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缺少課堂文化。”這是馮恩洪在中華大地上聽了近5000堂課後的直觀感受。
馮恩洪是國內著名教育專家。在任上海市建平中學校長時，他首創並踐行“規範+選擇”“合格+特長”的辦學理念，創建了集團化發展的“建平模式”，在中國教育改革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頗有建樹。2017年陳至立同志為他頒發“教育領軍人物”獎、入選“中國當代教育名家九十人”，引起海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被稱為“構築跨世紀教育工程的人”。
自2003年辭去建平中學校長職務後，馮恩洪走進全國各地的學校，對課堂改革進行悉心指導。他立志要讓“優質教育進入尋常百姓家”，其實現的重要途徑就是根植於教育最基本的細胞——課堂。
要素引領“中國好課堂”
2018年的第二天，馮恩洪來到河北省某縣，對那裡進行課改的十七所學校的課堂“問診開方”。
在一所鄉鎮中學，馮恩洪聽了一堂數學課。執教的是一位任教三個多月的新老師，講授的是完全平方公式及其應用。老師在黑板上板書完全平方公式的展開式，請幾位學生總結規律後，全班背誦她總結出的規律口訣，然後讓學生做題；又用計算面積的方法推導完全平方公式，強調重點，再次做題。
點評環節，馮恩洪對老師說：“你在上一堂堪比父母年齡的課。”馮恩洪解釋，這是20世紀數學課的上法——老師講得太滿，沒有激發學生的思考與合作。
這節課應該怎麼上？“先預習，發現來自學生的有價值的問題，根據學生提出來的問題和教學目標的關係，進行多重設計；組織學生合作解決問題，當各組代表對同一個問題有兩種以上不同見解時，老師進行引導解決；最後當堂練習，檢測目標達成度。”
問題與合作，是馮恩洪定義的好課堂三個要素中的兩點。
課堂由什麼組成？“顯而易見是問題，問題是教學的起點，問題反映學生‘在這裡’，學習目標反映孩子們應該到達‘那裡’。教師的教學設計不應只是鑽研教材的結果，而要根據‘在這裡’和‘到那裡’的距離進行設計，這才是以學生髮展為本的教學。不知道來自學生的問題，不知道學生在哪裡，課堂只能是演繹推理的教學，只能是滿堂灌的教學，必然是低效或無效的教學。”
問題怎麼來？“針對學生，通過有效預習，新知識可以分成兩部分，學生看得懂的新知識和學生看後起疑的新知識。看後起疑的新知識就是問題。”他如是解釋。
合作是在問題基礎上進行的。“面對有思維挑戰性的問題，老師對學生進行分組，一個人不能解決的問題，組內合作探討，在合作的過程中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老師要適時進行角色轉換，從教班變成教組，從個人教群體變成團隊教團隊；同時，學生也從‘個學’變成‘群學’。”
注入問題與合作的課堂同傳統講授式課堂有何不一樣？馮恩洪校長用“中國好課堂”骨幹數學老師李玲上的一堂課，做了精彩解讀。
那堂課的教學內容是關於平行四邊形的性質。李玲先在平行四邊形內部畫了一條對角線，問學生被對角線分割的兩個三角形的關係。書上沒有這一內容，學生不會，於是李玲讓他們合作探討。6分鐘後，9個小組全部得出結論：兩個三角形全等。李玲又畫了一條對角線，再次討論被對角線分割的兩個三角形的關係。這一次學生很快得出答案。這時李玲提高音量，降低語速，問學生：“既然在同一個平行四邊形裡我們兩次發現三角形全等，把兩個結論疊加起來，哪一組能有重大發現？”學生開始了新一輪的討論，用自己的舊知識，推導出“平行四邊形對角線平分”的新知識。
“新的知識不應是老師教給學生，而是在老師引導下學生自己學會的。老師不應與學生爭搶話語權，學生能做的事讓學生自己去做，老師不替代；經過啟發學生能做的事仍然讓學生自己去做，這才是優秀老師的真本事。發揮學生潛能的課堂才是最精彩的課堂。”問題與合作的作用正在於此。
作為中國好課堂的第三個要素——合適是極易被忽視的一個元素。馮恩洪認為：“課堂是由教材、教師、學生三個基本因素組成的。教材是相同的，學生卻是有差異的。同一間教室裡，有差異的學生拿著無差別的教材，這就形成了一對矛盾。讓每一個有差異的學生都實現發展，課堂需要‘合適’。”
馮恩洪曾收到一條短信：你叫馮恩洪，我叫馮恩山；你出生在天津，我也是天津人；你是搞教育的，我是管教育的；你的教育搞得風生水起，我的教育改革舉步維艱。面對兄弟的困境，有道德良知的兄長怎會置之不理？
第二天馮恩洪就來到天津。他請這所學校的教導處做了幾件事：第一，把學校高三年級594名學生的數學和英語的單科成績，從第一名到第594名，按分數自高而低排列；第二，把每科學生均分成五段，每20%是一段；第三，算出每一段的平均分。
