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峯教授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要服務老人農業

贺雪峰教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服务老人农业

摘要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從2020年到21世紀中葉分兩個階段來安排,作為國家現代化建設事業重要組成部分的鄉村振興戰略必須服從國家現代化戰略的總體部署。從2020年到2035年,中國的奮鬥目標是基本實現現代化,這一時期,農村將保持數以億計的小農戶,這些小農戶的典型特點是由缺少城市就業機會的中老年父母從事農業生產。鄉村振興戰略必須要以農民為主體,重點是要為老人農業提供服務,也要以老人農業為基礎。經過長期建設,到2035年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時點,也就進入更高階段的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階段,這個時候老人農業開始讓位於以職業農民為主的適度規模經營農業。鄉村振興戰略一定要分階段進行,千萬不可急於求成。

贺雪峰教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服务老人农业
贺雪峰教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服务老人农业

一、引 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從2020年到21世紀中葉可以分兩個階段來安排:第一個階段,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2035年到21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時代“兩步走”戰略清晰、具體地規劃出未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藍圖,明確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奮鬥目標和主要任務。

贺雪峰教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服务老人农业

十九大報告也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依據十九大的戰略部署,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將鄉村振興戰略分為3個階段,時間節點分別是2020年、2035年、2050年。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也應當是中國城市化大體完成的時間點。到21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包括鄉村在內的國家戰略。這裡尤其要注意2035年和2050年這兩個節點。2050年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成之日,這個現代化強國當然是包括鄉村在內的。2035年則是基本實現現代化,這個現代化就仍然是較低品質以及相對不平衡的,這個不平衡應當是包含城鄉不平衡的。實際上城鄉不平衡發展對於中國快速現代化本身是一種重要的策略。筆者以為,中國鄉村振興最重要節點是2035年,從現在到2035的近20年主要還是為鄉村振興創造條件或進行初步的鄉村振興,而非立即進行鄉村振興的部署。當前學界、政策部門以及地方政府對鄉村振興的理解普遍存在急躁情緒,將鄉村振興戰略降低到鄉村振興方案,尤其試圖通過財政政策傾斜,通過以休閒農業和鄉村旅遊為主導的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來推動農村產業興旺、農民生活富裕,結果很可能是國家投入大量財政資金,地方重複建設同質競爭,資本投入血本無歸,農民也沒有受益。道理很簡單,當前幾乎所有關於農村產業興旺的方案都寄託在賺城市人“鄉愁”消費的錢。在中國農民佔到全國總人口接近一半,城市戶籍人口只佔總人口42%的現階段,城市人“鄉愁”消費絕對支撐不起農村的產業興旺,農民也絕對不可能依靠城市人的“鄉愁”消費致富。當前學界、政策部門以及地方政府對鄉村振興戰略的解讀普遍激進化了,這種激進的鄉村振興戰略解讀是有害的。

筆者以為,從現在到2035年應當是鄉村振興戰略的準備期,鄉村振興的重點不是發展以休閒農業和鄉村旅遊為代表的一、二、三產業融合,而是要目中有人,要真正為仍然要依託農業和農村的2億多戶6億多的農民群體提供服務。未來20年,一方面要允許甚至鼓勵農民進城,因為農業GDP十分有限,由佔到全國接近一半人口的農民分享有限農業GDP,無論如何是不可能致富的。農民致富的機會在城市,在二、三產業,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常識;另一方面,仍然有相當龐大數量的農民難以體面進城或進城失敗要返回鄉村,國家就要為這部分缺少進城機會與能力的農民提供生產生活的基本條件,讓農民也可以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務,獲得生產和生活的基本條件。正是農民在農村仍然可以有基本的生產生活條件,進城失敗的農民就可以返回農村,農村就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有了農村這個穩定器與蓄水池,中國就更有能力應對經濟週期,更能集中力量推動科技進步發展高新技術,能夠更加順利地完成城市化和基本實現現代化。

2035年前鄉村振興的重點要與老人農業結合起來,因為未來20年中國已經提前進入老齡社會,農村老齡化程度又高於城市。現代社會,老齡化問題不僅僅是年齡問題,而且更是制度問題,尤其是福利保障制度問題。中國小農農業正好可以成為應對老齡化的重要手段,老人農業也尤其需要鄉村振興戰略從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基本制度供給等多方面提供保障。

