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人民論壇·學術前沿》雜誌2017年7月上
作者 | 國防大學軍隊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教授公方彬
1、黨內：政治生態在優化
政治生態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狀況與政治發展環境的總概括，是黨風、政風的集中表現，其核心是黨員領導幹部的黨性修養、政治規矩與工作作風問題。因為這些內容和要素一直處於動態發展中，故而成為生長狀態。
信仰在政治生態中處於核心地位，信仰信念缺失導致的是很大一批黨員領導幹部走向頹廢，沉溺於聲色犬馬，權力尋租。由此損害了黨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弱化了高級領導幹部的人格力量。
正因為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打鐵還須自身硬”，從嚴治黨、從嚴治“官”。具體策略可概括為“上樹信仰、中立價值座標、下劃紅線” 。由於措施得當，推進有力，有效遏制了黨風政風下滑局面，進而形成政治生態向好趨勢。
“上樹信仰”
習近平總書記上任伊始，突出強調共產黨人必須堅定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政治信仰，明確提出“共產主義信仰是共產黨員精神上的‘鈣’”，“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以實際行動讓黨員和群眾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強大力量”。為了激發和強化黨員領導幹部的政治信仰，一系列黨內法規和重大政治活動都把信仰信念突出出來，比如，十八屆六中全會出臺的《準則》，較之1980年版本，最大的變化就是第一部分內容的調整。前者首先講的是理想信念，後者首先強調的是方針政策。雖然從根本上解決黨員領導幹部的信仰信念問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就此走上正軌確信無疑。
“中立價值座標”
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著力打造的、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乃至所有政府官員都應確立的核心價值觀與行為準則。這方面建設的重要性不亞於信仰大廈，因為中國曆代王朝都沒有真正解決官員的精神世界的問題，或者說沒有為官員解決好精神和物質的平衡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時期，確立了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核心價值觀，一個階段很有成果，但進入執政階段，特別是改革開放後，面對各種思潮的影響和衝擊，沒有實現自我超越。習近平總書記著力建構的價值系統、引領的價值追求，著眼點和著力點在於澄清模糊認識，尤其是從本體和本源性發出追問，這就是“當官為什麼，當官做什麼”，並把這種追問與人生的意義和價值相結合，努力實現根本突破。這樣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一旦進入黨員領導幹部的靈魂深處，一種具有內生邏輯基礎的精神力量就會產生出來，再不是外部強制性灌輸，而是自省和覺悟，持久性力量就會產生。制度設計才能獲得更為堅實的基礎，權力才能迴歸本位，黨員領導幹部行為上的自覺由此得已形成。
同樣需要強調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在精神和價值系統建設過程中，堅持了黨的“以上率下”“率先垂範”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遵循了社會規律和民族文化傳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有令而不行”。“八項規定”拉開了制度和規矩建設的序幕，這其中內含著價值座標和價值追求。至於規範黨和國家領導人退休後待遇，要求“就低不就高”，更把這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身上彰顯的道義力量提到一個新高度，有了道義制高點，“看齊意識”就能夠得到全黨認同，並落到實處。
“下劃紅線”
主要是兩大舉措的落實：一個是設規矩、劃界線，通過制訂和修改黨內一系列黨規黨紀，保證有章可循，有據可依；另一個是嚴懲漠視規矩、濫用權力者，形象一點講就是“老虎蒼蠅一起打”。由於兩大舉措由黨內而黨外、自上而下傳導開來，因而成效顯著，反腐取得了“壓倒性勝利”。
實際上，為權力設邊界、為官員行為劃紅線所產生的效力，也可以從部分官員被擠出“官場”來證明。當前為什麼出現所謂的“辭官潮”，究其原因，在於設規矩和劃紅線內含著利益的深度調整，這個調整必定把過去為追逐超額利益而來的官員擠出官場，而讓願意承擔社會責任且有奉獻精神的人有機會到體制內發揮更大作用。
