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现代学术名著200种之第31种。
唐庆增是民国时期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教学和研究为时最长、最为系统深入、成果最多的学者。
本书亦是当时中国经济思想史最为全面系统的著作，是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重要标志。
本书论述了中国经济思想的性质，中国经济思想史在世界经济思想史所占之地位，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一、胚胎时期（自原始至秦末）——上古经济思想史；二、实施时期（自汉初至明末）——中世经济思想史；三、发展时期（自清初至当时）——近代经济思想史。在整体结构上规范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体系。
全书以著者对经济思想史的潮流理解为主线，虽以儒、法两家为主流，其中又有轩轾，尤重法家。通过作者分析，启发我们思考中国经济思想的局限，并从诸子百家经济思想的比较中，发现各家各派思想观点的相似或歧见，启迪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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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有“皇冠上的明珠”之称，国人一般认为这是西方人的专利，是“舶来品”，仿佛赓续数千载、经济文化发达先于西方若干世纪的中华文明中并无“经济”！或者全然割裂儒学与经济的共存史实，用“讳言财利”一言以蔽之。实际情况不然，中国不仅有着丰富而悠久的经济思想，而且许多学说领先于别国并在海内外产生深远影响。直至今天，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发展对于世界经济学术的进步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毋庸置疑，从中国传统或古典的经济思想及学说、理论到近现代经济学，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积淀、引入和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国时期是一个关键性的历史阶段，也是我国近现代经济学术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海外留学归来的莘莘学子对于中国经济学的转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不仅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知识，而且丰富了见识，拓展了学术视域；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胸怀报效祖国之志，愿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学术繁荣作贡献，唐庆增就是其中颇具典型意义的一位。
唐庆增（1902—1972），字叔高，祖籍江苏太仓，后定居无锡，著名学者、政治家、教育家唐文治第三子。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和北京清华学校，1920年留学美国，1923年获密西根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入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获硕士学位。留学期间，他曾加入美国经济学社，1925年学成归国。他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历任中国公学大学部、上海商科大学、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等校经济学教授及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经济系主任。他还加入了中国经济学社、中华学艺社、平社等学术团体，曾主编名刊《经济学季刊》，与马寅初、刘大钧、刘秉麟、李权时等经济学社成员同道，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学界颇具影响的人物之一。中国经济学社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学术团体，对中国经济学术的转型与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著名经济学家多是其社员。1949年以后，他长期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72年逝世，终年70岁。
唐家世代书香，其父唐文治是著名国学大家，也是近代教育先驱，并参与晚清商部暨农工商部的商政变革。唐庆增兄弟四人，除二兄夭折外均留学美国。兄唐庆诒为著名英文教育家，早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后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长达半个世纪，为外语系主任，并兼任多所大学教授。其弟唐庆永系著名货币银行学家，留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后在上海交通大学、之江大学等校任教授，并出任上海、杭州、苏州等地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分行经理。唐家后代也人才辈出，如唐庆永之子、自幼与祖父一起生活二十多年的唐孝威是我国杰出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唐庆增深受其父的教育和影响，不仅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而且同样重视发展教育、培育英才，加上留洋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学问，归国之后便以传播西学、创新本国经济学术为己任。他应邀在多所大学任教，家学渊源深厚，而且治学极勤，故能学贯中西，成果颇丰。
概括地说，唐庆增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以外的学术旨趣与成就，大抵涵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强调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注重研究方法创新，促进经济学术转型。他介绍西方经济学及思想学说与史实，其中不乏开创之作。作者重视培育国人研究经济学之苦心溢于言表。
其次，鼎新本国经济学学科建设，普及经济学基础知识。唐庆增提出“经济科为立国之本”，力主“完全以本国情形为基础”设立“中国化的经济学系”，区分文科为纯粹经济学，商科为应用学科，撰写《经济学系在大教课程中之地位及其使命》等文，并在进行系统的大学经济学教育的同时，尽力普及一般国民的经济学知识。
再次，推崇古典学派，主张自由发展中国经济。
此外，拓宽国人的国际视域，呼唤学者的爱国热情。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唐庆增，其治学并非局限于象牙塔，而是非常关注国内外形势，努力拓宽国人的国际视域，提示警惕列强的野心。
唐庆增明确指出作研究应当“平心静气，摒绝成见，不当穿凿附会，强以新学说附会古人陈说，自诩近世西洋学说，为数千年前中国圣贤所发明，亦不必故示矜异，鄙视先儒言论，致将前人学说之长处，一笔抹煞，能有适当之态度，始能有公允之论调也”。此确为中肯之论，也是作研究的基本态度，可视为研究者应恪守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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