本文重點討論鄉村振興戰略與老人農業的關係。

二、當前中國城市化的一般原理

2035年是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時間節點,也是中國城市化基本完成的時間節點。按一般預期,2035年中國城市化率在70%,總人口按14.5億計算,仍然有4.35億農村人口。基本完成城市化的2035年與當前的城市化有兩大不同點:一是城市化率更高,二是城市化的質量更高。2017年中國城市化率為58.5%,離70%的城市化率還有11.5%的距離,另外,當前戶籍城市化率只有42.35%,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16%,這其中相當一部分被統計為城市人口的農村戶籍人口雖然在城市常住,卻仍然與農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甚至父母、子女都留守農村,家庭勞動力再生產也依託農村完成。而且這些進城農村戶籍人口還可能進城失敗而要返回農村。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以後,城市人口比較容易獲得穩定就業和體面收入,國家也會建立較高水平的、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從而使進城農民不再需要依託農村和農業來完成勞動力再生產,留守農村的農民也有更多從農村與農業獲利的機會。2035年也因此成為更高水平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時間節點。

當前中國城市化最重要的邏輯起點是改革開放以後,農村出現了大量剩餘勞動力,農民家庭剩餘勞動力進入非農行業尋找獲利機會,剛開始時主要是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到鄉鎮企業就業。20世紀90年代城市化加速,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城,農民家庭普遍出現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即農戶家庭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經商,年老父母留村務農,大量農民進城,農村卻並未因此出現同等規模的土地流轉。“據第三次農業普查的數據,2016年我國實際耕種的耕地面積為1.13億hm

2,其中流轉面積0.26億hm2,佔實際耕地面積的23.4%。由此可見,76.6%的耕地仍然是由承包者自家在經營。1990年前後第一代農民工進城務工經商,他們的父母繼續耕種承包地,農民家庭在沒有減少農業收入的情況下增加了進城務工經商收入。現在第一代農民工正返回農村耕種土地,第二代農民工繼續在城市務工經商。有人說第二代農民工缺少村莊生活經歷,也沒有農業生產經驗,他們是不會回到農村種田的。問題是,第二代農民工現在才還不到40歲,即使到2035年他們也才50多歲,還有在城市就業的機會。不過,等到第二代農民工喪失城市就業機會時,他們可能就願意回到農村與土地結合起來成為農業生產者。

在當前和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除少數機會特別好的農戶家庭可以順利地體面進城以外,大部分農戶家庭都會存在“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現象,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經商,年老父母留村務農。城市獲利機會多,農村生活成本低,農戶家庭通過家庭代際分工來積累家庭資源,從而為家庭體面進城做準備,包括讓子女接受相對更好的教育,為子女在城市購房,以及為子女婚嫁提供資源條件,實際上農民在城市購房往往是為娶媳婦做的基本準備。

當前農民家庭普遍存在“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現象,也就意味著農民家庭的分離。年輕子女進城,年老父母留村。有兩種略微不同的家庭分離:一種是農戶缺少全家進城的經濟能力,“半工半耕”是讓家庭獲利最大化的理性選擇;另外一種是,雖然農戶家庭具有全家進城的經濟能力,但缺少在城市就業機會的年老父母不願待在城市子女家中吃閒飯,整天無所事事“等死”,而寧願返回農村種田和生活。這樣就既有收入,也有意義。

在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大多數進城農民難以在城市獲得穩定就業與體面收入,國家也沒有足夠財力為進城農民建立高水平的社會保障,結果就是,進城農民往往只是半城市化的,他們年輕時進城,年老父母甚至年幼子女都留守農村。農業收入和農村相對較低的消費增加了農戶家庭積蓄進城能力的資本,同時,農業和農村也為進城失敗的農民提供了退路,因為農民如果不能體面進城,他們就會選擇體面地返鄉。又正是中國農民進城失敗可以退回農村,農民可以在城市體面生活與農村體面生活之間進行選擇,而使中國城市沒有出現發展中國家通常都有的大規模城市貧民窟,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保持了難得的政治社會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中國農民家庭中的“半工半耕”和家庭分離,以及農民可以自由進城、進城失敗又可以自由返鄉,就構造出了一種城鄉互補、相輔相成的關係。

當前中國農民進城失敗可以返鄉的制度是中國城市化優於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地方。保留進城農戶土地權利尤其是保護“半工半耕”農戶的土地權利和耕種便利,是進城農民可以順利返鄉的基礎。無論如何,在當前及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以老人農業為特點的中國小農經濟還將有長期存在的合理性。

