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繪畫史中諸多話題，從解衣盤礴的畫史故事到謝赫六法的畫理評判；從文人士大夫的竹石風流到宮廷畫院的皇家富貴；從閻立本及父兄、大小李將軍的家族繪畫現象到沈周、董其昌、鄭板橋的畫家群體活動……清華大學尚剛教授的《煙霞丘壑：中國古代畫家和他們的世界》（北大出版社）所寫的“中國古代的繪事和畫家”，多關注畫家本人與其生活的世界，涉及諸家風采、作品故事、核心畫論、繪事精等，“澎湃新聞·古代藝術”特選刊其中關於東坡竹石與米家雲山的部分。
竹石風流
作為士大夫，蘇軾至大至美，崇高得幾乎無以復加。關於這樣的士子楷模、文苑泰斗，話題永無窮盡，下面揀出的，只是其若干美術活動。
蘇軾（公元1036～1101年），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在今四川）人。二十一歲，已中進士，人格魅力、文采風流令他一直是天下關注的焦點人物。他非常忙碌，要做官、要議論、要交遊、要應酬、要賦詩、要撰文。因此，雖少小知畫，“不學而得用筆之理”，但丹青於他，卻多屬消遣。即令如此，他的繪畫題材仍然寬廣，畫墨竹、樹石，也畫山水、人物，甚至還畫草蟲、禽鳥等。除墨竹一種外，蘇東坡的繪畫都沒有師承。他能夠自出新意，獨樹一幟，靠的是天賦、修養、意趣和襟懷。他畫的是文人畫，不是畫師畫。
元代 趙孟頫《東坡立像》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對墨竹，蘇東坡情有獨鍾。他去訪友，若“候人未至”，便在人家的粉牆上“掃墨竹”，不是畫，而是“掃”，自然是既快捷又靈逸。在蘇東坡的時代，有位畫墨竹的大師，叫文同（公元1018～1079年），字與可，官至湖州（在今浙江）知州，雖死在赴湖州任的路上，但仍世稱“文湖州”。文同很風雅，集詩、詞、書、畫“四絕”於一身，是蘇東坡的從表兄和摯友，蘇東坡的墨竹便師法於他。東坡自稱：“吾為墨竹，盡得與可之法。”但蘇東坡才氣縱橫，豪情充盈，又受不得格範局囿，故所畫又區別於文同。照宋人的說法，就是“運思清拔，其英風勁氣來逼人，使人應接不暇，恐非與可所能拘制也”。東坡本人也以獨出心裁誇耀，其詩曰：“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蘇東坡性詼諧、好幽默，朋友也願同他調侃。文同的墨竹聲名太大，持縑到其家中求畫的人踏破了門，文極煩惱，把畫縑投到地上，罵道：“我要用它做襪子。”蘇東坡在徐州（在今江蘇，古稱彭城）當官，文同寫信給他，說：“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這當然是玩笑，但其中也包含著對東坡墨竹的推許。
北宋? 蘇軾《前赤壁賦》（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枯木怪石也是蘇東坡創作頗勤的題材。他是書道大師，名滿天下，總有人來求字，他酒酣揮毫，寫累了，就畫“枯木拳石”充數。蘇東坡作畫，常在酒後，畫紙則愛貼在牆上。他謫居黃州（今湖北黃陂）時，米芾初次拜謁，他酒勁上來，就讓米芾把觀音紙貼到牆上，揮灑出一幅幽竹樹石酬贈。酒酣則膽氣豪壯，立畫則收縱自如，故蘇東坡筆下的枯木怪石是很遒勁、很灑脫的，要“託物寓興”，抒寫他那滿腹的“不合時宜”。狂傲如米芾，對蘇東坡的樹石也十分傾倒，說：“子瞻作枯木，枝幹虯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米芾對蘇東坡的畫跡很珍愛，在黃州所得的那幅，被他們共同的朋友王詵借走不還，言下頗為痛心。
相傳為蘇軾所作的《枯木怪石圖》