正是上述多重措施使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的心態、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發生著明顯改變，普遍性改變自然促成政治生態趨於優化。政治生態的改變是最根本的改變，惟此才能跳出歷史週期率 ，避免反腐成為“割韭菜”。或者可以這樣說，在“不敢腐”已經成為現實的同時，保證“不能腐”的制度不斷完善、不斷推進，支撐“不想腐”的精神和價值追求開始內生。由此可以斷言，黨內政治生態的“拐點”已經到來。
2、國家：社會生態進拐點
中國的傳統倫理道德生成於小農經濟，倫理道德及其血緣宗族基礎上的“五倫”道德高度依賴或契合社會較少流動的自然經濟，所以，傳統倫理道德擁有很強的生命力和塑造力。但是，進入社會流動愈來愈快的工業社會、信息社會，靠熟人關係構成的道德評價和道德監督已經無法維繫，而與新型社會吻合的倫理道德體系尚未建立起來，即道德建設沒有做到與社會轉型同步，出現了脫節或錯位，形成真空期間的紊亂。這是所謂“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
人們都在批判社會，把社會視為染缸。黨政系統教育幹部要抵禦社會不良風氣，學校教育學生抵禦社會不良風氣，部隊教育官兵抵禦社會不良風氣，問題在於社會原本就是由我們所有人共同構成的，我們就是社會不良生態的製造者。所以，當一種社會生態形成，絕非單個人或某個群體所能改變，尤其非下層群眾所能改變，而必須靠執政黨和最高領導人來主導改變。
習近平總書記主導的黨中央，其治國理政思想理論原本就包含著社會環境和生態治理，比如，“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就是圍繞社會全面建設展開。直接反映在社會生態建設方面，有多個著力點。
首先，以改善黨風帶政風促民風，追求綜合效應。以改善黨風推動社會風氣的改善，營造良好的社會生態，無論是習近平同志一系列講話，還是中央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有充分而又清晰的表達。比如，十八屆六中全會公報中就提出：“高級幹部特別是中央領導層組成人員必須以身作則，模範遵守黨章黨規，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堅持率先垂範、以上率下，為全黨全社會作出示範。”為“全社會作示範”正是這種理念的突出表現。習近平同志在山西視察時所說的“
讓乾淨的人有更多幹事的機會，讓幹事的人有更乾淨的環境，讓那些既乾淨又幹事的人能夠心無旁騖施展才華、脫穎而出”最能體現總書記改善社會生態的態度。可以肯定，這樣的價值取向一旦真正成為社會規則和行為規範，良好社會生態便形成了。其次，遵循現代社會治理模式，將法治作為社會治理的根本路徑和突破口。既然中國社會矛盾和問題，很多是規則缺失所致，那麼解決問題也就應當從這裡起步。很顯然，習近平同志選擇的就是這條道路，比如，把“全面依法治國”作為治國理政的核心要義突出出來，就充分說明了問題。正是權力為法所規範，內蒙古呼格案、河北的聶樹斌案等一個個冤案才得已昭雪。由此推而廣之，當所有掌握公權力者與人民群眾一道，堅持依照規則制度辦事，潛規則就失去了市場，灰色地帶就會逐漸消除，社會風氣或社會生態自然會改善。
再次，堅持標本兼治，梳理社會關係與行為規範，抬升柔性約束的力量。習近平同志提出了許多令人印象深刻，同時又直接影響社會公眾的提法或理念。比如，
“官商交往要相敬如賓，不要勾肩搭背”，“想當官就不要想發財，想發財就不要想當官”等。紀委和政法系統也據此作出很多具有實效的規定，包括公權不能私用，公器不能家用，成長於小農經濟基礎上，由宗族勢力演化而來的“鄉黨”“同年”構成的小集團必須消除，等等。這些規定隱含的理念，既可以在政治規矩中看到，更多情況下屬於道德價值牽引下的柔性約束，正是因為這樣的屬性，一旦被社會接受，就會形成無形的力量，影響著人們的觀念和行為方式，這對於一種新的社會生態形成是很重要的。可以肯定，當新思想理念化作柔性規範，一種新的社會生態便初見端倪，並逐步走向成熟。3、民族：人文生態入正軌
作為帶領中華民族追求大國躍升的國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同志花大力氣推動民族人文品質的提升和突破。他在十八屆中紀委七次全會的講話中強調指出，黨員、幹部要不斷提升人文素養和精神境界，去庸俗、遠低俗、不媚俗，做到修身慎行、懷德自重、清廉自守，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 這是說政治本色需要人文素養作支撐。更重要的還是限制權力而來的超額利益，利益帶有根本性，當權力在制度和規則中運行，當權力受到嚴格監督，大眾觀念隨之變化，社會價值追求出現分流，即不會再對權力趨之若鶩。這是超越中國歷史之舉。
總體來看，習近平同志在改善和營造人文生態過程中著力於以下三個方面：
文化品質重建
