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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讀者如何利用暑期彎道超車成為“優秀讀者”？如何同時選修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衛斯理大學、康奈爾大學、韋爾斯利學院的文學精讀課？
答案只有一個：認認真真翻開納博科夫文學講稿系列，參加一場“納博科夫的文學課”吧！
納博科夫的文學課
2018 年 7 月 1 日 本週日 14:30 - 16:00
上海市吳中路 1588 號愛琴海購物公園7樓
光的空間·新華書店
嘉賓
馬凌
（史學博士，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陳以侃
（自由譯者、書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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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參與人數有限，先報先得）
藝術家、瘋子、流亡者、一個無限憂鬱的人
文｜思鬱
原發於｜經濟觀察報書評
一
二十世紀文學史上，很多經典都不是靠作家一人就能完成的，而是由時代共同書就。有種文學理論認為，作家在寫完作品的那一刻開始，這本書已經不再屬於作者，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作品在完成之後，還要接受大寫的時代檢驗，某些作品如果生於其他時代很可能湮沒無聞，但是完成在一個恰逢其時的時代裡，作品經歷過重重的艱難險阻，會從一部普通的文學作品變成一個時代的傳奇和神話。作家創造作品的過程會被反覆賦予一種神聖性，它艱難的出版史、傳播史、評價史、與保守而傳統的審查制度抗爭的被禁史，參與建構世界秩序的歷史，都會被反覆講述，確認一種文學經典不容置疑的屬性。
二十世紀文學史上，這樣的作品並不在少數。比如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從普通讀者的角度看，幾乎很難理解，這樣一本幾乎很少人能讀完和讀懂的書，為什麼會被奉為現代文學史首屈一指的經典。哈佛大學的凱文·伯明翰專門為此寫了一本書叫《最危險的書》，解釋這檔子事，《尤利西斯》的被禁和出版，就是現代主義從沉默走向前臺，爭奪話語權的經典文學塑造史。《尤利西斯》的艱難之路並非孤例，像俄國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成就經典之路同樣坎坷多變，只不過它的神話塑造源自被選中參與了文化冷戰和戰後世界秩序的重建。這個故事可以參見即將出版的《出版記》和已經出版的《當圖書成為武器》。
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
帕斯捷爾納克因為在海外出版《日瓦戈醫生》，在蘇聯國內被孤立，還被迫拒絕領取 1958 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這本書先是在海外的多個國家翻譯出版，俄文版遲遲未見，所以很多學者都察覺到這本書背後有陰謀論。根據後來的資料披露，它確實是美國中情局推動文化冷戰的參與項目，《日瓦戈醫生》本身的藝術性被政治陰影遮蔽了。比如納博科夫，就曾在不同的場合，評價《日瓦戈醫生》，說它拙劣，笨拙，枯燥，老套，虛假，蹩腳，愚蠢……幾乎能想到的醜陋的詞彙都可以形容這本書。
二
納博科夫為何對這位俄裔同胞的作品批評起來如此不留情面？這個話題，細究起來非常有意思。表面上看，當然是兩位不同風格的小說家之間的價值觀分歧，但是考慮到納博科夫一貫的毒舌風格，他幾乎看不上任何比他優秀的作家，連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被他貶低得一無是處，海明威也不入法眼，更別說一個帕斯捷爾納克，你也可以說他的性格使然。但是，我們更不能忽視的一個原因，《日瓦戈醫生》的美國版是在 1958 年 9 月中旬上市，當時《洛麗塔》正佔據在暢銷書排行榜的第四位，等到了九月底的時候，《洛麗塔》佔據了排行榜的第一位。這個記錄只保持了七個星期，納博科夫的小說就被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擠到了第二位。如果不是帕斯捷爾納克獲得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相信《洛麗塔》佔據暢銷書排行榜的記錄會更長久一些。（歡迎戳標題《
