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採訪 | 羅潔琪
在日本的超市和藥房，常常有一牆的貨架擺著各種紙尿褲和介護用品。自從日本的核心家庭普遍化，絕大部分的老年人不和子孫同住，就算喪偶也是獨居。2016年6月29日，日本總務省發佈的2015年“國勢調查”（人口普查）稱，65歲以上老人佔日本總人口的比例首次超過四分之一，為世界最高水平。
為了應對超級老齡化，日本從2000年開始實施長期介護保險，其資金的一半來自個人繳納的保費，另一半由政府稅收負擔。在養老機構的介護費用，介護保險理賠90%，個人承擔10%。幾乎免費的服務，把很多老人吸引到各類養老機構。
早晨八點多，馬路上開始穿梭著各個養老機構的麵包車。它們駛入所屬的街道，甚至山頂的小巷子，把老人從家門接去養老院。很多老人不能自理，老伴或者養老機構的職員就用輪椅把他們推出來，隨行的布袋子裝著當天需要的物品，就像日本的幼兒去上學。汽車上有升降裝備，細緻的設計能直接把輪椅和老人同時緩緩滑進車廂，固定在專屬的位置。
在白天，介護士幫他們換紙尿褲，解決大小便的難題，還能坐著輪椅進入有特殊裝備的浴室沖澡或者泡澡。養老機構有公共活動間，他們能聊天，喝茶，或者在工作人員引領下做各種健身操。
下午四點多，當孩子們放學回家，這些麵包車又開始在馬路上穿梭，把老人送回家中。介護服務完成了一天的託管。
有的老人選擇留在家中，長期介護保險也可以提供人員定期上門打掃衛生，幫忙做飯，遠程配送食物等。
除了介護保險，老人還有醫療保險和退休年金，系統地構成養老保障。日本的養老政策存在什麼困境？其理念曾如何變遷？中國的人口結構也即將步入老齡化，日本對我們有什麼借鑑意義？
以下是訪談。
安裡和晃教授。來自京都大學官網。
正午：這幾個月，我在日本生活，觀察到這個國家的福利政策有很成熟的設計。請您談一談日本福利政策的歷史變遷，以及相應的理念變化。
安裡和晃：我不瞭解日本福利政策的具體歷史，不過，知道一場關於性別的公開討論帶來了重大的變化。日本一直是男權社會，男主外，女主內，對老人的照顧是兒媳婦的責任。這種被認為理所當然的模式終於遭到了質問，“把養老的責任都推給女性，合理嗎？” 經歷了幾十年的社會討論，各種力量的推動，2000年，長期介護保險政策開始推行，把女人從照顧老人的重擔中解放出來了。這個政策提出明確的使命，就是“照顧老人不是個體的義務，而是國家的義務”。這在當時是正確的。
正午：“在當時正確”，是否意味著這個政策現在已經不夠正確了？
安裡和晃：確實，現在有了很多的反省。第一，主要是財力方面。長期介護保險的資金有一半是人們繳納的保費，另一半來自於稅收。平均來說，一個人每月約繳納8000日元（約人民幣470元）。這樣的保費遠遠不夠，需要財政補充。這麼沉重的負擔，必然帶來憂慮，就是財政上的可持續性。
第三，長期介護政策只考慮到人衰老之後需要照顧，並沒有引導人們去預防疾病，維護健康。在衰老之前，我們就應該採取預防措施，減少老年疾病。所以，長期介護是一方面，預防是另一方面。長期介護保險沒有考慮後者，沒在這方面投放資金。
這些就是長期介護保險遇到的問題和挑戰。
正午：目前，政策調整的效果好嗎？日本的老人迴歸社區的情況怎麼樣？
安裡和晃：2006年左右，日本政府頒佈了《社區全面介護》的文件，可是直到2014年，公眾才對此熟悉。社區早已疏離，我們並不瞭解自己的鄰居。很多地方政府不知道該如何重建社區，讓老人迴歸有社交功能、情感聯繫的社區。
正午：日本的“少子化”以及核心家庭的普遍化，是否改變了傳統的養老模式？
