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登瀛，後人多稱其為中共第一個黨外特工、國共“雙面間諜”——實際上，他是中共首個潛伏在國民黨內部的高級特工，是名副其實的“一代名諜”、隱蔽戰線的奇人。
上海灘嶄露頭角
楊登瀛，本名鮑君甫，1893年出生於廣東香山縣前山白石村（今屬珠海市）。自幼在日本生活與求學，在東京讀完高等學校後，又畢業於著名學府早稻田大學。他熟悉日本早期社會主義者河上肇，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書籍有所接觸，思想上受過不少觸動。
1919年楊登瀛從日本回國後，來到日本人辦的基督教青年會做事，並投身五四運動。他交遊廣闊，與一些日本商人有經濟往來，和上海租界巡捕房政治處很熟，同國民黨中人也有來往。同時，他以嫻熟的日文為日本一些通訊社撰稿，聲名鵲起，在上海灘嶄露頭角。1924年，他加入了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不久，又結識了當時的中共工運領導人、後淪為大叛徒的顧順章，通過顧結識了許多共產黨人。
1925年以前，楊登瀛經常到上海伊文思洋行書店買書，認識了在該書店供職的青幫中人、洋務工會負責人楊劍虹。楊劍虹也是廣東人，兩人漸成莫逆之交。後楊劍虹去廣東投靠陳立夫，逐漸成為陳立夫的親信和助手。通過楊劍虹，楊登瀛也結識了陳立夫、張道藩等國民黨要人。每次陳立夫、張道藩等到上海，無論公幹還是私事，楊登瀛總是悉心招待，無微不至。就這樣，楊登瀛成了在十里洋場黑白兩道都吃得開、“兜得轉”的人物。
楊登瀛與張道藩之間更有一段特殊政治關係。原來，張道藩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有一個俗稱“李痞子”的政敵，楊登瀛一口應承幫他消滅這個政敵。不久，李痞子在家門口神不知鬼不覺地被人擊斃。從此，張道藩在組織部站穩了腳跟。張因此對楊感激不盡，視為知己。張道藩是繼陳立夫之後的黨務調查科主任，正好給楊登瀛撐起一把政治保護傘。
楊登瀛原住上海私立大學江灣附近（該校被稱為當時的“中共黨校”），因此與該校很多師生相識。1926年，楊與陳養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上海交通局發行科長）認識。陳經常到楊家學習日文，時常將《中國青年》《語絲》《嚮導》等進步刊物帶給楊閱讀，並與他多次傾心長談。後陳養山將楊登瀛介紹給中共上海某區黨支部書記敖景象，楊參加了幾次會議，認識共產黨人李季、沈雁冰、趙子昂、陳望道等。因此，楊登瀛1951年在法院申辯材料中強調他是共產黨員，自述“1926年由陳養山介紹參加共產黨”。據其女兒鮑美雲回憶，那是在“文革”前的一天，一家人正在午餐。不知道什麼由頭，父親鮑君甫突然很正式地告訴家人說，“我其實老早就入黨了，1926年，陳養山是我的入黨介紹人”。
楊登瀛很快把楊劍虹兩次找他在上海從事反共工作，準備如何在滬偵察中共及其他反蔣黨派活動，全盤告知陳養山，並表示願將所瞭解的情況提供給“黨內”參考。陳感到楊登瀛有正義感，態度真誠，乃正式將這一重要情報及他與楊的關係報告陳賡，建議同楊建立絕密的特情關係。陳賡時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長，詳細詢問了楊登瀛的情況，並向周恩來作了彙報。此時的楊登瀛已是國民黨特工系統高級幹部，被視為“難得人才”。正苦於特科無法打入國民黨特工高層的周恩來十分重視，當即決定由陳賡與楊單線聯繫並掌控之。
中共第一個“雙面間諜”，作用非比尋常
1928年5月，化名王庸的陳賡在霞飛路（今淮海路）一家咖啡館與楊秘密洽談。
