那些發黃的本子。
44歲這年的夏天對賈相軍來說又是難忘的:2018年6月12日，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工作人員當面告知他，他的案件已由院領導牽頭，組織專門團隊展開復查。
賈相軍第一反應是“害怕被騙”。這是他第37次來到這家法院，僅2005年到2007年，他和父親的申訴就在這裡以信訪條目被記錄在案13次。6月12日這天，他找了好幾位工作人員求證案件複查的消息，得到確切答覆後，感到內心“突然踏實了一些”，認為自己的案子有了解決的希望。
賈相軍提出，希望查閱自己的訴訟檔案，為可能的案件再審做準備--如果案件重啟，他需要根據案卷來準備辯護詞;如果不予再審，他打算閱卷後繼續提出申訴。另一個原因在於，這件事情已經困擾他27年，他始終不清楚自己被定罪的全部依據。
翻來覆去的口供與不在場證明
“是不是你乾的?”賈相軍同村的發小賈慶才記得，27年前他問過賈相軍這個問題。
1991年5月20日，聊城一個20歲的姑娘失蹤了，3天后她的遺體出現在一個魚塘裡。一個月後，警察傳訊了賈慶才，拿著死者的照片問他是否認識，又問起賈相軍是否認識死者，並讓他通知賈相軍次日到公安局。
捎話時，賈慶才提醒賈相軍，“幹了就趕緊跑。”
賈相軍一臉疑惑，認為自己被喊去只是配合調查。他曾和死者在城中短暫共事過，但聲稱二人沒有深交。他們先後離開了一起打工過的單位。
賈慶才捎話這天，17歲的賈相軍像往常一樣去批發市場賣掉了自家收穫的黃瓜和西紅柿。他當晚留宿在城裡，借住在賈慶才處，次日揣著178元菜錢去了公安局--等到他下次回家，已經是36歲。
經過偵查、起訴，這年秋季，他被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山東高院核准了判決。
27年來，賈相軍始終未能從法院取得完整案卷。他只有1991年聊城中院的結案報告、山東高院的核準報告以及《聊城日報》當年的報道。他試圖從這些材料中拼湊出事情的來龍去脈。
中院和高院的兩份報告分別提到，賈相軍的遠親張某和念某夫婦作證，稱賈相軍與受害人談戀愛，一度讓念某向受害人提親;另一位與賈相軍和受害人均認識的證人梁某說，賈相軍曾透露欲對受害人報復。高院的報告還記錄，賈相軍多次向受害人求愛，且為此拒絕其他女生，後遭受害人回信拒絕，稱“非要玩了×××(受害人)不可”。
兩份報告裡另一項被賈相軍著重質疑的內容，是案發時間。據報告所述，案發當日晚8時許，賈相軍在受害人下班處等候;晚10時許，二人行至魚塘，賈相軍開始以戀愛為名糾纏受害人;晚12時許，實施了強姦行為。《聊城日報》當年的報道披露，賈相軍受審時辯稱，案發當晚他與賈慶才及另一位朋友馬某在一起，無作案時間，但賈慶才與馬某否認當晚與賈相軍在一起。
很多年後刑滿釋放，賈相軍找到賈慶才和馬某對質，二人寫下了書面證明並按下手印，推翻了當年的證詞。
賈慶才的書面證明說:“我與賈相軍、馬××在1991年5月20日一起睡在家電公司閘口倉庫。馬XX夜班回來，大約晚11時左右聽到敲門聲，我讓賈相軍拿鑰匙給馬××開的門。第二天早上大約8時，我給馬××開門走了，我和賈相軍又睡了會兒。”馬某的說法與之基本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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