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4日，上外中东研究所邹志强副研究员就土耳其大选接受《南方周末》采访，全文如下：
从埃尔多安到杜特尔特 “政治强人”的野心
“政治强人往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能够通过个人的魅力特质吸引追随者，拥有较高的民众支持度。”他们大多是国际政治上的“鹰派”，在内政外交特别是军事上奉行铁腕政策。
社会的腐败、贫富的分化、国内外不友好势力的威胁，使得民众日益厌烦过往那种“温良恭谨让”的精英政治家。他们迫切地渴望一个不拘一格的领导来“快刀斩乱麻”。
或许，“政治强人时代”的到来，正是世界格局出现变化的预兆。
2018年6月17日，高温没有打消埃尔多安支持者们的热情，数以万计的支持者聚集在伊斯坦布尔的耶尼卡皮广场，挥舞着土耳其国旗。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着台下一片红色的旗海挥手致意——新一轮土耳其总统选举即将开始，而埃尔多安似乎志在必得。
埃尔多安没有理由不乐观：最新的民调显示，埃尔多安获得了近五成的支持率；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借阿芙林战役获取的巨大声望——2018年初对叙利亚阿芙林地区的入侵行动，给国内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狠狠地打了一针“兴奋剂”。
尽管埃尔多安有着少数民族的格鲁吉亚血统，但时至今日，他俨然已经成为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代言人。
而在亚洲大陆另一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为马拉维市的重建工程忙得焦头烂额。在5月23日，马拉维围城战爆发的一周年纪念日里，一向以强硬态度著称的杜特尔特罕见地放软声调，称对马拉维的惨剧“承担全部责任”。
就在一年前，当政府军与极端主义武装阿布沙耶夫在马拉维反复拉锯时，杜特尔特还声称为了夺回城市“不惜摧毁一切”——从战后马拉维的废墟来看，他显然是“求仁得仁”。
不过杜特尔特的头颅可不会轻易低下，他准备了多达20亿美元的重建费用，并称要在卸任之前看到马拉维恢复原貌。
埃尔多安与杜特尔特，尽管一个身居中东、一个位在亚太，但他们都被打上了共同的标签——“政治强人”。对比之下，二人有着非常多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民粹主义政治家、他们都以强硬的态度著称，而且他们都习惯用军事来为自己谋取合法性，以武力正名。
近日，美国《时代》周刊以“强人崛起”（Rise of the Strongman）为封面话题，埃尔多安与杜特尔特二人赫然出现在杂志封面的正中心。
近年来，各种政治强人，如美国的特朗普、埃及的塞西、泰国的巴育等，纷纷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是孤立的政治现象，还是“政治强人时代”的先声？
“埃苏丹”的帝国复兴野心
2018年3月24日，土耳其军方宣布已经“完全控制”叙利亚的阿芙林地区——阿芙林俨然已经成为了“国中之国”。这是自叙利亚内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境外势力入侵。
今年1月，土耳其发动了名为“橄榄枝行动”的对叙侵入行动，据估计，总数6400人的土耳其军队，以及万余名由土耳其政府控制的“叙利亚自由军”，在当月攻入叙利亚西北部的阿芙林地区，进攻驻守当地的库尔德人武装。
据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指出，约295至510名平民在橄榄枝行动中丧生，其中多数为世居阿芙林的库尔德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更是警告，已经有约16.7万人在行动开始后流离失所。而据土耳其官方统计，土军与“叙利亚自由军”在此役中也付出了三百余人的代价。
埃尔多安一直声称，土耳其行动的目的是铲除他称为“恐怖分子”的库尔德人武装。“我们会从阿芙林和曼比季开始，一个一个地摧毁在叙利亚的恐怖分子巢穴。”他说。这并不令人惊讶，众所周知，作为土耳其境内最大的少数民族，库尔德人一直是埃尔多安等民族主义者的心腹大患。
库尔德人是定居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三国边境的山地民族，在历史上，令十字军闻风丧胆的中东英雄萨拉丁便是库尔德人。然而近代以来，库尔德人的土地分别属于上述三国，这便造成了他们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少数民族的尴尬现状。
