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的“璀璨五彩筆”告別人世
《鄉愁》
小時候，
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
長大後，
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
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
後來啊，
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
我在外頭，母親在裡頭。
而現在，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
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
生命的三個時期
餘先生曾把自己的生命劃分為三個時期：舊大陸、新大陸和一個島嶼，舊大陸是祖國，新大陸是異國，島嶼則是臺灣。他21歲第一次離開舊大陸去島嶼，30歲第一次離開島嶼去美國求學。第一次離開，思念的是臺灣，後來，思念的是祖國，再往後，變成對中國文化——漢魂唐魄的無限眷戀。年輕時，餘先生因為對外國文化的嚮往而選擇主修外文，又屢次去往美國留學和講學。美國文學與文化對他影響愈深，鄉愁也像魔豆般在心底滋長。他日思夜唸的故鄉，是再回不去的故土，深邃的中國文化，已逝的美好，精神的棲所。
瓢潑的人生 蒲公英的歲月
余光中生於南京，9歲因戰亂而逃離故鄉，母親把幼小的余光中用扁擔挑在肩上一路逃到常州，後來又輾轉避難於重慶。在巴山蜀水深處，余光中度過了中學時代。當時的四川戰火籠罩，交通封鎖，反倒是海的那邊，遙不可及，自由遼闊，充滿魅力。十幾歲的余光中一心向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在考大學時，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外文系，他覺得這是自己走出去看世界的唯一路徑。同時考取金陵大學與北京大學外文系的余光中，因為母親的挽留，選擇留在南京。1947年，就讀金陵大學外文系。原以為可以就此駐足故鄉，卻沒料到迎來的是人生第二次逃亡。又是因為戰爭，余光中輾轉南下，直至定居臺灣。
幾次逃亡，數次離鄉，一如餘先生自己稱作的“蒲公英的歲月”。詩人的寂寞，文人的孤獨，餘先生一人佔盡。他孤獨著自己的孤獨，貫穿時空，延展開來，卻在當代無處落腳。他一生思考著生命的始終，明知宿命般的結局，卻依然要與永恆拔河。1966年，不到四十歲的餘先生寫了《當我死時》。詩中，他想到生命的終結是返鄉，回到最初的自己，踏上當年的故土，“這是最縱容最寬闊的床/讓一顆心滿足地睡去，滿足地想”。
“如果我十二三歲，我的底蘊還不夠我寫《鄉愁》”
21歲時，余光中在臺灣寫下《鄉愁》。餘先生說過，“如果我十二三歲，我的底蘊還不夠我寫《鄉愁》。正因為那時我已經21歲，古典名著、舊小說、地方戲這些我都讀過，我對中國文化的瞭解雖然幼稚，但已經很深入，印象很深，所以我不會，也不容易拋棄這個東西，再加上，我父母的鄉音都一直蠻重的。”
“在辦公室，望過去就是我熟悉的故鄉”
“鄉愁不僅是地理上的，更是時間和文化上的”
“詩歌喪失讀者，詩人應該自問，寫得夠不夠好。並非要一目瞭然，但要讓讀者能夠循著你的詩歌進入你的世界。詩人要反躬自省，如何寫出更深入淺出的作品，而不是責怪讀者都去聽流行歌了。不過我有些冤枉，我的詩很少有人不懂的，卻要常常替看不懂的詩人辯護。”“我最得意的詩還沒出現，所以我還在繼續寫。只要還在寫作，我就覺得自己還死不了。”4年前，余光中的幽默言談引來觀眾陣陣掌聲。如今，詩人遠去，詩心與詩作長存。
“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
1966年，余光中寫下《當我死時》，他深情地呼喊：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到多鷓鴣的重慶，代替回鄉。
“文學家寫文章，不只要寫出美感，也要寫人生的道理”
餘先生一生漂泊，從江南到四川，從大陸到臺灣，求學於美國，任教於香港，最終落腳於臺灣高雄的西子灣畔，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藝術的薰陶研習，讓餘先生在中西文學界享有盛譽，往返於兩岸多國，卻依然從未有過“歸屬感”。他詩文的主題，多離不開“離鄉”“鄉愁”“孤獨”“死亡”，讀他的詩，迎面而來的是一種入骨的蒼涼與頑強。
余光中12歲時，父親餘超英開始教他文言文。余光中說，“父親教的文言文基本都是屬於 文以載道的，他教的魏徵《諫太宗十思疏》令我印象很深。”
“不過，當時我更喜歡具備很多美感的東西，後來我的一個舅父補足了這方面的不足，教我《秋風賦》、《阿房宮賦》等，這些美文我很喜歡，也影響後來寫文章的傾向。在我看來，文學家寫文章，不只要寫出美感，也要寫人生的道理。”余光中認為，這些美文都經過千錘百煉和幾百年的考驗，而始終能夠贏得讀者喜愛。
人物簡介
余光中一生從事詩歌、散文、評論、翻譯，自稱為自己寫作的“四度空間”。至今馳騁文壇已逾半個世紀，涉獵廣泛，被譽為“藝術上的多妻主義者”。其文學生涯悠遠、遼闊、深沉，為當代詩壇健將、散文重鎮、著名批評家、優秀翻譯家。現已出版詩集 21 種；散文集 11 種；評論集 5 種；翻譯集 13 種；共 40 餘種。[1] 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詩集）、《記憶像鐵軌一樣長》（散文集）及《分水嶺上：余光中評論文集》（評論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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