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宁武县虽然是高寒山区，但戏曲活动历来都很活跃。这我们可从一些流传的艺人谚语中得以证实；也可从历史遗传的碑刻记载中见证；还可从明清时代的古戏台艺人演出后的题壁中看到事实。凡此种种，都说明宁武县群众对戏曲艺术的特殊情感和喜爱程度。
历史上人们习惯把剧团称作“戏班”或“班社”。它与戏曲的形成和发展同步而生。剧团名称的来源，应当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出现而普及的。此后不再叫戏班而统称之为剧团。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新时代进步的特征。我所记录的《宁武县剧团史略》，主要就是记载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大致60年的概况。
艰苦奋斗的创业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宁武为革命老区。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虽然经历过三年的解放战争，但宁武仍然是革命根据地，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46年7月1日全县解放。
宁武县剧团成立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9年9月，初名为《新宁剧团》。当时以东寨完小的一批青年学生为基础，并吸收当地的一些艺人与戏曲内行组成，约30余人。（所谓完小即完全小学，包括“初级小学”四年制和“高级小学”二年制，共六年，与现在的六年制小学一样）。剧团当时主要演根据地编演的《农民泪》，《吃亏上当》等现代戏。
这里重点介绍一位颇有贡献的老艺人王宣。王宣艺名：“毛毛生”，宁武县东庄人。生于1890年。1904年初学戏于崞县阳武村陈五正办的娃娃班，师从艺名鸟枪黑——冯登。1910年出科，先后在岢岚、崞县、神池、内蒙丰镇等县搭班演出。
20世纪20年代末，王宣在宁武二马营村徐发达任班主的《双盛园》戏班承事5年。40年代东庄务农。新宁剧团成立时参加剧团。“毛毛生”功底扎实，尤其滚刀独具特色。使用把刀为铁质，揉武术于戏曲武功。其演出的代表性剧目有《长坂坡》、《平江南》、《翠屏山》等。
“毛毛生”是一位富于热心并具有责任感和事业心的戏曲艺人，对宁武县“新宁剧团”的艺术教育事业曾做过卓有成效的贡献。宁武剧团后来较有成就的花脸演员史福林，小生演员李明等都师承于他。他们都是东寨完小的学生。
1961年神池县虎鼻村要搞一个北路梆子业余剧团，请他教坊。他欣然而去。当时“新宁剧团”已改名为宁武县北路梆子剧团。剧团领导和他的徒弟都因他年事已高，在剧团养老即可。但他决心已定。不仅执意要去，而且还把他的城市户口也改迁到虎鼻，成为农户。后来虎鼻有了一个北路梆子业余剧团。这都得益于他的辛勤指教。有一次宁武北路梆子剧团到虎鼻演出。他的徒弟史福林、李明带我去拜访他。那时他已是古稀老人，居住在一个农村小屋。老人很高兴地接待了我们。对他的这种崇高的戏曲艺术精神和艺术情操，我们感到无比敬佩和欣慰。1968 年老人寿终正寝于虎鼻，享年78岁。
新宁剧团初创时期的领导人有丁国良、唐思业。文化教员李逢春。丁国良后来供职于县供销社总社主任。
1951年剧团有所发展，充实了一些著名艺人，剧团演出质量得以提高。新参加的艺人有高玉贵（艺名九岁红，后调忻县专署北路梆子剧团，成为著名的北路梆子须生演员）；张玉凤（女，怀仁人）；张振祥（青衣，崞阳人）；孟守文（花脸，浑源人）；田开元（二花脸，孝义人);杜艳云（女，小旦，乳名“四女则”，左云人）；霍天才（三花脸）；七股风韩云山等。
这里我着重介绍七股风韩云山。韩是祁县人，他出身于清代光绪末年的一个著名科班。后到晋北演出，在晋北娶妻生女，便定居到原平长梁沟，他有一个传奇色彩的经历。