山水、人物是蘇東坡繪畫較少的題材，至於草蟲、禽鳥等，更是偶一為之。蘇東坡對山水用力雖少，但自負出奇，中年謫居黃州時，他給人寫信，說：“畫得寒林、竹石，已入神品，草書益奇，詩筆殊減退。”他的“寒林”今已不見，古人也不見評論，雖自出機杼，飄逸不群可以推想，但“已入神品”卻倒未必。蘇東坡詩名極高，天下傳誦，他說這話，令人猶疑。這裡的機關早被宋人點破—他在為自己的書畫揚名。墨竹、樹石是蘇東坡繪畫的主項，對此，他的自伐就更不含糊。還是在黃州，他給人家寫信、寄畫，信上說：“某近者百事廢懶，唯作墨木頗精，奉寄一紙，思我當一展觀也。”興猶未盡，又奉上竹石一幅，在信上補筆：“本只作墨木，餘興未已，更作竹石一紙同往，前者未有此體也。”這類言語竟出自精敏洞達的蘇軾之口，如此豪邁，又如此天真，真是可愛。
蘇東坡於人物創作更少。他畫過彌勒像，雖是“遊戲翰墨”，但仍被時人譽為“筆法奇古，遂妙天下，殆希世之珍，瑞圖之寶”。人物難工，儘管這樣的讚美令人陶醉，但蘇東坡畢竟是蘇東坡，他清醒極了，再不自矜自伐。他畫人物本已很少，若要表現，也會找來李公麟合作，如《憩寂圖》《淵明濯足圖》等。李公麟是人物畫大師，也是蘇東坡的朋友，他若參與，則人物出自他的筆端，而蘇東坡畫的，仍是自己擅長的竹石之類。
傳為蘇軾所作的《竹石圖》 中國美術館藏
蘇東坡是朝野矚目的大名人，其手書、畫跡人人寶惜，若售賣，可獲善價。但蘇東坡本人卻不大在意，興來即作，還會以之扶貧濟困。在杭州做官時，有人因欠綾絹錢兩萬遭告，蘇東坡斷案，把那人召來，一問，原來那人是造扇子的，父親剛死，發送花錢，又趕上入春以來，陰雨連連，天氣很涼，扇子賣不出去，方負債遭告。蘇東坡就讓他拿二十面白團夾絹扇來，不一會兒工夫，又是行、草，又是枯木竹石，揮灑完畢。那人剛剛持扇出門，就被聞訊者以千錢一面，搶購一空。結果欠債還清，蘇東坡的官聲也更好了。
蘇東坡作畫快捷，又常在酒後。這樣的畫法當然是“大抵寫意，不求形似”，注重的是神韻、氣象，強調的是獨創、抒發。
到北宋，中國繪畫的題材已然齊備，畫題儘管很多，但蘇東坡把它們歸為兩類：一類如人物、禽獸、建築、器用，這是有“常形”的；另一類如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這是無“常形”而有“常理”的。他認為：“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蘇東坡是大文豪、大哲人，不是職業畫師，自屬“高人逸才”，他選中的題材多為山石、竹木，他要表現“常理”，令並不複雜的題材變化出新，才符合他那縱橫不羈的天性。可是，這裡也帶些英雄欺人的意味。因為，若想曲盡“常形”，必須大費周章，這在畫家絕非易事。而表現“常理”，多少可以率性揮灑，倘欣賞者體悟不出，也未必肯直言，自己是否還屬“高人逸才”，先得掂量一番。若說蘇東坡的消極影響，“常形”“常理”之辨應算一個，後世的文人畫家多有意無意地學習蘇東坡的榜樣，去表現“常理”，這同易於抒發有關，更與結體較單純，便於揮灑相聯繫。至於狂怪悖理、率性塗鴉，那是末流。對此，蘇東坡本人也反對，稱之為“欺世而取名”。
其實，蘇東坡也講形似，如他記錄過黃筌畫飛雀“頸足皆展”的錯誤，還描述了蜀地牧童對戴嵩筆下的鬥牛“掉尾”的指責。他精敏絕人，洞察秋毫，李公麟的《賢己圖》眾人“相與歎賞，以為卓絕”，唯獨蘇東坡瞟了一眼，就指出那俯盆疾呼“六”的賭徒是閩人，因為僅有閩語呼“六”張口。蘇東坡也有工細的作品，如畫蟹可“瑣屑毛介，曲畏芒縷，無不具備”。他甚至下過寫實的功夫，能在路邊民家的雞舍豬圈間，見“叢竹木石”，便“圖其狀，作竹葉，紋縷亦細”。當然，他絕不會以形似損傷意趣，以描摹破壞“常理”。
蘇東坡對繪畫的貢獻並不僅僅侷限於創作，他還有卓越的理論建樹。在古代畫家中，他最推崇王維，評王維特別拈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這令此後畫家的創造畫境有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成了後世畫論的重要原則。蘇東坡繪畫思想的核心薈萃在幾句詩裡—“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這幾句詩反覆被人稱引，因為以形寫神，重象外之意，貴天然、反雕琢不僅是他個人的體悟，也概括了中國畫的精神，還左右著中國畫的發展。
