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的那個村子並不偏僻，房前一條大路，屋後一條小河，交通很便利的。但是我似乎一直沒有出過村子，直到上了初中，才到了泥南中學，算是見了世面。泥南這個地名，是因為一個叫做泥巴坨的小集鎮而得名。泥巴坨則是蛟子河上的一個小碼頭，河的南邊叫泥南，北邊叫泥北。其實我們的泥南中學過去叫鴛鴦中學。學校叫鴛鴦中學，在那個全面禁慾的時代，很不妥當，於是就改成了泥南中學。這所學校為什麼叫鴛鴦中學呢？因為學校起初是在一座寺廟裡開辦的，這寺廟的名字叫做鴛鴦寺。佛門禁地，怎麼可以叫這麼個情色意味甚濃的名字呢？我也一直是丈二和尚。後來在報社工作，看到一篇來稿，說是有一對青年男女在此殉情而死，遂建寺祭奠。我疑心這是作者杜撰，但又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釋。把廟改成了學校，廟就不存在了，名字也走進歷史，不過是鄉村野史，沒有人考究了。不過我們的學校過去是一座廟倒是千真萬確。我們讀書的時候，學校決定辦一個窯場，全部工程由學生承擔。我們像一群小小勞改犯，在老師的監督下，用稚嫩的雙手和柔弱的雙肩，艱苦卓絕地將校園挖地三尺，壘成了一座窯；又艱苦卓絕地挖地三尺，燒出了第一批磚。我們在艱苦卓絕的時候，曾經挖出了很多石菩薩和石碑。
我們學校做的稀奇古怪的事情還不僅僅是辦窯場。在我看來，最不可思議的事情是讓我當了校革委會委員。
那時候我還在讀初一。在村裡的小學讀書的時候，我是班長，到了泥南中學讀初中，兩個村的學生合成了一個班，另外一個村的那個班長就做了初中班的班長，我則做了個副班長。班長可以喊起立，學習委員可以收本子，副班長好像有一點徒有虛名。好在我從小對權力的念想就不是很強烈，完全滿不在乎的樣子。可是不久學校折騰著改革，把一個年級分成一個連，一個班分成一個排。我因為當副班長當得水歡魚躍，一點情緒也沒有鬧，老師誇我能上能下，就推薦我當了連長。其實連長也是個虛的，也是不喊起立不收本子的，但是一下子成了個大官，管了一整個年級的學生，心裡還是很美。過了一段時間，我的官越當越大，竟然當了學校革委會的委員，這就讓我感到有點惶惑、有點懼怕了，因為嚴格說起來，那就成了老師的領導了。我少年的心胸，還裝不下這麼一場鬧劇。
其實學校的領導就是要學生造老師的反，就是要學生當老師的領導。惟其如此，他們才吸納了學生進革委會。全校一共兩個，一個高年級的女生和我。
這下輪到我倒黴了，從此我的苦日子就開了頭。那點虛榮心的滿足抵補不了我的損失。所謂委員，在我看來，比個副班長還不如，比不當學生幹部還不如。因為很多次在課外活動的時候，你玩得正起勁，來了通知，要你去開會。自從當了委員，總是開會，開會。那是些多麼枯燥無味的會啊！那些會議，一般都和我沒有任何關係，有好多次我都趴在桌上睡著了，又被叫醒。只有一次會議上，校長（其實那時候他不叫校長了，叫校革委主任）點了我的名，要我積極一點，給老師寫大字報。我就思謀著要給我的老師寫一張什麼大字報。我挖空心思，搜索枯腸，終於想起一件事。有一天放學後，我還在學校的乒乓球檯上打球，我的班主任老師在旁邊觀看，我就讓給他打，我當觀眾。誰知他們一直就這麼打下去，天都快黑了，我只得回去。但是他們打的乒乓球是我的啊。別看一個小小的乒乓球，在那時候可是我的一份鉅額財產。我想起更小的時候，我有了一個乒乓球，寶貝似的。我們家裡來了工作組，一個工作組的人開玩笑，要用他的手錶換我的乒乓球。我堅決不肯。現在那個用手錶都不肯換的球只得放棄了，因為老師在打。後來這個球到哪裡去了我就不知道了，老師可能早就忘記了。我因為要寫大字報想了起來，寫了一張題為《一個乒乓球》的大字報，意思是說老師借東西不還。大字報並沒有貼在牆上，但是學校廣播室很快把這篇稿子播出了，而且一遍一遍地播。老師一定聽見了，他從來沒有說我什麼，但是我相信，這個舉薦我當連長的老師現在至少是不喜歡我了。
不僅如此，還有一件事情讓我終生難忘。有一天放學了，我又被告知要開革委會。那天那個校長在會上一直髮脾氣，批這個，批那個，當然他批的都是一些他不喜歡的老師。慢慢地，他把時間忘記了。等會議散了以後，我走出會議室，發現天全黑了。學生全部走光了，那個高年級女生的家就在附近，也回去了，其他的革委會成員沒有一個管我的。我的家離學校有七八里，我小小年紀，還從來沒有單獨地走回家過，何況是在夜間？我坐在我的教室門口，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終於，我嚇得哭了起來。
那個被我寫大字報的老師正好從教室門前經過。他問：“你怎麼還在這裡？”我說：“我在開革委會。”他有點尷尬，我猜他一定不喜歡革委會。過了一會兒，他又問：“那你怎麼還不回家呢？”我哭聲更大了：“我不敢回去了，我怕鬼。”他笑了起來，說：“哪有革委會領導哭鼻子的？來，我給你找地方睡覺去。”他把我領到一個大寢室，那裡睡了一些從下面學校抽來的田徑運動員，正在訓練，準備參加公社的田徑運動會的。他指著一張床，要我就睡在這裡，就走了。而那張床上，已經睡了一個人。我畏畏縮縮地爬上床，剛躺下，就被那個人踢了下來。他是個大個子，很兇，把我這個革委會委員全然不放在眼裡。我給他說好話，他也不理睬，徑直睡去。等他有了鼾聲，我又畏畏縮縮地爬上去，蜷曲在一角，苟且偷安了一夜。
第二天我繼續上學，直到晚上我才回家。家裡的人好像都不知道我一夜未歸似的，沒有誰問我。我主動告訴母親，她才說：“我是說你怎麼沒有回來的！那個校長，太不像話！”
這是時代的差異吧，現在的孩子，要是一夜不回家，家長還睡得著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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