韩11岁丧母，后父亲再婚，因不堪继母虐待，便独自一人离家出逃。当时平遥“日昇昌”票号的财东——达堡李家的外甥，凭借外婆家的实力，办起了一个戏班，名叫“祝丰园”。为培养戏曲艺术的人才，随后又办了一个科班，人称“小祝丰园”。韩逃离家庭，便投奔到“小祝丰园”学艺。三年出科后便搭班演出，后流落到晋北，定居于长梁沟，生有一女，出聘于长梁沟。
抗战开始后，他弃艺从戎，投奔八路军，随后到延安，在抗大的一个分校任炊事班长。后因想念女儿便请假回到长梁沟，可惜女儿已经不幸病逝。这对他来说就是晴天霹雳。无情而又沉重的打击，致使他重抄旧业，开始搭班唱戏。当时的戏曲艺人不被社会看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人称戏子。韩把八路军发的灰布军装，当衬衣穿在身上。当时轩岗是日本人的一个据点，他身上的灰布军装，引起了据点小日本的怀疑，把他当作八路抓了起来，关在一个小阁楼里。这下他可真吓坏了，以为只有死路一条。细思细想，与其被日本人的刺刀刺死，还不如悬梁自尽。于是将自己的烂腰带栓到梁上，找来几块烂半砖头垫上，刚一吊上，烂腰带便断了，捡回了一条性命。庆幸的是小日本没杀他，而是把他撂到一个小煤窑砍碳。幸好他是唱戏的艺人，在轩岗一带有点知名度。当地群众得知后，便与日本据点交涉，说他是个唱戏的艺人，不是“八路”，这才把他保释出来。有一次他开玩笑地说，如果让他唱《大上吊》，他一定会表演得很出色，因为他有体验。此人的基本功很扎实，受过正规科班的严格训练，骄功独绝。故观众送“七股风”艺名。此时剧团艺人增多，除演出传统戏之外，还自编剧目，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新九件衣》、现代戏《恶丈夫》（反应妇女追求婚姻自由)等。
文武场艺人有孙仁娃（教师，宁武城关人）、王安国（胡呼，浑源城关人）、王明邦（二弦，宁武三马营）、孟向南（三弦）等。
初创时期的宁武剧团条件十分简陋，服装道具也很简单。除自购部分戏装外，还有斗地主没收的衣物，并自制蔴髯口、头盔。主要在当地农村演出，收入也很微薄（主要是粮食）。
1952年，由山阴剧社充实了部分艺人。有郝玉凤（艺名莜福鱼，青衣）、时玉凤（小旦）、王玉英（小生兼青衣）、曹安卿(花脸）、曹安静(三花脸)、王尚仁和王德全。由山阴剧社来的艺人，归纳起来即曹王两家。
曹安卿与曹安静兄弟俩是著名北路梆子艺人“十三红”曹光明的长子和次子。怀仁县曹家村人。曹光明师从“说书红”等名家。十三岁成名，故有“十三红”艺名。小电灯贾桂林青年时与曹光明及其长子曹安卿同在一个戏班共演。不过当时曹安卿还不是演员，只在武场打梆子。
那个时候宁武“新宁剧团”已发展到40多人。演出剧目有《六月雪》、《玉虎坠》等传统戏，收益分配实行分红制。
此时值得一提的是张家口著名晋剧须生演员刘宝山的加盟。刘宝山——忻口人，艺名“十二红”，有西北马连良之称。刘宝山回到忻县，宁武剧团得知消息后，马上邀约其加盟宁武剧团，刘也同意参与演出，这样就来到“新宁剧团”。刘宝山的到来，不仅提升了“新宁剧团”的声誉，而且也改变了一个学徒的命运。使他后来成名，称为“小十二红”。
闫金马河曲人，宁武剧团在河曲演出时，他要求加入，剧团便吸收他为学徒。当时他还是一个小娃娃，人长得也并不帅气，不为剧团重视，最初安排他学三花脸。但他很聪明，深知“十二红”的大名，刘宝山来了后，便紧跟其后，端茶倒水，殷勤服务至极。闫金马的表现感动了刘宝山。刘问他学什么行旦，他说学丑。刘说学三花脸挣不了大钱，要挣钱就得像他一样，唱须生。刘宝山看见他有一副好嗓子，便教了他几出戏。这样虽没有什么拜师仪式，闫金马也成了刘宝山的入室弟子。刘教会了他《打金枝》中的唐代宗的表演。并教了他几出三国戏，如《空城记》、《哭灵堂》等。闫金马也学会了刘的唱腔与表演特色，后来成了宁武剧团的骨干演员，出了名，人们也称“小十二红”。这艺名就是从刘宝山的艺名得来的。
刘宝山的确是晋剧表演艺术大家，其表演细腻精湛，有气派。重视细节的表演，而每个细节的表演又都在情理之中，虽是虚拟的表演，却胜似真实的生活。这我们可从闫金马的《打金枝》中看到其师的精湛表演。如唐王上金殿，用虚拟的台步，身体稍斜，提龙袍，一步一台阶，不是真实胜似真实，给人以美感。还有金枝女揪住父王的龙袍撒娇，父王轻轻用手一甩，随口说到:真乃讨嫌。我也关注过其他一些名家的表演，他们缺少这些细节，有的平步走向桌后，有的虽然也有金枝女揪住父王龙袍撒娇的表演，但却没有用手甩脱的表演和那句极短的台词。有些是金枝女无奈的自己撒手。显然没刘处理的妥当。可见刘非常重视细节的表演，用细节生动地塑造人物形象。