楊登瀛談到了自己與楊劍虹的關係，並訴說了身不由己當國民黨特務的苦衷。陳賡非常誠懇地表示，完全理解他的處境和為人，支持他跟著楊劍虹幹調查科的工作，而且希望他同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淞滬警備司令部建立起聯繫，最好與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取得友好合作關係。楊提出工作上需要一些錢，陳賡當即遞給楊登瀛一根金條，並答應以後每個月給他300塊光洋，特別花費再當別論。
楊登瀛提出今後楊劍虹向他索取中共情報，應如何辦？陳賡請他放心，表示以後會不斷向他提供中共黨內的文件、傳單以及《紅旗》《布爾什維克》等機關刊物，絕不會使他為難。經過楊劍虹的推薦，楊登瀛被任命為高級偵探，並改鮑君甫為楊登瀛。這次與陳賡見面，楊登瀛正式確定了“雙重間諜”的身份，從此成為中共在敵人偵探機關中的第一個反間諜關係。
陳賡復於同年5月底再找楊談以後的工作部署，改派曾領導上海“五卅”工人運動、在蘇聯培訓過的地下黨員連德生擔任楊的保鏢，成天陪楊到處公幹。有了情報，連德生立即轉報陳賡。實際上，連德生是楊在中共方面的領導人。
1928年8月，楊劍虹因涉及一樁貪汙大案和青幫內訌自殺身亡，國民黨中央調查科失去在上海的得力工作人員，不得不借重楊登瀛。同年10月，經陳立夫、張道藩聯袂推薦，蔣介石任命楊登瀛為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從此，楊登瀛成了國民黨在上海特務機關的最高負責人，同時又以原名鮑君甫成為中共特二科的絕密工作人員——國民黨的楊登瀛，就是中共的鮑君甫，從此他要演出一部雙簧名戲。
從1928年5月至1931年4月顧順章案發生三年間，楊登瀛表現傑出，深為中共所器重。為了使楊得到國民黨的重視，中共還特地為他準備情報，作為他向上邀功的資本，以鞏固其地位；還佈置一些機關或留下一些機關，讓他率員去破獲，凡中共認為不可靠的黨團員，讓他去逮捕。由於楊登瀛要經常陪張道藩等人出入上海市公安局、警備司令部、巡捕房，陳賡在經費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特別請示周恩來破例為楊買了一部高級轎車，使楊更便於接近上海各界上層人物，也利於他與中共特工的聯繫。
1929年12月，新任中央調查科主任徐恩曾對楊登瀛加以重用，上海的重大案件多交由楊獨自處理。徐每到上海必到楊家探望，對楊常親自函電指示，但從不檢查楊的工作，以示信任。楊升任上海特派員後，中共特為楊在上海北四川路大德里對面的過街樓上設立一辦事處，掛牌“國民黨中央調查科駐滬辦事處”。陳賡將安娥派來這裡做楊的秘書，連德生也在此做聯絡工作，還給楊配備了其他中共人員。
由於楊登瀛的關係，國民黨在上海的反共機關一開始就在中共特科影響下工作。陳賡在談到這一段歷史時曾說：“當時國民黨在上海的特務機關，實際上掌握在我們手裡。”金衝及主編的《周恩來傳》也指出：“他（即楊）提供的大量情報，對防止黨的機關被破壞，營救戰友和清除內奸起了重要的作用。”
楊登瀛成了駐滬特派員之後，身價倍增，可以在上海各偵探機關獨立活動，不再受人管束。陳立夫、徐恩曾經常將一些大案要案直接交楊登瀛辦理。英、法租界巡捕房也視他為在中國官場可以通天的人物，有案子也找他商量。這樣一來，南京國民黨特務機關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壞中共的計劃、命令，中央特科都能夠通過楊登瀛的關係及時瞭解，化險為夷。楊登瀛對中央特科的作用非比尋常。
懲治叛徒：“東方第一謀殺案”始末