北宋 文同《墨竹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蘇東坡是個輝煌的典範，在他以前，士大夫大多對繪畫漠不關心，而他非但題贊品評不斷，還親予創作。這就引出了中國士大夫對繪事的普遍熱情，雖不必人人都做畫家，但知畫也成了士大夫修身養性的妙道。從顧愷之開始，中國的文人畫（蘇東坡稱之為“士人畫”）似涓涓細流，雖不絕如縷，卻沒有浩大的聲勢。到了蘇東坡的時代，風氣一變，文人畫匯成大川，逐漸成為最有影響、最富特色的中國畫流派。扭轉風氣的人物當然還是蘇東坡，是他以墨筆抒懷寄興、融詩書畫於一爐的風格為文人畫樹立起楷模，是他的文采風流和人格魅力凝聚起文同、王詵、李公麟、米芾等一批超凡絕俗的文人畫家。
或許，蘇東坡的美術活動並非無可挑剔，但他仍然太偉大。世間若無蘇東坡，中國繪畫的發展恐怕是另一種景象。
米氏雲山
“米氏雲山”是對米芾、米友仁父子寫意山水畫的稱謂。在中國繪畫史上，米芾的地位很高。其人其事一如他的畫作，林木掩映，煙霧繚繞，真真幻幻、迷迷茫茫，但峰巒畢竟遮不住。
北宋 米芾《行書苕溪詩卷》（局部） 1088年? 故宮博物院藏
米芾（公元1051～1107年），初名黻，字元章，號襄陽漫士、海嶽山人等，世居太原（據其姓氏，有專家推測他祖籍中亞，是昭武九姓的苗裔），後遷襄陽（在今湖北）。其五世祖米信是趙宋王朝的開國元勳，其母則與皇家關係親密，故他以恩蔭得官。先在地方上任職，徽宗即位，又到汴京做太常博士、書畫學博士等，死於知淮陽軍（今江蘇邳縣）任上。他曾當過禮部員外郎，因禮部別稱“南宮”，故又被稱為“米南宮”。
雖然不是能吏幹員，但米芾的士大夫卻做到了家。他氣度很好，“風神散朗，姿度環瑋，音吐鴻暢，談辯風生”，還精鑑古物、書畫，賦詩為文“皆自我作故，不蹈襲前人一言”。其書藝特妙，行書尤精，蘇東坡“謂其文清雄絕俗，謂其字超妙入神”。他交了很多名人朋友，“拗相公”王安石對他很推重，大文豪蘇東坡則“恨知之之晚”。
南宋 米友仁 《瀟湘奇觀圖卷》（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米芾是大才子、大名士，這類人物常常慕奇好異，但米芾的奇異卻真可謂集大成、曠古今了。他熱衷奇裝異服，衣冠愛仿效唐代制度，寬袖博帶，招搖過市，引得眾人圍觀，他卻因之得意非常。他喜戴高簷帽，帽簷太高，坐不進轎子，就令拆去轎頂，露帽出行，晁以道說他的怪模樣就像乘囚車遊街的鬼章俘虜，他高興極了。他生性好潔，衣冠、器用不肯讓人動，更不穿別人的衣服，不用別人的東西。身邊常常擺著清水，頻頻洗臉，但不擦拭，人稱“水淫”。當了太常博士，就要去祭祀，但其祭服因反覆洗滌，洗去了花紋，結果遭到貶黜。周穜與他交誼深厚，他向周誇示美硯，周先淨手，他大喜，周卻要逗他，不等清水送到，就用口水試驗發墨效果，他勃然變色，要周把硯帶走。女兒該出嫁了，他選中的是段拂，段拂字無塵，他說：“既拂灰，又去塵，正是我的好女婿。”就把女兒嫁給了段拂。
這似乎是潔癖，不過，在米芾卻屬矯情，是他標榜邀名的手段。人家去拜訪他，剛接下名片，就須洗手，但在衙門裡傳閱公牘，卻從不洗手。有個宗室貴族想試試他潔癖的真假，便大張華宴，而為米獨設一榻，令兵卒為他端菜送酒，讓麗姬美妓去侍奉別人。那些人大吃大喝、杯盤狼藉，十分熱鬧，米芾先硬挺了一陣，卻終於打熬不住，便湊進人堆，去尋歡作樂了。
南宋 米友仁 《瀟湘奇觀圖卷》（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論起瘋癲的本領，高超不過米芾。他寫信寫到套語“芾再拜”，還真的放下筆，整衣拜上兩拜。他愛石頭，家中藏蓄不少，得到一塊硯山，便抱著睡了三天，還請蘇東坡為之作銘。知無為軍（今安徽無為）時，聽說河中有塊很大的怪石，就令人搬入衙門觀賞。石頭運到，他見而大驚，當即命備酒席，自己則整理衣冠，對石揖拜，嘴上還要念叨：“我盼著見到你老兄可有二十年了。”因此，他雖丟官，卻博取了更大的名氣，“米芾拜石”因此而哄傳人口，成了中國繪畫常見的題材。