刘宝山在宁武待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仅几个月。不到一年便为宁武剧团培养出一个艺术精英。
由于艺人的充实，表演实力的增强，此后“新宁剧团”逐步走上发展壮大的道路。除在本县农村演出外，还去晋西北各县。1954年是剧团收入最好的一年，全团人员除开十八个月工资外，还办了两件大事:一是自力更生盖起了一座砖木结构的简易剧院；后又购置了一座四合院，房约20余间。
1955年11月，忻县专署文教局根据文化部关于民间职业剧团登记工作精神和省文化局关于民间职业剧登记暂行条例，组织工作组到各县剧团，随团整顿登记，成立团务委员会，改大锅饭为“食堂制”，并建立一些新的规章制度，净化舞台，改人改制改戏。从此县剧团纳入政府管理轨道。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经济制度自负盈亏。
1958年，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随着当时所谓“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形势，剧团规模又进一步扩大。在原有人员的基础上，太原市晋剧三团又下放一些艺人充实到宁武剧团。其中有岳爱英（青衣）、王建国（导演）、武立纬（胡呼）、高美英（小旦）、任振旺（大衣箱）。全团发展到80余人。一个山区县剧团竟然有如此大的规模。于是分为两个队:一个中路梆子，一个北路梆子。演出在宁武县的山庄窝铺和晋西北各县。需要说明的是，太原市下放到宁武县的那些艺人，时间不长，通过各自的门路又都回到了太原，只留下憨厚老实的任振旺连家属也迁到了宁武，为宁武的戏曲事业服务终身。值得一提的是武立纬为宁武剧团培养出一个拉胡呼的优秀青年唐林虎。武立纬原是票友，经商。因爱好戏曲而下海。新中国成立初，与牛桂英结婚后又离异。这个人特别讲究卫生，使用的东西都很干净。这种个性也影响了唐林虎（二马营人）。
风华正茂的黄金时代
好大喜功的“大跃进”，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破坏了生产力，导致了全民大饥荒。当时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另一种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天灾乎？人祸乎?据后来的专家学者研究当时的天文资料，所谓“三年困难时期” 实际上是风调雨顺的三年。后来国务院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挽救经济萧条的方针政策。在此方针的指导下，宁武剧团也做了调整，把中路梆子队下放，绝大多数演职员安排在县商业局和阳方口煤矿，改行从事其它力所能及的工作。保留了部分北路梆子艺人和有发展前途的青年演员。其中艺人有曹安卿、曹安静、周根成（原平人，艺名钉掌红。票友下海，原来的职业是铁匠给骡马钉掌。故称作钉掌红）。李鸿、任振旺、郝玉凤、王德全、王尚仁、韩云山、王安国等。青年演员有史福林、李明、闫金马、白翠连、余海林、赫连福、贾德喜、亢玉连、杨引弟等。
武场乐队有张福来(鼓师）、刘应生（胡呼）、秦培章(三弦），孙文怲（鼓师，孙仁娃的儿子）、王贵生（马锣兼梆子），郭应修（原是忻县专署艺校的音乐教师，下放到宁武剧团）。后勤人员有王卫国，人称老喜、大师傅王二娃、会计孙守仁（从小学教师调来，爱好戏曲）。
专署文教局为发展北路梆子，将宁武剧团改编成一个完整的北路梆子剧团。1961年从专署北路梆子剧团补充到宁武剧团部分青年演员和艺人有郭秀英、赵润连、曾克节、王小凤、赵月兰、聂存贵、鲍小飞、方树林、张桂连、王锦秀、彭壮生、丑小等。老艺人有苏元（胡呼）、宋世克（武场）、赵凤仪（练功老师）。“新宁剧团”正式更名为“宁武县北路梆子剧团”，六十多人。指导员:高达；团长：白二生；副团长：王尚仁、曹安卿、徐发达。