三、應對老齡化的小農經濟

當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一個挑戰是未富先老。當前中國超過60歲的老年人口早已超過10%,步入國際公認的老齡社會。老齡社會就容易出現老齡問題,因為老齡化就意味著一個社會中的生產者佔比下降而消費者佔比上升。不過,與其說老齡社會成為問題是年齡或生理問題,不如說是社會制度問題。老年人退休以後不再是生產者,又享受比較好的福利,就使得一個社會中的資源被集中到消費者上,無法有效地配置到生產者上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醫療技術的發達,人口預期壽命普遍已有75歲甚至更長,日本預期壽命超過80歲,較長的退休時間和較為完善的退休福利造成了現代社會通常存在的老齡化問題。

當前中國仍然處在高速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中,剛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不久,人均GDP與發達國家還有5-10倍的差距。中國因此無力建立完善的退休養老制度,尤其是仍然缺乏對農民的退休養老保障。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城市化反過來也對建立完善的退休養老保障體系提出了要求,中國正面臨巨大的建立高水平退休養老保障的壓力。2009年中國開始進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試點工作,並很快在全國推開。新農保為全國超過60歲的農民提供每月50元的基礎養老保險,現在已經上漲到80元/月。新農保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將之前主要依靠家庭養老的農村老人納入國家社會保障體系中來了,雖然現在水平很低,性質卻是十分重要的,即將之前以家庭為主的養老責任變成國家責任。循此路徑,養老成為國家責任,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呼之欲出。問題就在於,未富先老的中國社會是否真有能力為農民建立以國家責任為基礎的現代養老保障。

贺雪峰教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服务老人农业

我們來看當前中國農村養老的現狀。從全國情況來看,農民是沒有退休概念的,只要身體好,他們就仍然勞動。農村老人參加勞動,既是要減輕子女養老的負擔,同時也是要通過勞動證明自己沒有白活著吃閒飯,而是有用的。一般來講,農民年齡大了,60歲以上在城市就很難獲得就業機會了。但他們身體仍然很健康,完全可以從事農業生產,他們因此返鄉從事農業生產,種自家承包地。60 -70歲甚至到75歲他們都可以勝任農業生產,不僅通過勞動獲得農業收入,而且通過季節性展開的農業生產來獲得勞動的意義,來展開生活的節奏。在當前農業機械化普及的條件下,農村老年人種田,按他們自己略顯浪漫的說法就是有三大意義:一是有收入;二是有意義,可以證明自己仍然是有用的而不只是吃閒飯的,勞動創造了生存的價值;三是可以鍛鍊身體。正是通過農業生產,留守在村莊以老年人為主的村民結成為一個具有活力的社會。

在城市沒有就業機會、是子女家庭多餘人的老年人回到農村,他們有自己的宅基地,有住房,有承包地,有庭院,還有村莊熟人社會,當然還有與大自然的親近,他們就可以在農村生產生活,日子過得充實,生活還很愉快。種自家承包地,戶均幾畝地,在機械化條件下,勞動強度不高,農忙時間不長(一年最多兩三個月)。自己種果菜,自家養雞養豬,食品自給,都是自己生產出來的放心食品,還可以送一些給在城市打拼的子女。村莊有同齡的熟人,農閒時間正是串門聊天打麻將的時間。老年夥伴們也可以鼓搗一些文化活動,國家不是正在倡導“鄉風文明”嗎?在自己出生的村莊生活,落葉歸根,身體上和心理上都有安全感。種自家承包地收入不高,業餘時間撈魚摸蝦搞點副業,既為增加收入,又為改善生活,還很有趣。農村自給自足生活的成本很低,消費很少,國家每個月發80元基礎養老保險也是一筆不錯的現金收入。也就是說,農村老年人失去在城市就業的機會,回到村莊,與土地結合起來,他們很快可以成為生產者而不只是一個純消費者,他們也不是農民家庭的負擔而是農民家庭中的重要生產者。他們的自我評價也很積極,即他們雖然老了卻仍然是有用的人,老有所為正是對他們狀況的貼切評價。

也就是說,只要可以與土地結合起來,中國應對老齡化就有辦法,即不需要通過建立高水平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就可以讓農村中的絕大多數老年人老有所為、老有所養,甚至老有所樂。