1928年8月，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將一封密信交巡捕房，要求公共租界當局按照信中所指地址去破獲共產黨的一個地下機關。蘭普遜特地派人將“共黨問題專家”楊登瀛請來，楊一看，發現信是一個名叫戴冰石的人寫的，信中所指是中共滬東區秘密機關的地址。“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楊登瀛心裡暗暗叫苦，只得隨蘭普遜、譚紹良同行，去搜查平涼路中共機關，抓走駐在該機關七人，其中之一是戴冰石的小姨子。回家後，楊登瀛將情況通過連德生告訴了陳賡。陳賡很快查實戴冰石由杜月笙牽線，已經向楊虎自首。過了幾天，戴冰石託人找到楊登瀛，要楊向蘭普遜求個情，將他的小姨子放出來，楊一口答應，要戴冰石到永安公司後的一家小旅館接他的小姨子。楊登瀛把上述情況告述陳賡，陳派中共特三科人員埋伏在附近，將戴冰石即時擊斃。
1928年，經楊登瀛介紹，中共特工宋再生擔任淞滬警備司令部第四號政治密查員。一天，宋再生在警備司令部值班，快下班時，有個鐵路工會秘書顧某進來說有要事相告。宋懷疑他是告密者，就說快下班了，有什麼事快說。顧某覺得宋可能是個負責人，就直奔主題了：“捕獲柏山獎賞是多少？”柏山是李立三的化名，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宋感到事態嚴重，忙問在什麼地方。顧某附耳把李立三的住處告訴了宋。宋感到事情緊急，一面穩住顧某，叫他不要再對任何人說起這件事，並說管賞金的人回家了，要他先留下地址，等抓到李立三，便通知他來領獎。第二天一大早，顧某拿來了一張李立三在國外時拍的照片給宋再生。告密者走後不久，宋再生及時把這一情報報告中央特科。中央特科馬上通知李立三轉移，同時很快制訂了懲罰叛徒的行動方案。
三天後，宋再生通知顧某，約好晚十時在大都飯店附近街口見面，帶他去見警備司令。顧某在指定時間和地點看見宋再生走來，忙迎上前去，跟著宋朝大都飯店走去。突然，一輛夜巡的警車呼嘯而過，只聽“砰砰”兩聲槍響，兩顆子彈已經打中了顧某。槍聲得到了警笛聲的掩護，沒有引起遠處巡警的注意。當警笛聲消失的時候，原來在大都飯店附近街角擺的小煙攤和買菸的兩個年輕人都已經不見了，顧某的發財夢也隨之煙消雲散。
1929年8月23日，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彭湃，以及楊殷、顏昌頤、邢士貞等人，於次日下午在他家開軍委會議，研究重要軍事問題，並且說，黨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也參加。24日下午，會議按時在上海滬西區新閘路經遠裡六一三弄12號進行。周恩來本應參加會議，臨時因要事未去。會議正進行時，大批“帝國主義的武裝巡捕與公安局的中國包探”，一如周恩來所說，“駕著幾輛紅皮鋼甲車，如臨大敵地”呼嘯而來，“登樓捕人如像預知的一樣”。（《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與會者還沒反應過來，全副武裝的巡捕、包探已衝入房內，按名逮捕彭湃、楊殷等人。中共中央十分震驚。周恩來指示陳賡，設法通過在國民黨內部的線人，打聽彭湃、楊殷等人關押的地點及審訊情況，以便營救。