这个阶段是宁武县剧团的鼎盛时期，阵容整齐、行当齐全、服装道具完善，以风华正茂的青年演员为主。1962年首次赴省城太原演出。《山西日报》曾发表《宁武山上一支花》的 剧评和剧照，省广播电台录音播放。在此顺便说几句题外话，“七股风韩云山到了太原，产生一种思乡情结，想回祁县老家探亲。领导同意了。他自从离开祁县从没有回去过。这可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回到村里却没有一个人认识他，近亲都不在世，只有一个远方侄儿听老辈们说过，有这么回事才接待他住了几天。从此他就再没有思乡的念头。
1963年北上大同，丰镇、集宁、呼和浩特、包头等地演出四个月，颇负声誉。记得在大同碰上包头市北路剧团演出，雁北戏校还为两个团举办了一个座谈会，“水上漂王玉山”讲授了他学艺的经历。他说他练台步时，是两膝夹着一个笤帚练出来的。那时地方文化部门对戏曲剧团的演出还是比较重视的，每到一个地方除了看戏之外，有时还组织座谈，交流经验。后来地方文化部门的这种工作作风没了，工作热情也消失了。
当时剧团演出的剧目主要是传统戏。保留剧目有《吴天塔》、《秦香连》、《审诰命》、《女中孝》、《访白袍》、《劈殿》、《下水牢》、《哭灵堂》、《空城记》等。
1964年提倡演出革命现代戏，剧团移植排演了《芦荡火种》、《血泪荡》、《红嫂》、《一颗红星》、《鱼水情》等。同年，忻县专署举办现代戏创作剧目会演。宁武剧团以新创作现代戏《同路人》参加演出，刘建华编导。
1965年上半年，剧团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照例县委派驻工作组。轰轰烈烈半年时间，结果是会计孙守仁因账目不平衡，被开除公职。剧团是自负盈亏，常年在外演出也收入不了多少钱，能够给演职人员按时发了工资就很满意了。谁也不相信老孙有贪污行为，然而账目就是不平衡，自然是问题，结果只好被开除公职，无奈地回到农村。再者是大衣箱任振旺，竟然以认不得毛主席像章为罪名，被清除出剧团。一个从小失去双亲、无依无靠投奔到戏班为生计的老艺人，剧团的青年演员都称他为“老任大爷”。平时少言寡语，很少与人交流。但管理服装是他的拿手好戏。衣包谁也不得靠一下，若不守规矩便被他严厉训斥。他参加过山西省组织的赴朝慰问志愿军演出团。志愿军发给他们一枚纪念章。高兴时便拿出来让演员们看，显示他的荣耀。有次有个青年演员拿着一枚毛主席像章给他看，开玩笑地问他这是谁?他待理不理地推着那青年说，“去去去”。不料这样一个玩笑后来竟成为任振旺的罪名，被清除出了剧团。一个一辈子只学会一种生存手段的人，让他离开熟悉的地方，去陌生的路上求生活，其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尤其当时的社会环境。
剧团的四清结束后，1965年后半年奉县委指示，参加县委组织的“四清”工作团到原平的“龙官”、“官地”、“牛世垚”三个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期间剧团创作演出过一个现代戏名叫《阮变现形记》（赵国蔺、聂存贵编剧，李明导演）配合“四清”运动演出。县委主要领导很满意，还推荐给其它县干部集训时演出。
灾难深重的十年浩劫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来时，剧团几经浩劫，经受了不寻常的灾难。初则所谓破四旧，60年代初才新购置的行头被视为“四旧”火焚，化为灰烬。多少年苦心积累的艺术资料散失殆尽。其后又刮来一股剧团解散风。宁武县北路梆子剧团也于1967年8月结束了她年轻而风华正茂的生命，完成了历史赋予她的光荣使命。艺人星散，演职员东奔西走。一支完整的艺术队伍就这样夭折了。少数人各自调回了本地，大部分人去了阳方口煤矿，有一些分配到粮食、电业、供销社等部门。这在宁武戏曲事业的发展上，或者说宁武的文化事业上确实是一个令人慨叹的损失。
