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说：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
那旗袍就是这个以自恋和孤傲出名的女作家最爱的语言。
《半生缘》中曼桢穿浅粉色的旗袍，袖口还压着窄窄的一道黑白花边。那是青涩少女的初放。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穿月白蝉翼纱旗袍，以其若有若无的妩媚俘获范柳原的心，那是萌动爱情的盛开。
《封锁》中吴翠远穿白洋纱旗袍，那是少女爱情幻梦破灭的表征。
《色戒》中王佳芝穿电蓝水渍纹缎旗袍，那是一个成熟女人对爱的最佳表白。
直至1995年，她自己在家中安静地穿上赭红色旗袍，带着风霜后的愈发艳丽、绚烂后的渐次深暗，优雅地走完一生。
她用旗袍告诉世人她的一生。
如果让我找一件最能诉说中国女子韵味的服装，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旗袍。
它是江南水乡的薄施粉黛，是细雨颓巷的浅锁蛾眉，是古镇街头的玉手抚琴，也可以是十里洋场的云鬓高挽。
是暮春，春服既成，风乎舞雩，袂角轻轻飘动，旗袍上的花纹在温暖的日照下的流光溢彩。
是初秋，梧桐疏雨，寻寻觅觅，那只袍上之蝶如秋之枯叶，只随着久坐女主的呼吸而微微掀动。
旗袍，是一首性情飘逸的唐诗，是一阕画意浓郁的宋词。
是冷艳、华丽，是婉约、奔放，是诱惑、妩媚、端庄。
旗袍的美感，是任何服饰都无法复制的，故而也无法超越。
旗袍，横空出世于上世纪20年代，那个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时期。
它脱胎于旗女的袍服，植根于时代的觉醒与解放，具有中国传统特色和西方时尚元素，让严遮密掩的传统观念和美就表现的开放思想，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协调。成中西服饰交融的设计典范。
别以为正式场合，西装革履，衣冠楚楚，那是别人家的行头，中国男人还没有撑起西装的肌肉与骨骼，它也不能把中国男人的坚韧、儒雅表达几许。
而马褂只会让我想到旧社会上海滩的瘪三抑或现在油腻的中年，它还承担不起现代中国男人的角色认定，或者说中国男人还没有找到表现自己身体的“语言”。
尽管，马褂的特点与旗袍类似：立领、连袖、盘扣。但，立领，颈脖不便；连袖，拖泥带水；盘扣，复杂烦难。对男人而言，上厅堂，不雅观不严肃；下马场，不爽快不方便。
而旗袍，小巧立领，环绕着纤柔蝤蛴；整幅布匹，流淌着曼妙身躯；下摆开叉，摇曳着款款步履；密密盘扣，似在正告登徒之子，这里不许窥探，凸凹有致却高傲地显示着女性的韵致。
旗袍是内敛的，从颈脖一直遮掩到脚踝；旗袍是张扬的，臂笼、腰口是一种隐约的乍泄春光。裙拖六幅潇湘水，勾画出女性的玲珑曲线；襟围巫山一片云，熏染了女性的婀娜神秘。
看似典雅、飘逸，又是性感、奔放。
有人说，这效果，就在露与不露之间，诱与戒之中。其实，这或许还是小格气人之言。
它是内敛与张扬的熔铸，安静和灵动的中和，是包容而独立的圆转融通。这或许也有点故弄玄虚的卖弄。
而不遮掩、不炫耀才是旗袍要告诉我们的，这是人类两种非常非常珍稀的品质。
这种品质，可以是张爱玲式的空谷幽兰，遗世独立；赵一荻式的盛夏雨荷，映日别样红；可以是林徽因式的篱间秋菊，云淡风轻；是宋庆龄式的洛阳牡丹，母仪天下。
而我要描述的是另一个更具烟火味的传奇女子。
她生于澳洲，英语比法语好，法语比中文好，却几乎一辈子在中国生活，只爱梳中式髻，穿旗袍。
她是郭婉莹。
父母都是富商巨贾，25岁的她，抗父母之命与清华大学毕业的吴毓骧结婚。而当人见人爱的丈夫喜欢上了别的女人，她穿上他们相识时的旗袍，找上了门，只是平静的告诉对方她是来找丈夫的，然后牵着丈夫的手回了家。
新中国成立后，家人纷纷移居美国，但她却留在了中国。58年丈夫被划右派，关进监狱，很快因病去世。她住在仅仅7平方米的破烂屋子里，独自抚养年幼的孩子。
她安静地看着所有家产被没收，又被送去改造，每天去养猪，还要像男人一样用锤子砸石头。
生活如此巨变潦倒，她却能在煤球炉子上，用熏得乌漆嘛黑的锅，做出异国风味的蛋糕，用铁丝网烤出香脆的吐司。
她穿着旗袍去清洗马桶，站在菜场里叫卖咸蛋。
那一刻的风情，不知谁人能解？ 她依然是当年的那个大小姐。
什么是金枝玉叶，什么叫贵族气质？
在钟鸣鼎食的生活里，追随内心，坚持自我；在穷途板荡的环境里，保持宁静，依然优雅。
我想，这才是旗袍的精神、气质，是中国旗袍散发出永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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