安裡和晃：“少子化”之下的養老當然是負擔。不過，“長子養老”的模式已經被改變了。三代同堂的比例，應該少於10%。老人有年金、醫療保險和長期介護保險，年輕一代再也沒有了贍養父母的觀點。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老人失去了支持，因為國家取代了家庭的角色。例如長期介護保險讓老人有機會去養老機構。以前，這可能被認為是好的選擇。現在，我認為最好是留在家裡，社區裡，由介護士上門照顧。所以，這個政策需要改變。
正午：關於應對超級老齡的社會，您主要有哪些觀點？
安裡和晃：日本傳統是兒媳婦照顧老人，她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沒有相關的技術和知識，但是必須去做。患各類癌症或者認知症的老人，需要專業的照顧，才能有好的生活質量。一般的兒媳婦不能提供這樣的照顧。後來，出現了介護士這個職業，從而也帶來了新的理念，就是介護的專業化。國家有義務照顧老人，也有義務提供好的生活質量，在社會中進行介護專業化的培訓。
年輕人有兩個負擔，一個是工作的壓力，另一個是照顧高齡父母的壓力。這兩個需要平衡。日本曾經成功地解決這個難題，因為男人主外，女人主內。那樣的成功，是很久以前的了，現在，這種模式不可行了。日本人口短缺，老齡化嚴重，社會需要女性，健康的高齡者都投入到勞動力市場。勞動者多元化了，社會職場的規則也需要相應改變。女性需要生育，照料孩子，在育齡時可能中斷工作；高齡者也不能像年輕男性一樣去工作。社會職場的規則需要多元化，更加包容，讓大家快樂地工作。可是，如今日本仍然是男性社會，女性的職業培訓，提升空間都非常有限，老人返聘的報酬也低。在京都大學，90%的教授仍然是男性。
正午：我在日本的街頭常常看到70多歲的出租車司機，在養老院也看到70多歲的婦女當介護士，照顧80多歲的老人。很多老人仍然活躍在職場上，日本好像變成了一個Ageless的社會。年齡和福利政策之間，會有什麼聯繫？
安裡和晃：福利政策和勞務市場的關係密切，推遲退休年齡，就可以減少政府養老的財政壓力。這個政策很常見，很多國家都採用。在日本，60歲的人仍然算是年輕。勞務政策希望更多健康的高齡者人回到勞務市場。在京都大學，退休年齡是65歲。眾所周知，日本人喜歡工作。政府讓老人迴歸工作，剛好符合這個民族特性。不過，我必須問，難道我們的生命就是充滿工作嗎？
具體而言，政府規定年金從65歲開始，公司必須考慮退休年齡也是65歲。有些公司會把退休年齡提前到60歲，但是會返聘。返聘的工資會降低很多。
年金的數額，和職業種類，工作地點和年限等相關。一般來說，男性的每月年金是18萬日元，女性是9萬日元。這個社會認為，男性工作時間更長，所以年金要更多。夫婦共同生活的時候，兩份年金可以維持生活，一旦離婚，女性的生活就會容易窘迫。這是不公平的。
正午：我採訪了一些日本的養老機構，他們的床位因為介護士短缺而削減。這種情況下，如何保證養老政策的效果？
安裡和晃：據官方的數據，2025年，我們需要37萬個以上的介護士，2050年，需要 80萬個介護士。目前數量，是遠遠不夠。現在日本開始逐漸接受外國勞工作為介護士了，可是這個市場仍然不夠開放。
正午：日本政府不開放外國介護士的市場，是源於什麼顧慮呢？
安裡和晃：他們認為，外國勞工會導致當地的犯罪率提高，甚至介護質量不能保證。可是，誰說外國人就更容易犯罪？這顯然是沒有邏輯的，很愚蠢的。