老年人種田都很認真,從糧食單產來看,老年人種田的糧食單產一般要超過規模經營,因為老年人種田一定會進行精心的田間管理,他們有的是時間進行田間管理。這就是為什麼以老年人為主的中國農業可以保證糧食自給的原因。

贺雪峰教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服务老人农业

當前中國農村70%以上耕地仍然由農戶家庭耕種,其中絕大多數是由農

戶家庭中老年父母耕種,表現出來的就是所謂“老人農業”。反過來正因為農戶家庭老年人與土地結合起來,這些老年人就可以從土地上獲得收入、就業、意義與自我肯定的積極評價,從而讓中國農村老年人仍然是當前中國社會最積極、最活躍的生產者。

中國按戶承包、按人均分的土地制度和免費分配無償使用的一戶一宅的宅基地制度,保證了中國每個農戶家庭都有自己的宅基地、住房和耕地,從而為所有中國農村的老年人提供了與土地結合起來的機會。正是農村老年人可以與土地結合起來,又極大地降低了國家建立現代農村養老制度的壓力,從而緩解了當前中國社會未富先老的壓力。

如前一節所述,農村老年父母與土地結合起來,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經商,就形成當前中國農村最為普遍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這樣一種模式通過家庭接力可以最有效地推進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可以避免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大規模城市貧民窟問題。

四、鄉村振興的重點應當是服務於老人農業

從以上中國接力城市化的特徵以及中國未富先老的現實來看,老人農業都具有極強的合理性和生命力,當前三農政策顯然不是要消滅老人農業,而是要為老人農業服務。

雖然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其中“小農戶”這個概念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顯示了中央對包括老人農業在內的小農戶的空前重視。不過,在學界和政策部門對十九大報告的解讀中,以鄉村振興戰略來統領三農工作中,對鄉村振興中“產業興旺”的理解卻似乎不太重視小農戶,更是對老人農業作了負面評價,而集中筆墨在高大上的農村產業上面。例如,農業部長韓長賦在解讀鄉村振興戰略中的產業興旺時是這樣說的:“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重點。要在農業內外、城鄉兩頭共同發力,大力發展農村生產力,做大做強高效綠色種養業、農產品加工流通業、休閒農業和鄉村旅遊業、鄉村服務業、鄉土特色產業、鄉村信息產業,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培育農業農村新產能,保持農業農村經濟旺盛活力,為鄉村的全面振興奠定物質基礎。”再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部部長葉興慶關於“產業興旺”的解讀是:“現代化的農村,不僅要有發達的農業,而且要有發達的非農產業體系。為此,要瞄準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的新變化,以休閒農業、鄉村旅遊、農村電商、現代食品產業等新產業新業態為引領,著力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推動農業向二、三產業延伸,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使農村產業體系全面振興。”

與政策部門的認識相一致,地方實踐中幾乎所有鄉村振興中的產業興旺都被理解為推動鄉村旅遊,發展休閒農業。

從當前鄉村振興戰略中關於產業興旺的政策解讀與地方實踐來看,鄉村振興可能會產生以下若干種偏向或錯位:

第一種是造富導向。試圖通過鄉村振興來讓農民在農村創業就業,發家致富,造出大批富裕農民。

第二種是極端強調發展休閒農業和鄉村旅遊,以滿足城市人的“鄉愁”,指望靠城市人的“鄉愁”消費來賺錢。

第三種是重點向少數地方(村) 和少數人(農戶)投資,這些地方往往是具有區位優勢或旅遊資源的地區,少數人則是具有經營能力的鄉村精英甚至就是資本,這樣就較容易打造出典型,只不過這些典型大都不可複製,只是盆景。

第四種是排斥老人農業,傾向農業規模經營,至少是職業農民,通過政策乃至財政支持資本大戶和職業農民,缺少對小農戶尤其是老人農業的支持。老人農業基本上都是作為要消滅的對象。

總體上講,當前鄉村振興戰略解讀與地方實踐大都強調“強富美”的高目標與高要求,實踐中往往變成了錦上添花,從而在一些本來具有優勢的地區和群體上面進行更多支持,忽視了在中國現代化當前階段最重要的工作是將有限的寶貴資源用於保底,用於保證佔中國農民人口最多數的弱勢農民基本生產生活條件的改善。

