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濟南濼源書院:一時文風彬彬稱盛

往事|濟南濼源書院:一時文風彬彬稱盛

趵突泉畔的“濼源書院”曾是“為國儲才”的書香之地。當年,在泉水環繞、花木蔥蘢的幽雅環境中,這裡鐘磬諧音,管絃疊奏,書聲琅琅,穆然而見禮樂承平景象,可謂——

清朝初年,清王朝惟恐書院的講學活動成為南北統一的障礙,“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地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待到康熙皇帝平定三藩、收復臺灣武功達到極致之後,便著手致力於文治,不但解除了對書院的禁令,而且還賜頒御書,鼓勵增設書院。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山東巡撫嶽睿將濟南的“白雪書院”定為省會書院,因原址狹小不能容納更多士子讀書,遂遷址於城內明代都指揮司舊址(今泉城路原省統計局),並更名為“濼源書院”。濼源書院建院之初,為表重視,雍正皇帝還特賜白銀千兩,以示皇恩浩蕩。

往事|濟南濼源書院:一時文風彬彬稱盛

文教之興以學宮為始

濼源書院建成後,後來歷任山東巡撫對此都十分重視,他們動員各府人員為書院捐俸達15000多兩,此款的利息成為書院的主要經費來源。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巡撫準太經理濼源書院,制定了《訓課規條》,提出六個“為學”:“為學莫先於立志”、“為學莫要於寡慾”、“為學當敦實行”、“為學當秉虛衷”、“為學當勤講讀”、“為學當慎交”。這六個原則都有詳細的要求,使得學生明白:生當盛世,肩負著明德新民的重任,而不僅僅以博得一個功名為目標。濼源書院曾於清乾隆、嘉慶、道光、光緒各朝多次重修,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巡撫託渾布重修後的濼源書院有大門3重、文昌閣1處、講堂2處8間、齋舍164間、門屋20間、廚房2間。當年,濼源書院的建築佈局異常規整,紅磚地白堊牆的齋舍整齊劃一,石鋪路自講堂外直達甬道,連託渾布本人亦有“其庭殖殖,其舍翼翼,其眾濟濟,其來於於”的得意之詞,意思是說,庭院平整,房舍整齊,學生眾多,來此讀書心情多麼舒暢呀!

但濼源書院並非一直順風順水,與後來的大清國運一樣總是磕磕絆絆。到丁寶楨(1820年-1886年)授山東巡撫的同治六年(1867年),濼源書院已經呈現衰敗景象。丁寶楨任山東巡撫10年,以在濟南誅殺慈禧太后寵信太監安得海而揚名。其實,丁寶楨政績顯赫,對於近代教育的貢獻也可大書一筆。據記載,丁寶楨初至山東時,鑑於“山左為至聖發祥之地”,省城濟南府學文廟崇祀宜“整齊嚴肅,以為天下先”,而當時濟南府學文廟卻遠遠與山東這一文教大省的地位不相稱,因此“久有修葺維新之意”,終“以軍務倥傯,統兵征戰,僕僕無暇日,兼之餉需浩繁,籌款匪易,是以遲遲”。等到東、西捻軍先後被鎮壓下去,“大兵告捷,全境肅清”,丁寶楨始得班師旋省。此時,丁寶楨乃慨然道:“武功定矣,將有事於文教焉。”

在丁寶楨看來,“凡國無教則不立”,“大凡民不知義,多由學校廢弛”,他將辦學興校“引為己責”,並認為“文教之興以學宮為始”。同治十年(1871年),即“丁公撫東之五年,文經武緯,百廢具修”之時,丁寶楨決定重修濼源書院,這次重修重點是購地為書院新建了一座倉頡祠。事竣,丁寶楨囑好友匡源“為文以記其事”。匡源在文中寫道:“然則斯祠之建,宮保(丁寶楨)蓋將以闡絕學,牖將來,與祀漢宋諸先儒意同。而凡齊魯之士來遊於此者,尤不可不惕然心省也。”丁寶楨此舉著實為濼源書院增添了光彩,《新建尚書堂記》記載:“濟南會垣,舊設濼源、景賢兩書院,為講學之地,近年以來,士人之肄業其中者,類能勤課讀,工詞章,一時文風彬彬稱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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趵突泉畔書聲琅琅

作為山東最大的書院,濼源書院的任教者皆是當時學有專長的著名學者,如畢沅、桑調元、沈起元、何紹基、匡源、王之翰、劉耀春、朱學篤、繆荃孫等,他們或是擔任書院的山長,或是主講,他們的到來使書院的文風十分興盛,一時間譽滿齊魯。