陳賡立即找到楊登瀛，指示迅速查明真相。楊登瀛經過一番打聽，查明原來是白鑫變節投敵。白鑫是黃埔一期學生，後加入中共，1927年參加“八一南昌起義”，曾在彭湃領導的海陸豐政權工作，1929年調入上海中央軍委當彭湃的秘書，他家常被作為軍委會場。一個月前，白鑫通過其弟向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秘密自首，其叛變的理由是他的一個親屬背叛革命被發現後由彭湃批准將其槍斃，因此懷恨在心。再經中央查證，楊登瀛提供的消息完全可靠。原來“白鑫於當日下午開會時做記錄，雖一同被捕但旋即釋放。中共特科遂認定白鑫為告密人，將加以制裁”。當晚，周恩來主持緊急會議，研究營救彭湃等同志和懲辦叛徒的措施。他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價，全力營救彭湃等人並儘快除掉叛徒白鑫。陳賡找到楊登瀛，楊向陳提出，彭湃是知名人士，不可能輕易地營救出來，建議在彭湃由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解往司令部途中設法營救。陳賡將楊的想法向中央特科請示後，一致同意路劫。但因準備不周，錯過時機，營救未獲成功。30日，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在龍華遇難。
周恩來和陳賡斷定叛徒白鑫目前仍在上海，但由於害怕共產黨鎮壓，遲早會逃離。為了準確地瞭解白鑫的意圖，決定由楊登瀛找白鑫當面試探。楊登瀛以國民黨特派員身份找到白鑫的住處，對白鑫安撫一番，然後問他還有共黨什麼線索，今後有什麼計劃？白鑫表示，最近風聲很緊，特科紅隊手段非常厲害，上海不可久留，最近準備到南京面見蔣介石。楊登瀛向陳賡作了詳細彙報。周恩來表示決不能讓白鑫陰謀得逞，一定要將其消滅。白鑫非常狡詐，他深曉“紅隊”的厲害，當起了“縮頭烏龜”。
按照中共特科要求，楊登瀛幾次去找白鑫閒談打麻將消遣，終於弄清楚國民黨決定派白鑫去意大利留學，以逃避“紅隊”的懲罰。白鑫與範爭波、楊登瀛商定11月11日晚上11時從范家出發乘輪放洋。楊登瀛立即將此確切信息通知中共特科。周恩來聽了陳賡彙報，決定在這天將白鑫處決。周還親自到和合坊四弄觀察了現場。11月11日下午，陳賡親自指揮邵達夫（邵扶民）等10名紅隊隊員，化裝潛入43號周圍的弄堂埋伏下來。傍晚楊登瀛以辭行為名，特地到範公館偵察白出發的確切時間。晚上10點多鐘，先有兩輛國民黨方面為轉移白鑫的小車駛來，停在範爭波家的後門口，范家傭人開始往車上搬行李。11時許，白鑫夫婦、範爭波兄弟和3個保鏢特務共7人從後門走出，離第二輛車僅幾米處時，“裝賣水果與補皮鞋的隊員，針對保鏢首先迎頭髮動襲擊，在黑暗中，保鏢二人未及拔槍，即被擊斃”。一直在驚疑恐懼中的白鑫見狀拔腿就逃，並拔出手槍試圖反抗。白拼命向北奔逃，但三名特科隊員緊追不捨，很快就將其逼入死角，擊斃在和合坊71號門前。是役，白鑫、範爭波弟弟和保鏢等5人斃命，範爭波和白鑫的老婆則受了重傷。紅隊隊員乘著人們驚慌奔跑的混亂之機，“從容逸去”。在戒備森嚴的法租界發生如此刺殺大案，部署策劃如此周密，實施刺殺如此乾淨利落、準確無誤，此消息立即轟動了上海灘。各報連日以顯著位置報道這一重大新聞，有的報紙甚至稱之為“東方第一謀殺案”。
嚴懲出賣周恩來的叛徒黃第洪
1930年4月，黃第洪從莫斯科留學返回上海。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周恩來代表中央與黃聯絡。黃是湖南平江人，黃埔一期學生，在校期間政治思想表現不錯，被中共吸收入黨，畢業後經周恩來提議，留在軍校政治部編纂股工作。從1925年底起，黃第洪一直待在莫斯科。黃回國後，組織上本來安排他去江西蘇區，但他不願意過艱苦的鬥爭生活。原來，黃在蘇聯習慣了安逸平靜生活，他被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嚇破了膽，對革命悲觀失望，於是秘密致信蔣介石，表示願意“改過自新”，脫離中共，歸順校長，懇請校長撥冗接見，但不要讓旁人知道；信中還自稱他回上海後直接在周恩來手下工作，與周恩來來往密切，與劉伯承、左權等也有來往。近期周恩來將會與他見面，他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協助國民黨抓住周恩來。蔣介石看到信後高興得很，昔日弟子能從中共方面回頭，並以抓捕共黨首腦之一的周恩來作為“見面禮”，真是求之不得。