中國發展的現階段正是國際上通常所講中等收入階段,如何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中等收入階段意味著國家資源是有限的,資源使用必須要有效率。能否及如何將有限的資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是中國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通過自己在市場經濟中的打拼而發財致富,城市人有“鄉愁”消費的需求,一些具有區位優勢或旅遊資源的農村通過積極開發來滿足城市人的需求賺錢,這些都是市場經濟中自然而然會發生的事情。國家有限資源不應當投入到少數地區和少數人的造富事業中,而應當集中資源解決市場失靈所產生積累下來的各種問題。

當前以及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老人農業不僅極為普遍,而且具有很大合理性,鄉村振興戰略中的資源投入就應當重點支持老人農業。從前面的討論中我們知道,無論是從中國城市化還是從應對老齡化來看,老人農業都十分重要。

贺雪峰教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服务老人农业

從實踐來看,政策部門和地方政府對老人農業存在誤解,比如:認為老人農業沒有效率,認為老人農業有出路,擔心將來沒有人種田。地方政府普遍存在通過推動土地流轉來形成規模經營消滅老人農業。湖北省孝感市經管局在一份上報湖北省有關部門的報告中寫了這樣一個例子:

陡崗鎮袁湖村3名村幹部經過多年的努力,流轉面積最多的2010 年達到53.6hm2,300多戶。近幾年,市區兩級新農村建設工作隊進駐後,協助各方爭取國家項目資金400多萬元,大搞農田基礎設施建設,全村耕地實現了排灌自如、機耕機收、旱澇保收。條件改善了,很多老人都把田要回去了。近2年要回去的200多戶,33.5hm

2,佔他們2010年流轉面積的62.5%。老人們要田的理由有3條:一是條件改善了,種田不像過去那樣是重體力活,年紀大也搞得了;二是種田有成就感;三是可以鍛鍊身體。儘管合同都沒有到期,3名村幹部無可奈何,只有服從群眾的利益,原來購置的機械大多閒置起來了。

這個例子同時也說明,即使有地方土地無人種,也主要是缺乏耕種土地的基本條件。當前老人農業所遭遇到的典型困難如下:

第一,土地細碎。主要是分田到戶時,為了做到公平,村社集體土地往往分等分級再按人均分,從而形成了當前農戶承包土地地塊分散的問題,一戶0.5 km2 左右的地,分散在村莊東南北上十個地方,耕種起來費時費力,尤其是在當前農村灌溉體系被破壞的情況下,分散細碎的土地難以有效灌溉。

第二,農戶缺少完善的農業社會化服務,不僅灌溉體系不完善,而且缺少機耕道,機耕機收受到影響。在無法機耕機收的情況下,農民就可能棄田拋荒。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還包括農技推廣,比如良種選擇、配土施肥以及栽培技術等服務。湖北省2006年鄉鎮“七站八所”進行“以錢養事”改革,將之前鄉鎮農技站也改沒了,農民缺少基本的農業技術服務,武漢市郊區也因此出現了普遍的耕地拋荒。

第三,“戶外村內”農村環境綜合整治,這是鄉村振興戰略20字中“生態宜居”所要建設的內容。

第四,文化建設。包括高質量的老年人閒暇時間消費,抵制邪教、移風易俗,這是鄉村振興戰略20字中“鄉風文明”所要建設的內容。

從現在到2035年,包括鄉村振興在內的三農政策重點應當是服務於老人農業,從而為中國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基本實現現代化提供農村農業保證。

五、結 語

黨的十九大確立了中國現代化的兩步走戰略,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2050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當前階段,中國正處在中等收入階段,中國要避免其他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正確處理好城市與鄉村、城鎮化戰略與鄉村振興戰略的關係。在現階段,中國最重要的戰略目標是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這樣一個基本就是允許現代化本來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這樣一個不平衡某種意義上就是允許農村相對落後,這一時期鄉村振興戰略重點在於保底,尤其要為佔農民絕大多數的弱勢群體提供保底,讓他們可以進城,進城失敗又可以返鄉。若國家三農政策對路,農村就可以保持基本生產生活秩序,農村就可以成為進城失敗農民的退路,以及就可以通過老人農業來應對“未富先老”的挑戰。這樣,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農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中國順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

從2035年到2050年中國開始新時期的鄉村振興戰略。新時期,中國已經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國力大為增強,國家就有能力通過實施更大力度的鄉村振興戰略來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來建設一個更加秀美富強的鄉村。

贺雪峰教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服务老人农业贺雪峰教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服务老人农业

賀雪峰.鄉村振興戰略要服務老人農業[J].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20(3):1-5.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