濼源書院的教學一般採用個別鑽研、相互問答、集眾講解相結合的方法,教師們著重用自己的治學經驗來指導學生的學習,十分注意對學生進行讀書和研究學問方法的指導,鼓勵學生問難論辯。沈起元(1685年-1763年)在主講濼源書院時,將師生之間的質疑答惑整理為《濼源問答》,為後人保留了書院教學的重要史料。書院師生之間的關係雖相對較為鬆散自由,但尊師愛生的傳統卻是從來沒有改變。歷城李廷芳曾在濼源書院讀書,並親耳聆聽過沈起元的教誨,他深情地描述了沈起元與學生論辯的場景:每當學生提出問題,先生坐臥於主講椅中,滿面笑容,嘴上的鬍鬚不停地顫動,接著高論如萬斛源泉汩汩而出;先生剖析疑義,自十三經、二十四史,旁及諸子百家,爬羅剔抉,細臨毫芒,縱貫源流,討研得失,引人深思;先生長於經史研究,平時屋內到處都是經史書籍;先生研究經史如痴如醉,除非與客人談論學問,未嘗一刻忘記校勘經籍。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濼源書院碩學鴻儒們的心願,匡源就是一個深得其中樂趣的師長。匡源(1815年-1881年),字本如,號鶴泉,膠州人,自幼勤學,才思敏捷,13歲中秀才,號為神童,道光進士,曾任皇太子的經師,有著極深的經學造詣。匡源為咸豐皇帝顧命八大臣之一,同治皇帝即位後,慈禧太后為削弱帝黨勢力罷其官職,匡源遂遷居濟南,應聘為濼源書院山長,歷時17年,弟子多達3000人,中舉及貢太學以上者400餘人。匡源將對經學的研究融入平時的教學之中,培養出諸如曹鴻勳(狀元)、張應麟(尚書)、楊際清(翰林)、法偉堂(翰林)、王懿榮(翰林)、黃鈺(尚書)、柯劭忞等優秀人才。1881年,匡源病逝於濼源書院,學生曹鴻勳等人立教思碑,頌揚其傳道授業為國育才的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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趵突泉畔書聲琅琅

清朝末年,在內憂外困之下,我國的書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近代史上有名的濟南教案就是因濼源書院而引發的。

隨著西學東漸,人們對老式書院也慢慢地感到了厭倦,對書院進行改革的呼聲日漸高漲,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和萬木草堂主人康有為一北一南遙相呼應,力主書院改革,雖遭到慈禧太后的反對,但歷史潮流終究不可逆轉,最後慈禧太后也被迫扛起“變法”大旗,下令將各地書院改為學堂。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聞風而動,迅速上書將濼源書院改建為山東大學堂,清廷將其章程通行各省仿照舉辦,成為全國各省興辦大學堂具體、惟一的樣板。

1901年舊曆十月,全國最早的省辦大學堂——山東大學堂正式開學宣告成立。不久山東大學堂更名為山東高等學堂,並遷址於杆石橋西(現山東省實驗中學),濼源書院舊址則改為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這也開創了國內省級師範教育的先河。如今,從山東大學與濟南師範學校的發展軌跡中,我們還可以讀出濼源書院的依稀身影。

“陳氏書院”位於廣州市區,保存完好的建築被譽為“嶺南建築藝術的一顆明珠”,郭沫若先生遊覽此處的時候,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果然造世界,勝讀十年書。”我國古代書院可謂天物、人工的美妙結合體,它依託幽雅的自然環境精心構建,再賦予其無與倫比的書香氛圍,給人的是一種自然的、文化的詩情畫意的享受。歷經千載,許多古代書院早已人去樓空、破敗傾圯,若想感受當年那番詩情畫意,我們不妨步入文人騷客的精神世界裡。

在唐詩中有許多題詠書院的詩作。唐朝“大曆十才子”之一的韓翃有一首題“李泌書院”的詩:“白雲斜日影深松,玉字瑤壇知幾重。把酒題詩人散後,華陽洞裡有疏鍾。”李泌與韓翃為同時代人,從唐玄宗天寶年間(742年-755年)至唐代宗即位(762年)期間,李泌曾兩度隱居衡嶽等地,“李泌書院”當是他修建的隱居之地。韓翃的這首《題玉真觀李泌書院》可以看作是一篇記載該書院的不可多得的美文,白雲、斜日、松影、瑤壇、疏鍾都是十分美妙的字眼,讀後讓人心生嚮往。在這樣一個風景秀美的幽勝之境,文人雅士品酒論詩、遊宴雅集,是何等美妙的圖景呢?除此之外,本詩還點出了書院與道觀的關係,瑤壇、疏鍾充盈神道仙氣,書院就在其中,自然不同凡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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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翃

楊巨源是唐朝貞元五年(789年)的進士,曾歷官秘書郎、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國子司業等,他在《題五老峰下費君書院》一詩中這樣寫道:“解向花間載碧松,門前不負老人峰。已將心事隨身隱,認得溪雲第幾重。”詩的前一句,花間、碧松、老人峰講的是書院幽勝的環境及其建設。第二句說明“費君”對於安史之亂後的現實世界已極為失望,只得歸隱山林,寄情花木,坐看行雲流水,以尋求身心平衡。詩的後兩句是一個失意儒士真實心態的寫照,當年的“費君”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而嚴酷的現實又將他對理想的追求推向失敗,這就讓他的內心痛苦而矛盾,一方面他暫離了現實世界的紅塵,轉到山水林石的“桃源”;另一方面,眼前的一切又要求“費君”作更深的思考,重新探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方法和路徑。因此,這首詩寫出了書院的深層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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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巨源

唐朝詩人李群玉“曠逸不樂仕進,專以吟詩自適,詩筆豔麗,才力邁健”,他寫有《書院二小松》一詩:“一雙幽色出凡塵,數粒秋煙二尺鱗。從此靜窗聽細韻,琴聲常伴讀書人。”李群玉所詠書院所屬不明,然而松韻、琴聲很合詩人性情,因此該書院有可能是李群玉自己讀書的地方。詩人用“一雙幽色”來形容書院二小松,又以“出凡塵”極言它們的風神超邁、不同凡俗。今天想來,“從此靜窗聽細韻,琴聲常伴讀書人”怕是許多讀書人的夢中景象。

來源 | 大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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