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淑靜阿姨
郝洪山
趙狄生伯伯（1917.08.13--2004.01.08）和 周淑靜阿姨（1927.11.07--2017.08.20）
認識周姨已經有四十多年的時間了。也可以說，周姨是我那年到新疆當兵時認識的第一個人。而且，我說的這種認識還並非是在一般意義上的泛泛之交，甚至可以這樣說，在這四十多年的時間裡，周姨的家就如同我自己的家一樣，周姨和她的家人就如同我自己的家人一般。
還記得四十六年前的那個冬天，十五歲的我在坐了三天四夜的火車到達烏魯木齊後的當天，就在冰天雪地裡先是來到了臨來疆時哥哥給我介紹的周姨家裡。那時，周姨的家還住在人民電影院附近的自治區重工業廳（後來的自治區電力局）對面的一排平房裡。說心裡話，第一次在周姨當時那個不大的家裡時，就讓對於新疆不僅是初來，而且還多少心有忐忑的我，一下子感到或找到了一種從身體到心裡的溫暖。
當那天終於找到周姨家的時候，我幾乎已經是凍僵了手腳了。但當我一走進周姨家時，就一下子感覺到了那撲面而來的溫暖。尤其是看到和藹可親的周姨忙不迭地給我端茶遞水，並且不停地噓寒問暖的時候，我彷彿又有了看到了媽媽和回到了自己家一樣的感覺。記得那天，在周姨家裡我是靠牆而坐的。或許是感到那面牆的溫度，我也是越靠越緊。誰知，不一會兒我突然覺得後脊背發燙的跳起來：“怎麼這個牆是熱的？”在場的所有人見我一副驚慌失措的樣子，都不由得哈哈大笑了起來。後來，周姨告訴我，那一面牆就叫“火牆”。不過，就是在大家那一下子的開懷大笑中，我非但沒有感到任何的尷尬，反而讓我有了一種如同在家和在兄弟姐妹中間的感覺。
在當兵第二年的時候，我因為打球從五家渠調到了軍區籃球隊。也就是從那時到了烏魯木齊後，一直到我結束了自己“單幹戶”生活之前，周姨的家就成了我在新疆的家。只要是我們沒有在內地比賽和訓練，每逢節假日時，我都是一定要到周姨家裡去“混吃混喝”的。而每次去，周姨全家人也都會把我當作自己家的孩子一樣。有時，我還會好吃好喝、有說有笑的在周姨家一待就是一天。不僅如此，記得那個時候，我看我們體工隊乒乓球隊那些十一、二歲的小孩兒一到放假就想家，也還會把他們帶上一起去周姨家吃上一頓的。其實，當年的我們在周姨家裡不僅是吃到了一頓新疆的美味，更重要的是在周姨這裡可以找得到媽媽的味道與家庭的氛圍。這一點，在當時是比一切都要重要的。
記得周姨當年好像還是兵團二中的語文老師，而趙狄生伯伯那時則是新疆重工業廳的總工。不過，在當時的形勢下，趙伯伯一年到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要在基層參加勞動鍛鍊的。那時周姨身邊的孩子只有趙悅、趙更和趙革姐弟三人。或許是年齡與經歷都相近，我無論是和趙悅、趙更姐妹、還是與趙革小弟，我們亦都是能談天說地、東拉西扯的聊到一起和玩到一起的。
實事求是地講，在當年，我對周姨他們的家庭是充滿了羨慕的。不過，這並不是因為那時周姨家物質條件的豐富，而是因為他們家庭氛圍中那種精神世界的飽滿。在那個艱難的歲月裡，他們一家人亦都是一種開朗樂觀、自得其樂的生活態度。尤其是周姨、趙伯伯和他們孩子們的那種亦父母、亦朋友且其樂融融的母（父）女（子）關係，更是讓人羨慕不已。按說，周姨、趙伯伯與我父母不僅年齡相仿，而且在那個年代的經歷遭遇也有不少的相似。然而，在無論面對什麼樣的挫折與坎坷的時候，他們一家人不僅依然是笑呵呵的工作著，更還是樂哈哈的生活著。說心裡話，在這幾十年中，無論身處什麼樣的社會環境、面對怎麼樣的家庭變故，周姨那種寵辱不驚、泰然處之和始終如一的生活態度，的確也是讓我印象深刻和感觸頗深的。
記得在當年那個少書可讀、甚至是無書可讀的時代裡，我時常還會從周姨家借些書回去悄悄看。而且，在我的記憶中，當年趙伯伯還有一個姐姐在香港，而他姐姐的丈夫好像還是當年楊虎城將軍身邊副官之類的人物，並且還與我們的周恩來總理相熟。他們每次到北京的時候，周總理夫婦總還會與之相見並且宴請他們。後來在周姨、趙伯伯與他們恢復了聯繫之後，我每次去周姨家裡也會經常聽到一些有關香港的情況和消息，並且有時還可以看到一些香港主流媒體的雜誌或報紙（諸如文匯報、大公報等），而這一切在當時又可以說是讓我對球場之外的世界有了一個新的視野和認識。
在這四十多年的時光裡，我從青澀走到成熟、又從成年走向了老年。而在這期間，我的每一步的成長和進步可以說都是在周姨的關心與注視下一路走來的。與此同時，我也可以說是看著周姨家從平房到落實政策後搬到了樓房，又從樓房搬進了廳長小樓。然而，在這滄海桑田和世事變幻之中。唯一沒有變的就是我和周姨一家的情分和周姨他們一家人的那種從容、隨和與笑呵呵、樂哈哈的生活態度。
……
“你悄悄的走了，正如你悄悄的來；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可能在有的人看來，這只是詩人對自己人生的一種理想且詩意的描述與表達。然而，我卻知道這樣一種“理想與詩意”的人生，也的確可以說是可敬可愛的周姨她老人家這一生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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