分散在这三个国家的库尔德人，一直都希望能够独立出来，组成一个新的国家，这是埃尔多安所无法接受的。自叙利亚内战以来，库尔德人武装逐渐占据了整个叙利亚北部，这无疑令埃尔多安寝食难安。
“2018年1月，美国宣布将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组建3万人的‘边境安全部队’，这真正触及了埃尔多安的‘红线’。”上海外国语大学副研究员邹志强指出。
然而埃尔多安的野心，或许并不止步于此。
在橄榄枝行动成功后，埃尔多安说：“行动不会在阿芙林结束，我们还有伊德利卜、曼比季。”暗示将继续军事行动，直到扫清整个北叙利亚为止。而伊德利卜更是在重镇阿勒颇之南、深入叙利亚腹地，这番言论的涵义令人不安。
土军目前脚下的阿芙林地区，连同整个叙利亚乃至大半个中东，在一百多年前都属于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灭亡后，凯末尔放弃了土耳其以外几乎所有领土要求，但这并不代表土耳其人就忘记曾经的辉煌，以民族主义上台的埃尔多安更不可能忘记。
在二战后，身居“亚欧大陆的十字路口”的土耳其，在外交上一直是“双头鹰”：西边是土耳其一直想融入的欧美，东南边则是伊斯兰世界霸主的旧日荣光。自2016年被广泛认为由美国支持的土耳其军变失败后，埃尔多安与西方便渐行渐远——西边的鹰头被砍断了，剩下的选择不言而喻。
对外，土耳其身为北约成员国，出兵攻击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武装，而这正是当前美国所明确支持的势力，路透社认为，此举让土美关系降到了“几乎破裂的极限”。而为了寻求支持，埃尔多安转向了土耳其地缘和历史上的最大敌人俄罗斯。事实上，尽管普京所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对埃尔多安的行动表示了口头上的谴责，但俄罗斯驻叙军队对土军的行动几乎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修宪公投把国家的权力极大地集中在了总统的手上——埃尔多安总统几乎成了“埃苏丹”。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主流的今天，埃尔多安的权力能扩张到什么地步，尚是未知之数。
“近年来土耳其国内的社会分裂与极化现象加剧，民众对埃尔多安的评价日益割裂。”邹志强认为，“从外部来看，近年来由于加入欧盟、民主化、中东政策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如何处理与美欧关系、平衡对外政策也将是一项长期挑战。”
杜特尔特的“统一战争”
如今，马拉维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鬼城”。
曾经繁华的菲律宾滨海城市，沦为了一座巨大的废墟，少数居民逐渐迁回自己的“家”中，用被子和帆布充当临时的墙壁。
一年前，马拉维陷入了长达5个月的围城战，在这场被认为是“菲律宾历史上最漫长的城镇战”里，超过2000人伤亡，近110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战斗中有一名特殊的“士兵”，他便是总统杜特尔特——他在视察战地时，亲自在狙击点朝恐怖分子开枪射击。
对于外界来说，提起杜特尔特，第一时间会想起他的“禁毒战争”。据菲律宾内政部报告，截至2017年底，有多达两万余人出于毒品问题被警方枪杀或因禁毒运动而死。杜特尔特甚至鼓励民众自行对毒贩“执法”，他宣言：“（民众）如果有枪的话可以自己动手，我支持你。毙了他，我会给你颁奖。”
然而，对于菲律宾而言，毒品并不是最迫切的问题；而对菲律宾人而言，禁毒也不是杜特尔特最著名的标签。他更是一名“战士”。
“强力行动是他执政的一个显著特点。”哈佛大学研究员张倩烨评价道。
尽管有“七千岛之国”的称呼，菲律宾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吕宋、米沙鄢、棉兰老。与天主教徒占绝大部分的其他两部不同，棉兰老生活着信奉伊斯兰教的摩洛人。与此同时，这里也诞生了威胁菲律宾政府的最大极端主义势力：阿布沙耶夫组织。自2014年阿布沙耶夫组织向伊斯兰国宣誓效忠以来，棉兰老便受到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双重威胁。
而这些对杜特尔特来说都不陌生：在他当选总统之前，他便一直是棉兰老经济中心——达沃市的实质统治者。自1986年担任市长以来，他通过和女儿莎拉交替执政的形式，统治了达沃市达28年。