蔣介石十分重視，立即作出批示：“此人對黨國一舉摧毀共匪首腦機關大有用處，命調查科從速處理之。”他直接將信件和批示給陳立夫經辦；陳立夫不敢怠慢，找來特務頭子徐恩曾，徐恩曾又將此事交給了親信楊登瀛。
楊登瀛立即把黃第洪秘密自首的情況報告了中央特科二科劉鼎。因事關重大，劉鼎直接通過陳賡將此事報告周恩來。黃第洪寫信約周恩來在先施公司旁邊的郵電局見面，聲稱有中共黨員在蘇留學的重要情況彙報及商談分配工作的事情，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為共產主義事業獻出全部力量。周恩來“決定將計就計，答應與黃第洪準時赴約，並指示紅隊伺機鎮壓這個叛徒。要處決‘黃埔的老大哥’，也是件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周恩來感嘆：我方的黃埔老大哥不多，他們是很寶貴的。但是黃第洪叛變投降證據確鑿，如果手下留情，會後患無窮啊”！
赴約那天，狡猾的黃第洪走到半路，經過再三思量，還是回去了。黃知道周恩來一向辦事謹慎周到，沒有把握，他不會輕易赴約的。他曉得護送周恩來的紅隊隊員身手敏捷，弄不好，自己會偷雞不成蝕把米，把小命搭進去。此次之後，黃第洪做賊心虛，不斷變換住址。黃的變節，對中共機關和周恩來威脅太大，務需剷除禍患。特科經過周密偵查，終於找到了黃的住址，迅速把他處決。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協助主持中央特科具體工作的顧順章在漢口被捕，旋即叛變投敵。顧熟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絕大部分機密，當然也知道楊登瀛與中共的秘密聯繫情況。危急時刻，徐恩曾身邊的機要秘書錢壯飛立即將情報轉報中央，黨中央及所屬各機關平安脫險，只有極少數機關遭到破壞。
在十分緊急困難的情況下，陳賡找到楊登瀛，告訴他顧順章已叛變，叫他儘快去外地躲一躲。楊登瀛聽後，很感動地握著陳賡的手說：“王庸（陳賡的化名），你真夠朋友，共產黨真夠朋友，危難之時沒忘記我。”但他自恃有張道藩這把保護傘，能夠對付顧順章，不打算外出躲避。陳賡於是叮囑道：“你實在不想離開上海的話，就要有個思想準備。萬一顧順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別的一句話也不要多說。今後共產黨總會得天下的，到時候我們絕不會忘記你。”楊登瀛也動情地說：“有你這句話，哪怕明天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後悔交了你這個朋友！”
不出所料，4月底，楊登瀛被國民黨逮捕入獄，“楊在監獄中遵照中共指示無一語向國民黨中央提及他‘效忠’事。翌年‘一二八事件’後，由其老長官張道潘保釋出獄思過。1934年……再度受啟用為國民黨效力，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長，生活歸於平淡，手中失去權力……”
“我不是特務……周恩來是知道我的”
