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不久，“好心”的萬科在深圳富士康廠區附近的城中村搞了一項“民心工程”——把廉價的城群租房改造成“藍領公寓”，卻引起了富士康和富士康工人千載難逢的一致反對：房租即將上漲30%-50%，甚至更高，工人一臉迷茫：曾經許多位工人跳樓用命換來的工資微小提升，這次要被萬科全部奪走了。為什麼會這樣？本文作者為一位北大社會學碩士，畢業後留在清湖服務富士康工人，開展社區工作。對這次萬科的行為，他有話要說。
已經進行了一年的深圳城中村改造，卻在近期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不是因為萬科，而是因為富士康。
在清湖社區，居住著10W+富士康員工。這幾年來，清湖的房租每年都會有輕微上調，工人只能默默忍受。然而萬科突然插足的城中村改造卻讓工人猝不及防：雖然萬科現在還在瘋狂收房階段，但根據周邊的“改造成功案例”窯排、伍屋村為例，改造前單間價格基本上在650元左右，另加水電費；已經改造好的金地清湖草莓公寓單間價格最低1800元，但基本上沒房，一般都在2200元以上。一房一廳的改造前價格基本上在900-1200之間；改造後的草莓公寓價格基本上都在2600以上。
富士康工人的工資，普遍在3000~4000元，如此高的房租肯定是承擔不起的。許多人已經準備撤走，重新進入漂泊。
富士康，曾經以世界工廠典範的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後來又成為“自殺工廠”，一個又一個的工人用自己的墜落傾訴著無法言說苦痛。如今無家可歸的富士康工人又該如何面對？
“富士康和工人的利益，終於一致了”
兩家世界五百強以這種方式相遇，有工友感嘆，這一次，富士康和富士康工人的利益終於比較一致了，也充分證明了“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這句至理名言說的多麼正確。雖然直接受到衝擊的是工人，但對於富士康來說這顯然也不是什麼好消息，住宿成本提高了，也就意味著工人的生活成本更高了，對於本來招工就沒那麼容易的工廠來說，這實非幸事。
當然，也有不少分析家擺出萬科已經改造好的崗頭村說事：房租其實並沒有漲那麼高，萬科只不過是替更早進駐清湖村的金地背鍋罷了，並且說明萬科公司對於萬村計劃並沒有明確的盈利要求，一切都還只是在探索之中。這顯然不夠有說服力，漲幅沒那麼高不意味著不漲，即便是一兩百元的漲幅，對於富士康工人和都市白領而言也足以構成負擔；至於萬科並不打算從中賺錢，這種鬼話就更不能相信，任何一種新的商業模式初期盈利大多都是非常困難的，等模式成熟、規模上來之後，利潤必然成為主要的追求目標，這是資本的本性，已經被反覆證明，畢竟你不能指望一家上市公司不看重資本回報。
萬科究竟拿了多少房、升級改造後究竟漲價幾何，這些經過媒體的廣泛報道之後已經不是秘密，但那這件事情究竟意味著什麼呢？對城市發展、產業工人到底會有何影響，卻值得更深入的探討。
勞動不如炒房，幹實業不如炒房……
要理解這一影響，我們需要首先建立一個社會財富的分配框架。我們可以概括性地將創造出來的社會財富分成四個部分：
● 企業（股東）獲得利潤
● 勞動者獲得薪資報酬（反映為可變成本）
● 政府稅收
● 地租（亦反映為成本）
在社會財富總量一定的情況下，這四個部分是此消彼漲的關係，同時也構成了社會利益關係的基礎：企業想要獲得更要利潤，所以會遊說政府減稅（特朗普此舉博得美國企業主的掌聲），會選擇流向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比較低的投資窪地（過去是中國沿海，現在是中國內地和東南亞非洲）；勞動者希望提高收入，所以會通過集體行動來與資本進行博弈；政府則希望廣開稅源、擴大稅基，而土地所有者則希望土地升值。表面上看起來利益的掙多點是絕對量的表現，本質上卻是所佔比例的相對高低。
根據勞動價值論我們很容易就能夠理解：勞動者拿走的是自己的勞動創造所得，政府拿走的部分是提供公共服務所需，股東和地主則是食利者，如果說前者還有一定勞動投入並要承擔較高風險的話，那麼後者則基本上是純粹的食利者。