納博科夫：確認了眼神，我和你們不是一路人》回看相關文章）讓我們先回到文學創作的起點，從源始的意義上，關注納博科夫與《洛麗塔》的故事。這也是一個俄國文學流亡者通過努力在美國這片大地上實現自我價值，走向成功的典範。這個故事經過後來的無數學者的宣揚和書寫，已經變成了很多流亡者實現“美國夢”的代名詞。
美國傳記作家羅伯特·羅珀的《納博科夫在美國》，特意用一個醒目的副標題來表明這種成功：“通往《洛麗塔》之路”。《洛麗塔》並非納博科夫最為滿意的作品，但毫無疑問，《洛麗塔》一定是他最為成功的作品。納博科夫後半生的安逸生活應該感謝《洛麗塔》的成功，而且他用這種商業的成功證明，一個純粹和嚴肅的藝術家，也能通過寫作來獲得世俗的成就。但這種成就，正如我們開篇所宣揚的，絕不是作家一人單獨完成的，時代的因素，社會的風氣，出版人的努力和評論家的推崇，在這些合力之下，《洛麗塔》才在經典的序列中贏得了一個合適的位置。
納博科夫與妻子薇拉
納博科夫一家是在 1940 年 5 月從巴黎輾轉到美國的。在法國流亡時期，納博科夫以“西林”的筆名贏得了不小的榮耀，法國和德國的俄國僑民圈子裡，大家都知道這位用俄語寫作的小說家是個天才。但也僅此而已，用俄語寫作，自然無法融入到巴黎的主流文學圈，納博科夫終究還是小眾作家。博伊德和羅珀兩位傳記作家都曾提到過納博科夫在巴黎的時候，有兩次機會跟大神喬伊斯的會面，但是在喬伊斯面前，這個平時張揚和毒舌的小說家變得很是低調和靦腆。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在他心目中是二十世紀的文學傑作，在真正的天才作家面前，納博科夫才會心悅誠服。多年後，《洛麗塔》無法在美國出版，只能在海外尋找出版人。納博科夫最先想到的就是莎士比亞書店的老闆西爾維亞·比奇，這位曾經出版《尤利西斯》的女人。能夠與《尤利西斯》並列，一直是他內心深處的渴望。
三
話說回來，初到美國，納博科夫和妻子薇拉，還有他們的四歲的兒子德米特里，面臨的困難已經讓他們焦頭爛額了。他們一切都要從頭開始，找工作，租房子，給兒子找學校，如此等等，佔據了他們的大部分時間。其實他們還算幸運的一部分人，“二戰”期間，從法國和德國流亡到美國的人群大有人在，他們至少還有朋友照顧。納博科夫在美國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給斯克裡伯納出版社當打包員和快遞員——這可是出版過海明威、菲茨傑拉德和托馬斯·沃爾夫的出版社——納博科夫根本不會給書籍打包，再說這個工作待遇太低，無法養家，只能作罷。
納博科夫在美國的生活簡單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一是用寫作拓展自己的人脈和文學圈的影響力；二是教書養家；再就是不斷地遠足、捕捉蝴蝶——這是納博科夫終生的愛好，有時候對蝴蝶的激情會超過寫作的激情。
一般，流亡到美國的作家和藝術家都是以教書為生。這不是流亡者的困境，而是所有藝術家的困境，大多數藝術家和作家都無法靠創作純粹的藝術作品養活自己，就算美國本土的藝術家和作家也免不了為生活奔波。借用詩人奧登的“吐槽”來形容，這是我們文明的悲劇，“關於我們的文明，一個令人傷心的事實就是，詩人只有通過寫作或者談論自己詩藝的東西，而不是通過寫下實際的詩，才能賺到更多的錢”。詩人無法通過詩歌來生活，只能寫作評論，出書或者教書。
小說家同樣如此，更何況一個剛到美國的籍籍無名的小說家納博科夫。在美國的大部分時間裡，納博科夫都是通過不斷的教書和演講，掙得養家的費用。納博科夫先後在斯坦福大學、威爾斯學院、康奈爾大學和哈佛大學當教書先生，這其中在康奈爾大學任職時間最長，其他學院要麼是打醬油，要麼是走過場。在康奈爾大學時期，他的家庭和生活都日趨穩定，待遇穩步攀升，聲望也逐漸建立了起來，更重要是，在這個時期，他的寫作碩果累累，不但完成了《洛麗塔》、《普寧》、《說吧，記憶》，還翻譯了將近兩千頁的歌劇史詩《奧涅金》和古斯拉夫民族史詩《伊戈爾遠征軍》。納博科夫精通俄語、法語和英語，他不信任其他翻譯，在課堂上教授俄國文學的時候，也是先自己翻譯，然後再進行講授。他以前用俄文寫作的作品，因為信不過英語其他譯者，大部分也是自己親自動手翻譯成英文，剩餘部分也有他的妻子薇拉和兒子德米特里的參與。