經過分析，該校居於第一段的學生的數學平均分是118分；居於最後一段的學生的平均分是41分。118分的最近發展區是135分，41分的最近發展區是70分。“讓有差異的學生都得到發展，是在最近發展區裡實現的。給有差異的學生無差別的教育，進校時40分，兩年以後也只變成41分。這就是不控制合適點的結果。41分的學生用四個月的時間就可能提升到70分，第五段學生也能夠實現發展，只是由於認識和管理的誤區被耽誤了。”馮恩洪強調，要精準控制合適，給每一個有差異的學生設置“伸出手來夠不到，跳起來能夠得著”的目標，才能讓每一個學生都得到發展。
三個要素的載體是課堂，馮恩洪認為，老師敢不敢、能不能、會不會用三個要素引領課堂，在合適的前提下，聚焦教學中問題的產生與過程解決設計，決定一個老師的專業高度和發展前景。
標準引領“中國好課堂”
聽完那所中學的數學課，馮恩洪走出教室，問學校校長：“這位老師的父母也是老師吧？”大家驚訝他判斷之準。
馮恩洪解釋，這位新老師的講授法成熟老派，沒有多年的教齡很難達到，而這所學校的老師們普遍年輕化，這隻能是長輩影響的結果。
如果把被馮恩洪指導的老師當成學生，馮恩洪是一位知道學生“在哪裡”的老師。如何讓學生“到那裡”，他帶領的中國好課堂團隊有三招：專家團隊上門指導，請能上出“中國好課堂”價值取向的老師進行示範，帶老師走出本地去聽課觀摩。
馮恩洪曾在貴州銅仁二中聽了一位覃姓老師的數學課，45分鐘的課，老師講了41分鐘，學生講了4分鐘。馮恩洪評價：“這是一位功底紮實、敬業愛崗的老師上的一節60年前的數學課。”
第二天馮恩洪準備離開貴州時，覃老師找上門：“我知道課要怎麼上了，請您留下來再聽我講一堂課。”原來，馮恩洪前一天的評價把老師刺激得一夜沒睡。他認真思索馮恩洪的話，搜索馮恩洪的文章，看“中國好課堂”項目校老師的講課視頻，重新設計了自己的教學內容和環節。
馮恩洪退了機票，帶著銅仁市60位市、區教研員，數學骨幹教師跟他一起去聽了這堂課。課堂完全“翻轉”了，老師講了4分鐘，學生講了41分鐘，最關鍵的是學生一反常態，在課堂上迸發出無限的生機與活力，贏得一致好評。
“覃老師課堂轉變的關鍵是教師解放了思想，把學生放在學習的中心，真正釋放了學生的潛能，也因此贏得了學生精彩的回報。教師的優秀完全依託學生的精彩而呈現。‘胸中有書，目中有人’，就是‘中國好課堂’指導團隊，對課堂教學行為的最高標準。”馮恩洪說。
有些老師對自己課堂的問題不自知，好課堂團隊通過搭建學習平臺，讓他們瞭解什麼叫“好課堂”；有些老師不知道如何上好課，好課堂團隊就示範給他們看。
2017年12月23、24日，馮恩洪牽頭在貴州舉行“建立學生髮展為本的新型教學關係”鐘山語文特級教師峰會，把江蘇、浙江、上海三地的10名語文特級教師請進貴州，更有名師同臺獻課。一聽一比較，與會老師明白了差距，也有了改進的思路和方向。
馮恩洪深知，要讓中國好課堂所到之處的學校，課堂能夠得到轉變，對課堂進行標準化規範必不可少。因此，馮恩洪經常帶“中國好課堂”項目學校中比較成熟的老師，到一些學校進行示範。用當地的學生，上當地的教材，採用不同的理念，注入不同的元素，看看會有何不同。
2014年3月，馮恩洪帶著河北邯鄲的語文教師牛衛國到雲南省昭通市，展示執教公開課《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老師帶著學生讀一讀，議一議，背一背；最後一步，讓學生用創意的形式展示這節課的內容。
在之後的說課環節，這個班的語文老師激動不已：“我沒有想到，我的學生也能做到這些，這節課讓我大開眼界。”
無論是指導，還是示範，馮恩洪緊抓兩點：在課堂中注入三要素——問題、合作與合適；強調一個核心——激發學生的潛能。
為讓老師更好地把握這些，馮恩洪有更細微的建議。他提出了老師必做的“310100”：“3”是瞭解三種理論——最近發展區理論、學習共同體建設理論和多元智能理論，通過閱讀相關書籍來更新觀念；“10”是指用心打磨，上出自己本專業領域的10節好課；“100”則是指主動聽100節同事的課，並積極反思，“如果我上這節課，我吸取哪些經驗，修正哪些不適”。
如何讓老師快速走進“中國好課堂”，馮恩洪有如下建議：重視課前三項準備——組織學習共同體， 培養學生髮現問題的能力，指導學生有效展示的能力；課中注意四個維度——問題設計、小組合作、展示生成、教師導學；教學的五步基本流程——激趣導入，發現最好的問題，設置導學路徑，組內討論組間展示，檢測反饋。