一個社會，如果食利者所得部分比例過高，那麼就一定會對社會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這也就意味著不勞而獲可以得到大量的財富，而勞動付出者卻只能得到所創造價值的一小部分。如此以來，實體經濟被擠壓、以地產和金融為代表的投機盛行只是一個方面，由此造成的社會價值觀的扭曲則更為根本：既然勞動已經不能創造價值，那為何不去炒房呢？以至於在前兩年深圳樓市一年翻翻的時候，有許多製造業的老闆都在感嘆：
一個百十人的工廠，辛辛苦苦一年到頭能賺個百十來萬已經實屬不易，弄不好還要賠錢；有這些錢買個房，一年躺著就能賺三四百萬，幹實業還有個什麼勁！老闆尚且如此想，更何況你我平頭百姓。說荼毒人心，並不為過。
清湖一個出租房內，房東看管著所有房間鑰匙 攝影：史小兵
無論是炒房者倒買倒賣賺錢，還是城市的本地土著坐地起價收錢，
其本質都是賺取級別地租，接鍋俠無非是勞動者和實體企業。論其根源，則是房地產的市場化改革。房地產的市場化與過去的福利分房相比，當然有其積極性的一面，有效擴大了房屋的供給量；但徹底的市場化，以其利弊相比，恐怕也是功過各半。歸根結底，土地和房子有著不同於其他一般消費品的特性，在一定的地理區域內，因為土地的稀缺導致了房子的稀缺，某種程度上甚至是壟斷。而經濟學的常識告訴我們，稀缺和壟斷會導致價格失控、遠遠偏離其真實價值，而經營者則可以獲取超額利潤，所以才會出現無論中國還是發達國家某些具有較強公共屬性的商品供給會有很強的政府管控：要麼國有化，要麼是價格管制，目的就是防止資本逐利性過度損害公共利益。但房地產市場是個例外，住房具有很強的公共物品屬性，同時因為其稀缺性和保值特點而具有極強的投資價值，二者疊加就使得真正有住房需求的人為投資投機者埋單，後者的收益正是前者所支付的地租。
即便是今天的房價有一定的剛需作為支撐，亦不足以作為論證如此高房價的充分理由。一個簡單的例子，同樣作為必需品的糧食，在人類幾千年歷史上數不勝數的災荒年景，屯糧高價出售者無一例外不僅被道德輿論所譴責、同樣也為統治者所打擊（儘管因為皇權的制度失靈而往往失效），就是因為一個簡單的道理：資本的逐利性，不能以犧牲社會公眾的基本需求為代價。如果我們同意教育作為公共物品不能商品化，那麼住房也是一樣，或者至少也應該在保障基本收入者住房的前提下才能允許有限的市場化。
資本，都是套路
放在這樣的背景和框架之下，我們至少就能明白兩個基本事實：
第一個事實，無論是金地的金草莓改造了翻了兩番的價格也好，還是萬科承諾改造仍然保持原來價格區間也好，都不過是地產資本繼續其城市霸權的表現而已。資本的逐利性註定了其是嫌貧愛富的，改造升級後的公寓顯然更符合白領的需求和承受能力，而不是1100萬的普通打工一族，他們的需求是低價而不是舒適，一旦無法承受，只能離開深圳（實際上已經有工人因此而已經離開或準備離開），而製造業也將因此而面臨更大的壓力而被迫搬離。勞動者和製造業都是利益受損者，政府能否獲得更好稅收尚且不得而知，而本地土著和地產商則是其中的獲益者，四方分利的格局將更加傾向於食利者。
第二個事實，再次證明了勞動者不過是製造業遷移的背鍋俠而已。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但凡提到製造業的發展困難，排在第一位的一般都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並因此使得政府在優化營商環境時將凍結最低工資成為優先選項（廣東即是最好的例證）。此次事件終於使人們明白了一個其實原本就應該明白的簡單道理：工資的漲幅部分只不過在工人的口袋做了短暫停留而已，很快便已落入到房東和地產商的腰包，甚至還不夠。所以，工資上漲的得利者並不是勞動者，而是房東和地產商，勞動者只不過是充當了製造業成本上漲的背鍋俠而已。
感謝萬科和金地，這次為勞動者做了一次正名，儘管以這種方式有點兒殘忍並且尷尬！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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