激烈的宗教与民族矛盾，以及在此之上孽生的各种暴力与非法行为，这便是市长杜特尔特所面临的达沃。面对这种复杂的环境，杜特尔特实施了严厉的犯罪打击政策，因而被称为“制裁者”。与此同时，他也树立起了亲民的形象，他时常带着几个公务员，一起骑摩托车视察市区，有时还伪装成计程车司机以体察民情；他虽然声称信仰天主教，但也非常重视穆斯林权益，时常参与伊斯兰节庆。
在杜特尔特的治理下，达沃市被本地人自豪地称为“东南亚最和平的城市”，而最终，杜特尔特也凭着在地方积累的巨大威望，登上了总统宝座。“过去历届前总统的腐败问题，让许多菲律宾民众对民主制度心存疑虑，有些人认为或许一个专制的强人更能治理好国家。”张倩烨说。
当时正在俄罗斯访问的杜特尔特立刻回国，并无愧他强人本色地宣布了棉兰老全岛的军事戒严令。据《菲律宾商报》称，杜特尔特警告说，如有必要将对马拉维市进行“地毯式的轰炸”。“我已经准备好摧毁一切，”他说道，“因为我对菲律宾共和国负有更大的责任。”
棉兰老的战事持续了5个月，直到2017年10月27日，杜特尔特正式宣布马拉维市解放。
对于一直视棉兰老分离势力为心腹大患的杜特尔特，这场战斗自然是一场胜利，但它同时也是一场惨胜。
在战斗人数六比一有余、总统杜特尔特亲自上战场督战的情况下，战事依旧持续了半年才结束。而在战斗过程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如落后的装备、薄弱的战斗意志等，让人们对菲律宾政府的军事水平深感忧虑。
没有人会怀疑杜特尔特的强硬，“他在菲律宾被认为是一个‘执行者’，有很强的执行力的人。”张倩烨指出。
但菲律宾是否又能支撑起杜特尔特的雄心壮志？
“政治强人时代”来临
他们并不是孤立的案例。
在中东，埃及的塞西将军借助人民对穆兄会的不满，推翻了穆尔西总统，并在2014年和2018年以大于95%的得票率“当选”总统；而沙特阿拉伯的新任执政者本·萨勒曼王子则试图以铁腕手段，用新的领导层取代过去的王族统治。
在泰国，当全国再一次面临政治动荡时，陆军总司令巴育发动政变推翻了尼瓦探隆政权，成立军政府，企图用强硬手段终结十年来他信派与反他信派的政治斗争。而在匈牙利，总理奥尔班把自己塑造成“匈牙利的守护者”，通过强硬的反穆斯林移民态度赢得了民众的强烈支持，并在2018年的议会选举中以约70%的得票率大举获胜。
从埃尔多安到杜特尔特，还有埃及的塞西、泰国的巴育、沙特阿拉伯的本·萨勒曼王子，以及其他的政治强人们，他们来自世界的不同角落，个人经历也大相径庭，然而在相近的时代活跃于政治舞台的他们，却有着不少共性。
他们都擅长营造鲜明的个人形象，来博取民众的欢迎。政治强人们要么像埃尔多安那样，启动强大的宣传机器把自己打造成偶像级人物；要么就像杜特尔特那样，依靠极具争议的个性，在民众中营造出真诚、不虚伪的印象。
邹志强认为：“政治强人往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能够通过个人的魅力特质吸引追随者，拥有较高的民众支持度。”
社会的腐败、贫富的分化、国内外不友好势力的威胁，使得民众日益厌烦过往那种“温良恭谨让”的精英政治家。他们迫切地渴望一个不拘一格的领导来“快刀斩乱麻”，而不在乎这种方式会不会在长远上损害国家利益。
与此同时，他们都以强硬态度著称，在内政外交，特别是军事上奉行铁腕政策。“当前世界面临的不确定和风险不断上升，各国面临的内外挑战也日益增多，这需要强势应对、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内稳定，强人政治具有明显优势。”邹志强说。
世界局势的恶化，同时也导致各国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思潮上升。政治强人对民众具有吸引力，民众更容易接受政治强人的出现和持续执政。正因如此，各国不断登场的政治强人们，大多同时也是国际政治上的“鹰派”，在国际社会中采取进攻主义的立场。
尽管埃尔多安、杜特尔特等政治强人的上台有着各自国内因素，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明显的共同原因：那就是美国国际力量的衰弱，以及全球自由贸易主义的退潮。反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在国际贸易链条上的各国倍感压力，而美国力量的衰退，则给了不少国家一个摆脱美国国际体系的契机。
“在全球化阶段，国家之间贫富分化严重，很多国家的利益由于全球化而遭到侵占与出卖，使得这些国家被迫需要政治强人来维护本国利益。”《传播与公共外交》杂志主编吴非说。
无论是土耳其还是菲律宾，在传统上都是美国的盟友，然而土耳其在据称由美国暗中资助的军事政变后，便加速与俄罗斯亲近；而菲律宾在杜特尔特上台后，更是直接抛弃一直以来的亲美政策。
或许，“政治强人时代”的到来，正是世界格局出现变化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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