“‘中國好課堂’團隊在實際操作中，只注入要素，不提供模式。”馮恩洪認為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式，只要把握了要素與核心，老師可結合自己學校的具體校情，創造適合自己的模式。“‘中國好課堂’要做的是通過價值引領，實現課堂標準輸出，最終建立中國課堂的ISO9001（國際質量體系認證）標準體系。”
價值引領“中國好課堂”
馮恩洪看上去不像72歲的人。他身材高大，染了黑髮，似乎總是精力充沛，給老師做指導，站著講幾個小時已然常態化。
實際上他近來身體不太好。此次來好課堂實踐學校，女兒因擔心他，一路陪著。自去年9月離家，他輾轉多地指導課堂，在家的時間很少。每年去各地指導課堂的飛行記錄達一百多次。
動力來自哪裡？馮恩洪答：“讓優質教育進入尋常百姓家。”
馮恩洪早在1996年提出教育集團化，其初衷就是讓優質教育惠及普通家庭。後來建平中學建了13個校區，由1400多名學生髮展到近2萬名師生。2003年，組織找馮恩洪談話，希望他連任建平中學校長、建平教育集團總校長，他微笑著遞上辭呈，從此走進大江南北的一間間教室，投入到對課堂的研究中去。
馮恩洪去的大多是偏遠地區的學校，這是他的情懷和使命使然，他說：“水泥地辦公的學校，也有國家的希望。”到2018年初，馮恩洪在中國大地上累計聽了近5000節課。聽課過程中，他發現傳統的教學方法和課堂組織形式根深蒂固，甚至還存在“只要學不死就往死裡學，提高一分幹掉千人”這樣的功利主義教育價值觀。他深刻感受到，教育沒有跟上社會的發展。
“今天的世界，有別於工業時代的批量生產，信息時代的教育更加強調個性和創意。教育的目標也從雙基、三維，發展到‘核心素養’，從理念到實踐都需要緊密適應時代需求和個性發展。而在基礎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習生涯大約由16800節課構成，沒有課堂的質量就談不上教育的發展。改變課堂是‘中國好課堂’義不容辭的責任。”
截至2014年， 馮 恩 洪 指 導、 幫 助 了1399所 學 校，200多萬學生。他引以為豪。朋友打趣他，“中國有3億青少年，200萬算什麼”。於是，2014年，馮恩洪彙集包括22名專職老師、60多名兼職老師的專家團隊，推出“中國好課堂”項目，從一個人變成一群人推廣好課堂。
“中國好課堂”的成效有很多數字可以證明。馮恩洪作為首席專家負責的重慶領雁工程，課改推行三年後，西南大學作為第三方評估，對重慶項目學校的老師、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幾乎覆蓋重慶100所農村學校，最後結果出爐：生均提高幅度達36.14%。評估結果上報，被作為繼續教育的典型經驗推廣。“中國好課堂”團隊指導了雲南省楚雄市的16所高中，楚雄的高考成績從雲南省第八上升到第一。“中國好課堂”團隊指導河北、內蒙古、海南、廣西、湖北、上海、四川、雲南、貴州等省市自治區的項目學校，無論是學生的成績還是綜合素質，都有極大的提高。
分數、成績是最簡易的評價、衡量效果的方式，但馮恩洪及中國好課堂團隊的價值取向並不在此。
馮恩洪說，“教育有兩個目的，第一是眼前目的，第二是長遠目的。眼前目的是幫助學生升入高一級的優質學校，長遠目的幫助學生獲得社會職業，成就幸福人生。成就幸福人生需要三種能力——發現問題的能力，合作探究、解決問題的能力，有效表達的能力。中國好課堂指導的每節課都在發展這三種能力。”
易縣第一小學是馮恩洪指導了三年的學校。校長邢成君最初以試點的形式，讓學校無經驗的年輕老師接受“中國好課堂”團隊的指導。形成一定的經驗以後，課改便在學校全面鋪開，因為邢成君看到了變化：曾經沉悶的課堂活起來了，曾經課堂上沉默的、被動接受知識的孩子開始主動思考，自信表達了。而這種轉變在“中國好課堂”項目校都會發生。讓農家孩子有這樣的轉變，是馮恩洪的驕傲；讓課堂有這樣的改變，是“中國好課堂”團隊的追求。
未來，馮恩洪及“中國好課堂”團隊，在構築充滿時代特質課堂文化的道路上，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完善和落實，有更遠大的目標需要一一實現。
“抓住課堂這個基本細胞，努力創造適合學生的教育，影響並帶動整個教育有機體的良性發展，最終實現優質教育進入尋常百姓家”，是馮恩洪及“中國好課堂”的夙願和使命。
攝影 | 周少凱
編排 | 朱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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