1968年县革命委员会又委托文教部门组织一个文艺宣传队，初名《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后又改称《文工团》，共28人。成员来自宁武中学的学生，如高建国、郭白玉、刘春秀、雷万月等。演出歌舞小戏，不收费专为宣传。经费由县财政拨给。
1970年省革命委员会下达了一个（70）262号文件，内容是整编宣传队为剧团，体制改为地方国营，经费由地方财政拨款。对于文化部门来说，当然是好事。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在原文工团的基础上，从本县其它单位调回几个艺人，又从内蒙古四子王旗招收了几个艺人如杨存柱、李保根、郭秀珍、段有有、赵月英，并招收了一些学员，整编组织起一个名为《宁武县晋剧团》的中路梆子剧团，编剧为五十人。排练样板戏《红灯记》等。因文件规定10万人以上的县编制为50人。
革命的变化使人难以预料。1973年同样是省革命委员会又下达了一个65号文件，题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批转文教部“关于全省县剧团整编改制问题的请示报告”》内容是改地方国营为自负盈亏, 当时上演剧目奇缺,仅屈指可数的几个样板戏可演，传统剧目禁演。试想没戏可演，何来收入，何以自负盈亏？虽曰自负盈亏实则常亏。没有剧目，没有演出市场，没有收入，怎样自负盈亏？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到头来还得靠县财政拨款解决。
在新时期中重新起步
从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的胜利召开，使我国的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我国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变革命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重新得到贯彻和落实，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独具特色的传统戏曲重放光彩，已成绝响的传统剧目恢复上演。剧团开始排练的第一个剧目是《逼上梁山》。继而又上演《杨门女将》。演出场次逐渐增多，经济收入也相应好转。同时又陆续恢复了几个传统剧目，《打金枝》、《秦香莲》、《劈殿》、《二进宫》、《望江亭》等。1978年在繁峙、代县、灵丘、浑源、怀仁大同等地演出反应很好。1979年全年收入七万多元，1980年在内蒙河套地区演出5个月，收入七万多元。连续二年在忻县地区各县剧团排名榜中，宁武剧团的演出场次和收入均为较好的一个剧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四清”时被无辜清除出剧团的老艺人也得以惠及。剧团创始人之一的徐发达改办离休。徐三娃补发了退职补助费，王卫国改办了退休手续，任振旺、王明帮等艺人恢复了公职。戏曲是综合艺术，具有高度的集体性。一个剧目的演出需要多个环节的艺人和谐地配合，付出一定的劳动价值。前台的演员通过表演直接与观众交流，往往引人重视，而后台那些默默无闻为演出付出劳动的艺人却未必使人关注。一个在前台表演的有形有声的好演员，常常为人乐道为人赞扬，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但对后台那些“无声演员”（即为完成演出担负其它工作的好艺人）却从未听人说道过。也未记述过。因此，我想在此补叙一笔，让人们不要忘记那些“甘为孺子牛”的人，在历史长河里的一条山间小溪或者说涓涓细流里留有一点不太显眼的浪花。
