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書寫作使孫犁終於有了一個讀者，成為隱秘的作家。有一個傾聽者、對話者，怎樣的時光都可以熬下去，況且，這抒情對象還是一個美貌的、北京大學畢業的女子——像火爐，需要有熱量的句子去引燃，復來溫暖這一個火爐邊的人了。儘管短暫，也好。
孫犁先生在散文《書信》中寫道：“書與信相連，可知這一文體的嚴肅性。”
一九七〇年，孫先生喪妻後，經魏巍介紹，與遠在江西一女子通信兩年。“發信頻繁，一天一封，或兩天一封或一天兩封。”孫犁把這些信裝訂成冊，像裝訂一部書。之後再婚。衝突。離異。孫犁就把這些信用來生火爐了。天津的冬天很冷。
之前孫犁已長時期終止寫作。“從與她通信，才又開始了我的文字生活，這是可以紀念的。這些信，訓練了我久已放下的筆，使我後來寫文章時，手和腦並沒有完全生疏、遲鈍。”
讀到這裡，我苦笑。不知道先生寫到此處苦笑否。
馬克·吐溫有一句話：“為什麼你坐在那兒，看上去就像一個沒寫地址的信封？”沒有愛和被愛的人，喪失來歷和前途，擱淺在舊椅子上、破沙發裡，到不了遠方、到不了他人的心頭裡去。孫犁不再寫情書、不再想把自己寄託給某個女子，埋頭讀書、讀歷史書——這也是歷朝歷代陌生前賢寄給後人的一封封信札。
二〇〇二年孫犁去世，那一天，白洋淀人連夜划船採來帶露水的荷花，送天津，環繞遺體周圍，像白洋淀的夏天環繞一個赤子。
二〇一六年秋，我和朋友們來到河北安平參加《散文選刊》首屆 “孫犁散 文獎 ”（2015——2016）頒獎典禮。自然去看了莫言題字的“孫犁故居”。那顯然是一個根據回憶重建起來的新院落。牆角種了荷花，小規模象徵著荷花澱？院子裡有一棵石榴樹、一棵棗樹。李敬澤、張銳鋒、陸梅、葛一敏、馮傑等朋友歡喜地摘棗吃。棗很青，很甜。沒看見孫犁走出門來責備。
孫犁不會責備他人，會自責，比如對亡妻。“在夫妻情分上，我做得很差。正因為如此，她對我們之間的恩愛，記憶很深。我在北平當小職員時，曾經買過兩丈花布，直接寄至她家。臨終之前，她還向我提起這一件小事，問道：‘你那時為什麼把布寄到我孃家去啊？’我說：‘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她閉上眼睛，久病的臉上，展現了一絲幸福的笑容。”這是他《亡人逸事》一文中的敘述。
在夫妻情分上，後輩作家做得如何呢？最激烈的情詩，往往獻給虛無而模糊的人。日常夫妻生活，似乎喪失了被言說的價值。或許連孫犁“寄布”一類的細節也沒有吧。
孫犁
安平縣城很繁華，大概已不是孫犁眼中的模樣了。我和朋友們在街上晃盪，猜測那一個“臨街的門洞”在哪裡——孫犁妻子十九歲那年，夏季的一個雨天，“她父親在臨街的門洞裡閒坐，從東面來了兩個婦女，是說媒為業的，被雨淋溼了衣服。她父親認識其中的一個，就讓她們到梢門下避避雨再走，隨便問道：‘給誰家說親去來？’媒人簡單介紹了一下，就笑著問：‘你家二姑娘怎樣？不願意尋吧？’‘怎麼不願意。你們就去給說說吧，我也打聽打聽。’她父親回答得很爽快。”一場雨，讓一個女子與一個未來的文學大師成了夫妻。
一場重要的雨，一塊布，被一個農家女子回味、珍惜了一生。
在安平，看到了孫犁中學時期母校的校訓：“不作弊，不敷衍。”或許，這校訓也時時迴響於先生心頭，成為其做人作文的準則，誠懇、認真地對待這個世界。
“月亮升起來，院子裡涼爽得很，乾淨得很，白天破好的葦眉子潮潤潤的，正好編席。女人坐在小院當中，手指上纏絞著柔滑修長的葦眉子。葦眉子又薄又細，在她懷裡跳躍著。”這是《荷花澱》開端的句子，安靜，美好。即便是其中寫到伏擊日本人的情節，孫犁也是遠遠地、隱隱地側面描敘了槍聲和硝煙，接著就是民兵們划著船回來了，船艙裡是繳獲的敵人的槍。避開了血肉橫飛的激烈，凝神於荷花澱裡的靜美。
只有涼爽而乾淨的人，才會開創一個“荷花澱派”——孫犁先生站在荷花的立場上，像月亮孤高的夜晚。
一個人死去後，依舊有文字與這個世界藕斷絲連，在紙上恢復一個荷塘，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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