1949年，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而此時的楊登瀛一文不名，在南京靠擺小煙攤維持生計，生活困頓。1951年春“鎮壓反革命運動”時，由於楊登瀛擔任過國民黨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副院長，遂被逮捕。經法院有關領導審批，準備處以重刑。這時楊提出他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曾為中共地下黨組織做過工作，要求陳賡作證。
1951年，南京法院院長鞠華兩次給時任雲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陳賡發函，希望證實楊過去的政治身份。11月24日，陳賡給楊登瀛出過一個證明：“關於鮑君甫（又名楊登瀛）之供詞是否屬實一事，據我所知，鮑確係1927年起即與我黨發生關係，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聯繫，在此期間對黨貢獻頗大，我被捕時曾在南京憲兵司令部與我同獄，此時表面上還好，以後任偽中央感化院院長，據說表現不好，其他詳情不知……”根據陳賡的證詞，楊登瀛被放了出來。1952年11月，時任司法部副部長的陳養山聞訊後，寫信給南京市公安局局長，說明“鮑君甫在大革命後對我黨的保衛工作有很大的貢獻，而且救出了許多我黨負責同志……”信中說：“我與陳賡同志商量給鮑作些救濟，或想其他辦法幫助一下。”1956年3月，應陳賡之邀，南京軍區經解放軍總參辦公廳同意，專程派人送楊登瀛去北京。陳養山在車站親自迎接。次日，陳賡夫婦設家宴款待楊登瀛，又邀約昔日在特科工作過的李克農、陳養山、安娥、劉少文等戰友聚舊。4月，陳賡和陳養山又專程到南京看望楊登瀛。陳賡臨行前還委託南京市公安局給楊家添置傢俱等物，他們“希望給鮑一些救濟，或想其他辦法幫助一下”。從此市公安局每月給鮑家發放100元生活補助費。以後陳賡每到南京必探望楊登瀛，直到1961年陳賡在上海逝世。
“文革”發動後，楊登瀛被打成“大特務”、“叛徒”、“國民黨殘渣餘孽”，再受嚴重衝擊。1967年，康生、江青等人大抓“叛徒網”，挖出了安子文等“61人叛徒集團”，最後一直挖到了化名“伍豪”的曾任中共隱蔽戰線負責人的周恩來身上。作為曾經潛伏在國民黨內部的高級特工楊登瀛自然厄運難逃。他被抄家，“連家裡的地板也全部撬起來，什麼都沒有找到”。1967年8月，楊登瀛被押解北京審查，天天輪番審問，想讓他提供有關周恩來、陳賡、陳養山等人的“黑材料”。難能可貴的是，在專案組的逼迫下，楊登瀛堅決拒絕提供有關“黑材料”，表現出了一個尊重歷史、敬畏歷史的人應有的可貴品質。其妻譚秀珍前去看望，為使丈夫少受折磨，說：“你就按他們說的承認，免得再受皮肉之苦。”楊登瀛堅決地擺了擺手說：“明明沒有的事我怎麼能瞎說？！我一說，有人就要人頭落地！”
1969年12月19日，楊登瀛被折磨致死，終年76歲。臨終時他再三說：“我不是特務，不是叛徒，也不是什麼內奸。我到底算一個什麼人，自己也說不清，但周恩來是知道我的……”
據楊登瀛小女鮑美雲回憶，父親的屍體停放在時任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的辦公室，用一張黃草紙蓋著，嘴張開，雙眼直勾勾地睜著，死不瞑目。母女倆僵立著，泣不成聲。她們短暫地看了一眼，軍管會的人就匆匆地將楊登瀛的屍體抬走火化。
苦撐危局的周恩來獲悉楊登瀛死訊，非常痛疚，託付陳養山前去撫慰楊登瀛家人，並由陳轉告他對楊一生的評價：“鮑君甫的一生功大於過。”1978年譚秀珍去世後，與丈夫的骨灰一起合葬在南京“廣東山莊”的粵籍人公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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