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文化建設，認定文化自信與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並重。他把文化自信的突破口放在繁榮民族傳統文化與開拓人類先進文化相結合上，以此提升民族文化品質。在復興民族傳統文化方面，重點是抓本質，找到民族文化的根本，比如，習近平同志在山東曲阜、北京師範大學都突出強調了弘揚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在紀念孔子誕辰2450週年大會的講話中，更進一步闡述了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思想內涵。在開拓創新文化方面，主要強調文化的交流互鑑，以此為中華文化注入新元素，這已經內含了一種超越制度的文化認同，本身就是超越。
價值座標重構
新價值座標的建設，包括力戒奢靡之風，找尋更有價值的人生目標和精神追求。比如，要求領導幹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懷和境界，引領社會大眾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觀念，等等。當這一系列理念深入領導幹部和人民群眾的內心深處，沉澱下來，久而久之就會成長為民族價值系統。所以說，最高決策者在進行頂層設計落實決策過程中，思想理念有著相當的深度和高度，有了這樣的深度和高度，就能夠推動民族人文品質實現躍升。
精神長征重啟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其圓夢之旅就是精神之旅，沒有全民族的精神長征斷不會實現宏偉目標。因此，中央加大了精神建設的力度。2016年的幾次重要會議的重點均在精神領域。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提出“不忘初心”；紀念長征勝利80週年，高揚長征精神；六中全會公報與《準則》《條例》，都把信仰信念高高舉起。僅此已經看出，由黨及民，由社會而民族的精神提升、精神長征已經開啟。其起點與落腳點都高度關照民族人文品質、人文素質。
正是著力於文化這個基礎，圍繞著價值系統展開，我們已經感知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價值系統受到深刻影響，長期堅持下去，無異於一場民族文化啟蒙，啟蒙讓我們思考何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優秀品質和精神實質，如何實現人文素養、人文精神的昇華。
4、軍隊：軍事生態在改善
軍事生態也可以說是軍隊生態，內含支撐軍隊建設與軍事活動的政治品質與政治倫理規則，以及官兵之間基於價值觀和軍事文化性格基礎上的人際關係與行為方式，由此構成一種生長和發展狀態。
原本，這支人民軍隊擁有堅實的政治基礎和優良傳統。這是黨在建軍之初就確立起來的政治建軍路線，有了政治上的超越，就能保證這支人民軍隊與舊軍隊不一樣，與軍閥軍隊不一樣，與西方國家的軍隊乃至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也有很大不同。這支人民軍隊擁有強大的戰鬥力，做到了戰無不勝，且把責任延伸到本職之外的社會精神和道德建設領域，比如，黨中央在十四屆六中全會上提出
“軍隊和武警要努力走在全社會精神文明建設的前面”，人民群眾在遇到危難的時候喊出“關鍵時刻還是要靠解放軍！”這些都反映或折射著人民軍隊擁有強大的履職和擔當能力，同時擁有強大的精神動力之源。上述可感可見，但存在的矛盾和問題也必須正視。因為郭伯雄、徐才厚兩個腐敗分子長期把持軍隊要津，他們大搞權錢交易，嚴重惡化了軍隊生態，紊亂了官兵的精神和價值追求，弱化了犧牲奉獻精神。
面對嚴峻形勢，習近平同志以超出人們想象的勇氣和決心，大刀闊斧地實施全面整治，目前已經初見成效。從已經開展的工作看，主要採取了三大舉措。
一是強健政治品質
習近平同志擔任軍委主席伊始便提出“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建設總目標總要求，以“敢打仗，打勝仗”作為一切工作成效的基本標準和評價尺度。在達成目標的路徑選擇上，堅持從夯實政治基礎開始，這也是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古田召開的原因。同時，
這次會議還首提要做“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四有革命軍人。可以說，無論在軍委機關講話，還是到部隊視察，習近平同志都一再強調聽黨指揮和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政治品質。所有這些表明，軍隊要始終保持本色不變，以此獲得不竭的精神動力之源。二是掃清發展障礙
一段時間裡，軍隊發展遇到多重障礙。首先，郭伯雄、徐才厚賣官鬻爵，導致逆淘汰下的人才流失；其次，權大於法，情大於法，導致規章制度形同虛設；再次，作風飄浮，弄虛作假，更有甚者把演習當演戲、當兒戲。針對這些問題，習近平同志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和魄力，直接將郭伯雄、徐才厚在內的一批高級將領繩之以法，振奮了士氣，震懾了腐敗分子。與此同時把一系列規章制度明確起來，嚴格起來，監督檢查剛性化，這些努力直接改善了軍隊風氣，甚至是價值觀念。