我們可以篩選乾淨、專業的外國勞工，所謂乾淨，就是指通過乾淨合法的渠道入境。如果是通過黑道，需要行賄，需要黑蛇頭，他們被重債壓身，當然可能有更高的犯罪率。所謂專業，就是他們應該接受過基本的醫學培訓，不僅僅是高中畢業生。如果這些人能合法來到日本，我認為不用擔心介護的質量。
日本超市常常有一牆的貨架擺著各種紙尿褲和介護用品。由本文作者拍攝。
2015年3月21日，日本東京，老人的手錶和信件。這間公寓中有一位85歲的老人已經死去一個月，屍體一直留在房子中。期間沒有家人回來，直到遺體散發屍臭才被鄰居發現。在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的日本，許多空巢老人孤獨死去，無人知曉。空巢老人的遺體被發現後，專業清潔員就會著手處理。日本如今有500萬左右的空巢老人。
日本的老人們在帶領下做體操。
正午：您瞭解中國的福利政策和社會現實，中國很快就要步入老齡化的社會了，可是國內的養老政策、養老設施、養老的理念對此還沒有認真嚴肅的準備。您對於中國的養老問題有什麼建議？
正午：事實上，中國的富人也不能有更多的選擇。私立養老院看上去很奢華，但是不一定能提供專業的服務。
安裡和晃：對，奢華的建築，不一定是好的照顧。這是很重要的一點。看來，中國要和日本，以及其他國家合作。 什麼是好的生活質量？我們必須從老人的角度著想，考慮他們的利益。專業化，在中國很重要。首先要讓年輕人理解，什麼是好的照顧，不一定是好的建築，而是服務的專業化。這樣，當他們考慮父母的養老時，內心就會有標準。
老齡化會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15年內，中國人口數量就會遞減，人口結構開始老齡化。就算中國完全放開了生育的自由，也未必能影響夫妻生育的態度。很多人也不願意多生孩子，認為是負擔，一個或者兩個孩子就足夠了。所以，放開人口政策也不能改變中國的低生育率了。
正午：我覺得在日本養育孩子的成本比中國低很多。在中國做父母，會很焦慮，因為醫療和教育的費用都很高。日本的幼兒園一個月才約2000元人民幣，孩子的醫療保險也低廉。
安裡和晃：中國的物價怎麼了？我想不明白，為什麼最簡單的東西在中國是那麼昂貴。昨晚，我和一些中國朋友吃飯，我問她為什麼那麼多中國人選擇在日本定居。她說，在日本居住可以讓靈魂得到淨化。我不能理解？難道在中國就不能淨化了嗎？可是在場的中國人都說可以理解。這是很有趣的答案，超出了我的想象。
正午：我認為日本是法治社會，凡事有規則，社會存在信任。在法治社會，權力和權利都有邊界，在生活中就表現為各種道德，這是否就是“淨化”？前幾天，在中國的廣州，一場大雨，街頭積水，會把人電死。在日本，工人施工有規則，有嚴格的守法和執法。在日本，生命的風險有這麼隨機嗎？
安裡和晃： 可能會發生，也可能不會發生。中國變得富有，也有越來越多的志願者，這說明理念還是正在往上走。日本的福利經驗不僅僅是為了日本，我們應該互相學習，現在，是合作的歷史時刻，而不是衝突的時刻。
所以，修改日本憲法第9條，要成立軍隊，是非常愚蠢的，沒有意義的。我強烈反對，我們為什麼需要軍隊？是因為中國的崛起嗎？日本作為超級老齡的社會，需要把錢花在社會福利上，而不是假象中的敵人。“二戰”之後，日本的經濟在全球領先，現在是崛起的亞洲，崛起的中國。日本感覺到身份的危機，可是沒有自省，卻把中國當成敵人。這沒有任何積極的意義。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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