《納博科夫在美國》
[美] 羅伯特·羅珀 著
趙君 譯
花城出版社
2018 年 2 月
但是納博科夫在美國教書更重要的是，讓我們通過他的文學課瞭解到一個作家的文學觀。他對俄國文學的深情，對歐洲文學的挑剔，以及對很多知名作家的不屑，都透過他的文學課堂呈現了出來。他的課程講義後來以《俄羅斯文學講稿》、《（歐洲）文學講稿》和《講稿》出版發行，現如今也是批評史上難得的作家涉足批評的典型。
《納博科夫文學講稿》系列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8 年 6 月出版
納博科夫在本來繼承了鉅額遺產，可以保證他過著優渥的貴族生活，但 1917 年 10 月之後，這一切都通通喪失，他父親也死於一次暗殺行動。從雲端跌落泥淖的苦痛，納博科夫在流亡過程中，已經深深體會到了。所以，納博科夫終生對政治都深表厭惡，他在各種場合都強調根本沒有蘇聯文學的說法，他只相信文學的藝術性，政治涉獵文學只會玷汙藝術性。
這是他的文學觀，借用小說家丹尼洛·契斯的說法，納博科夫的所有作品，他的整個姿態，都是在為維護精神價值而大聲疾呼，都是在對抗精神的混亂，對抗時代的愚蠢，對抗錯誤的價值，對抗那類按照非美學的、心理學的或精神分析學的標準來評判藝術作品的文學批評。
一個八卦可以佐證他的文學觀，在課堂上，納博科夫因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洛伊德貶低得一無是處，導致有學生摔門而出，以示抗議。他在課堂上給俄國最偉大的作家排名：第一，托爾斯泰；第二，果戈裡；第三，契訶夫；第四，屠格涅夫。然後點評說：“這很像給學生的作文打分，可想而知，陀思妥耶夫斯基正等在我的辦公室門口，想為他們自己的低分討個說法。”
四
從藝術的角度來理解納博科夫的文學倒是沒問題。但我們不要忘了，一部作品一旦完成，它的傳播和評價都無法由作者來左右。正如伊朗裔作家哈扎爾·納菲西在高壓政治環境下的伊朗偷偷教授她的學生閱讀《洛麗塔》。她們的解讀因為身處獨特的政治語境，反而衍生出了其他含義。在納菲西看來，這個講述十二歲少女走投無路的故事真相，不是一個十二歲的少女被老色鬼強暴，而是一個人的生命被另一個人剝奪。從這個意義上說，《洛麗塔》“反對一切極權思想的本質”。
1962 年，庫布里克所導演的電影《洛麗塔》
用這種方式理解《洛麗塔》，肯定不是納博科夫的本意。但是好的作品是向所有人和所有的時代開放的，納博科夫無論對隱喻式的政治解讀多麼反感，他卻無法阻擋任何人用自己的方式理解《洛麗塔》。就如同羅珀在《納博科夫在美國》中，力圖通過自己的方式來拆解納博科夫寫作《洛麗塔》的過程。他猜測引薦納博科夫到斯坦福大學教書的同事亨利·蘭斯是《洛麗塔》創作的一個誘因，因為蘭斯曾私下向納博科夫透露過，他喜歡勾引小女孩。
他還推測，納博科夫受到威爾遜的部分影響。在開始創作《洛麗塔》之際，威爾遜正好送給他一套哈維洛克·艾利斯的法語版《性心理研究》，其中附錄部分記錄著一個老男人對自己性經歷的懺悔錄。
羅珀還揣摩，納博科夫受到當時的一則社會新聞的影響。五十年代的一則新聞報道中，一個被解僱的汽車修理工，誘拐了一名十一歲的女孩。羅珀分析認為，《洛麗塔》第二部分的故事框架大概源於這則社會新聞。
1997年，由傑里米·艾恩斯主演的《洛麗塔》
羅列以上的例子不是想證明羅珀的推測正確，而是想表明我們無法用這種拙劣的方式來拆解一部作品。任何作家寫作，就算他蒐集了很多素材和資料，我們也無法知道作家是用何種方式利用這些原始的資料。在原始的資料與已經成型的文學作品之間，橫亙的是一個天才作家的天賦。很多文學研究者已經發現，納博科夫很多作品中都已經涉獵過這個題材。納博科夫總共 19 部長篇小說裡，至少有六部的內容是與少女的性問題有關。納博科夫用自己的文學觀為自己選擇的體裁辯護，說文學寫作是一個審美問題，不是一個道德問題。我們無法僅從作家選擇了一個社會禁忌的題材，就可以推斷作者本人的道德是有問題的。其實無數小說家都曾不同程度涉獵到禁忌的題材，這種禁忌有社會的、歷史的、色情的、政治的因素摻雜其中。寫作本身應該是百無禁忌的，我們不能用道德的眼光去審視文學，更不能武斷地推論凡是涉獵這種題材的作家都是罪犯。
（完）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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