三是改革體制編制
以習近平同志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講話中提出精減員額30萬為重要標誌，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全面深化改革在軍隊揭開帷幕，這次起點高、涉及面廣的軍隊改革，可以用波瀾壯闊來形容
。我們有理由相信，經過必要的適應、磨合期，一支大國軍隊將屹立於維護世界的舞臺。當然，我們不能寄希望畢其功於一役，但有了習近平主席和中央軍委的堅強領導，有了全軍官兵的大局意識和堅定追隨，建設起一個富於強大戰鬥力的大國軍隊可期。
5、國際社會：中國作用在提升
當今世界有三大力量在深刻影響著整個世界的生態和走向：一個是中國因素和作用在快速提升，中國開始參與國際規則的制訂；另一個是美國和歐洲右翼保守勢力抬頭，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遇到新挑戰；再一個是伊斯蘭世界以另一種方式凸顯自己的存在，即以其文化宗教派生或異化出來的極端勢力攪動世界，形成以暴恐為特點的文化和宗教衝突。
世界往哪裡去？這已經成為一個最現實且最具挑戰性的問題。出路在哪裡？歐美的右翼走向應該不是出路，而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的衝突也不是短期內能夠解決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在這兩大文化和宗教中找妥協似不現實。因此，世界自然地把目光轉向中國。
為什麼中國能夠聚焦世界眼光？兩大因素是關鍵。一個是中國的制度優勢與執政黨和領袖擁有強大的領導能力。每當世界處於轉折的關口，都需要一種有力的領導力量產生出來，就如同二戰反法西斯戰線需要美國的領導一樣，今天，世界又面臨新挑戰，往哪裡走？領導者很重要。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在繼續上升過程中的中國，擁有必要的物質力量，尤其是這種力量具有快速轉化能力。比如，“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峰會在北京召開，參加的國家和國際組織領導人之多，出乎很多人預料，這樣巨大的號召力應當是除聯合國之外所沒有的，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已經超越美國？當然不是。美國政黨和政府受制度制約，不可能組織起這樣的會議，而中國的體制制度為執政黨和最高領導人實現意志提供了強大支撐。
另一個是中華文化具有的特質或基因擁有昇華的空間，且具有化解世界文化衝突的可能。中國文化是一種包容度很高的文化，這一點中國的發展史可證明，中原基本上沒有徵服他國的歷史，之所以版圖不斷擴大，很重要的原因是遊牧民族侵入中原後，被中原文化所同化。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宗教進入中國，都實現了較好的融合，至少中國沒有出現過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長期的大規模的激烈衝突。正是因為這一點，中華文化或者能夠成為一種世界主導文化。
當然，我們不能盲目樂觀，不管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中國都還存在較多的問題，需要正視、需要化解、需要超越。
開拓新路
習近平同志在G20會議、達沃斯論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峰會的幾次主旨演講中，都闡發了人類文明的前進道路，並且提出了“中國方案”，這些都充分展現出中國大國道路所秉承的準則和理念，反映出習近平同志致力實現的中國夢，
並不僅僅是中華民族的夢想，其實內含著人類文明的前進道路，在歐美出現保守趨勢的情況下，我們主張的仍然是全球化道路，是文明互鑑。根本意義上講，其中反映出習近平同志主動作為的思想理念。把握節奏
中國要在世界前進道路上發揮主導作用，除了不斷加強自己的硬實力、軟實力，實現自身品質上的突破，同時還要以科學的節奏實現良性互動，而不是硬突破，導致衝撞，既遲滯了自己的發展步伐，同時給世界以不安定因素。習近平同志把握了這一點，比如，G20會上提出自己方案的同時，強調中國方案不是瓦解世界既有秩序和規則，而是強調補充作用，這是很理性的判斷，也是有利於實現良性互動的判斷。
講求實效
“一帶一路”已經開始讓參與國真切感受到中國力量，尤其是從中獲得益處，這就是實效。還有一種實效在於夯實自身基礎，比如大力提升國民素質和世界胸懷、世界眼光，保證全民族具有引領人類文明前行的能力。當成效進一步顯現出來，中華民族便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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