我想记述的这个人就是一辈子充当“无声演员”，但对戏曲艺术事业兢兢业业，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对戏曲事业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的老艺人任振旺先生。过去和后来，剧团的青年演员常常喜欢尊称他为“老任大爷”。祖籍文水人，从小很苦，父母双亡，无以生机，流落到梨园戏班，学会了戏班服装行头的管理工作，行话叫大衣箱。特殊的身世和精力使他养成一种憨厚耿直的性格，一种对事业严谨认真的可贵精神。青年时代曾在太原，张家口等地为晋剧名流牛桂英、张美琴等跟包。解放后在太原市晋剧团仍然从事大衣箱工作。抗美援朝战争中，曾随山西省晋剧慰问团赴朝慰问志愿军，1965年剧团四清时被无辜清除出剧团，过着不为人知的艰难困苦生活，养活不了老婆送到北京小姨家。买不起碳长年捡燎碳取暖烧饭。直到粉碎“四人帮”，传统剧目恢复上演，剧团团长史福林才又把他请回来。此时虽年已古稀，但他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不减当年。剧团在农村巡回演出，舞台往往搭在旷野，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冷，在万籁俱寂、茫茫夜幕轮罩的深夜里，他常常一个人坚持守候在舞台上。在他的一生里不知度过了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剧团的同行们看到他年老体衰。劝他到农家的房屋就寝。一个大衣箱保管员的责任感和职业的习惯，常常促使他敬谢不从，依然守候在他的岗位上。一直坚持到最后昏到在后台才最后离开了岗位。
人在世上应该具有进取精神，而精神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对事业的责任感和敬业心。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努力地开创这种精神。特别是现如今建设文明社会，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的时代，尤其珍贵。
老艺人“七股风”韩云山和“大衣箱”任振旺，都无儿无女，一辈子闯江湖住剧团，他们在年老离开这个繁华复杂的世界之后，史福林安排他们入土为安。使他们长眠于宁武的高山之上，让他们的灵魂永远安息。应该说史福林也是办了件人生的大好事，其人格和精神都是值得称赞的。俗语说，好人一生平安。然而，冷酷的人生并非如人们想象的美好，史福林也英年早逝，60多岁就离开这个世界，悲哉哀哉。在写此文时我顺便寄托一点对他的思念，我与他共事多年，他是个好人，仁厚者。他为剧团培养后备人才，1978年在宁武中学办了一个文艺班，培养了20多名学员补充到剧团。其中张银兰、李桂花比较出色。同年忻县地区举办新创作剧目会演。宁武剧团以新编的《宁武关》参加演出。编剧：赵国蔺，导演：史福林、赵国蔺。演出效果十分好，观众爆满。杨存柱饰刘宗敏，与一个年轻演员同获表演奖。省文化厅支持这个剧目，还拨二千元经费给剧团，希继续加工修改。只是剧团忙于演出，再未继续修改。后来著名学者、戏曲史家吴晓铃教授到忻县。听说宁武剧团演出了新创作的《宁武关》，专门到宁武观看了一场演出。时值深秋，宁武剧团还在长城机厂所在的深山沟演出，晚上乘车到山村观看演出，看完又回到县招待所休息。
1980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投资五万多元，整修改建了宿舍，盖起了一个大排练室，改善了演职员的生活工作条件。解决了演职员的后顾之忧，提高了演出质量。1981年又办了一个培训班，每年投资一万多元，在全县招收了26名少年演员，由艺人杨存柱教学，学制三年。这期培训班为剧团培养出一个姓孙的女花脸演员。1987年省文化厅在忻县举办北路梆子振兴调研，要宁武剧团也参加演出。宁武剧团于是选择了传统戏《司马庄》改编为《包公轶事》（改编者：刘建华、赵国蔺。导演：聂存贵），这部戏主要是把包公形象改变为喜剧人物。可喜的是扮演包夫人的演员张银兰获得了配角金奖。
从20世纪80年代戏曲便出现危机，显著的表现是城市观众的逐渐减少，尤其青年观众。剧团在城市演出逐渐减少，到后来基本没有了市场，演出赔钱。有志者提出振兴的口号。我省文化厅还进一步提出“综合治理”也无济于事。每况愈下，首先是县剧团的解散。1994年我到宁武出差，顺便到剧团看了看，基本名存实亡，剧团成了空壳，演职员各谋生路。没水何以养鱼。如果有个台口，还临时组织一些演员演出，演完后又各自谋生。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到21世纪的现在，我市各县剧团大都散班。时代变了，人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变化，大概这就是戏曲的危机。
结束语
戏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其历史就是一个消失与更生的过程，一代有一代的戏曲。
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几经波折，大起大落。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叶，戏曲是一个大繁荣时代，只要翻阅一下当年的《山西日报》广告栏便知，几乎所有的广告全部是太原市各剧院剧团演出的情况，人们看戏就是从报纸的广告栏选择。从文革开始至文革结束，10年间戏曲人为地绝迹，只有几个样板戏演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一段时间短暂的繁荣。80年代中叶戏曲呈现式微，从城市开始，观众逐渐减少尤其青年观众，有志者提出振兴口号，山西省文化厅还提出“综合治理”，举办四大梆子振兴调研。然而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的多元化，人的审美意识也必然多样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带动社会快速转型，一切在变，戏曲必须随时代而改变，适者生存。不仅戏曲，其它也然。清乾隆末人李隧，他写下一册《晋游日记》，到过我们晋西北，他的日记中记载着在“大水口”发现有虎足迹。在岢岚人们告诉他老虎进过县城，上山砍柴的老人被虎咬死过。现在的晋西北不仅没有老虎，恐怕连狼也见不到了。什么原因？时代使然。
戏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衰微更为明显。表现就是县剧团的消失。据统计资料显示，1982年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统计，全国有317个剧种，到2004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全国剧种剧团现状调查》统计，当时有演出的戏曲剧种只有260多种。其中有相当部分没有专业剧团。就山西而言，据有关方面统计，1983年编撰《中国戏曲志·山西卷》时统计有49个剧种，目前舞台演出活跃的只有28个，有21个业已消失。可见戏曲生存的严峻，但并不意味着戏曲就要消亡。
戏曲是综合艺术，剧团是戏曲的载体，没有了载体也就没有了剧种。仅凭几个传承人就可以使剧种得以传承，我认为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当代传承人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培养出来的。这些名演员与旧社会戏班出身的名演员有根本的不同。旧社会的艺人要走江湖，必须掌握一本戏的全部艺术，包括唱念做打和文武场的全部。因为跑戏班，唱什么戏必须与配角演员全部说一遍，这样才能与配角在戏台上配合好。现代舞台实行的是导演中心制。演员只需掌握自己的角色行当，用不着掌握一个剧目的全部。试想这样的一个名演员，可以传承一个剧种的全部表演吗?说白了只能成为一种名誉形式。所以我认为要传承保护一个剧种的存在，必须要有剧团，这样才可以延续下去。而与群众接触最多的是县剧团，但是县剧团现在几乎全部名存实亡。值得深思……（文／赵国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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