他還愛硯，寫過一部《硯史》，的確很有心得。他膽子也大，認準了皇帝的風雅病，就敢敲詐。一天，徽宗召他來寫屏風，寫罷，捧著御硯跪下啟奏：“這硯臺已被我用過了，不配讓您再用，請賜我吧。”徽宗大笑，就給了他。謝罷，抱硯便走，歡天喜地，他是以潔癖標榜的，但此刻，袍袖沾染墨漬也全不在乎。這是賣癲，可那潔癖也露了餡兒。
對錢財，米芾並不吝惜，而對酷嗜的法書名畫，卻百計搜求，正當的手段是購買和交換。他藏畫最多，但對書法的摯愛超過繪畫，故常向友人以畫易帖，甚至可以十畫易一帖。他的一些收藏手段很無賴。他善臨拓，又精裝裱，造假作偽足可亂真，借到好字好畫就臨摹，歸還時，常把真跡、贗本一道帶去，讓物主自己挑選，物主往往吃虧上當，選中贗本。他的寶晉齋收藏宏富，但有不少是這種來路。為了搜求，他還會撒潑放刁，以死威脅。他最愛晉人書法，一次在船上，見到人家的晉帖，就提出以畫交換，或者乾脆索要。物主不肯，米芾就大呼小叫要投水，物主怕他真有個好歹，只得應允。這樣的事，他鬧過不止一次。
南宋 米友仁 《瀟湘奇觀圖卷》米友仁跋語 故宮博物院藏
當然，米芾又是在賣癲。著書立說時，他譏笑過類似的視物如命的人。他說:“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即厭，時易新玩而適其欲，乃是達者。”理路多清楚，那麼他的投水呢？米芾以精鑑飲譽，著作裡，他反覆誇耀自己的法眼識真，但在其藏品中，依然贗本多多。為此，蘇東坡、黃山谷都曾諷刺過他，楊次翁的諷刺就更妙：楊請米芾吃假河豚，米一看不對，就猶疑不食，楊說：“別懷疑了，這是贗本。”
如果作個比較，米芾於書法致力更多，成就更高。蘇（軾）、黃（庭堅）、米、蔡（京或襄）為宋代的書法“四大家”，其中的米就是他。於畫，他雖從事較晚，但因天分極高，聞見極廣，故也有很高的成就。他的繪畫題材有兩類，一類是人物，一類是山水。他畫的人物有寫真、古今名士，而主要的還是古忠賢像。他曾畫晉唐間忠臣義士像數十幅，掛在齋壁，被許多人臨摹，流傳頗廣。他自稱：“李公麟病右手（時在公元1100年，距米芾去世還有七年）三年，餘始畫。以李嘗師吳生（吳道子），終不能去其氣。餘乃取顧（愷之）高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又李筆神采不高，餘為目睛、面文、骨木，自是天性，非師而能，以俟識者。唯作古忠賢像也。”
畫古忠賢像自然有教化、勸戒目的，但他所畫的山水樹石卻純屬文人墨戲，這也是他創作較多、影響很大的題材。米芾“多遊江湖間，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畫的也是他迷戀的南方秀色，畫面“煙雲掩映，樹石不取細意”，是一種不拘成法、勇於創造、融入書韻、崇尚天真、傳達意趣，反對富豔、拋棄格範的寫意山水畫。米芾的畫跡惜已無存，但其子友仁（公元1086～1165年）繼承家法，尚有作品傳世，從其《瀟湘奇觀圖》《雲山得意圖》的寂寥山川、迷濛煙雨中，應當還能體會米芾山水畫的風範。
米芾的山水墨戲“只作三尺橫掛、三尺軸……更不作大圖，無一筆李成、關仝俗氣”。據說，他的揮灑工具很隨意，“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即蓮蓬頭）”，但對畫地有嚴格的選擇，“紙不用膠礬，不肯於絹上作一筆”。創作中，他信筆由心，“不取工細，意似便已”。稗史記述過他的創作狀態，宋徽宗召他來寫字，殿裡張出長寬各二丈許的大絹，皇帝在簾裡看，令別人陪伴他在簾外寫，只見米芾“反系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蛇飛動”。聽說皇帝在看他，就回過頭高聲說：“奇絕，陛下！”儘管他的畫幅不大，“跳躍”不得，但書畫相通，作畫時，他也一定是很亢奮、很激越的。
南宋 米友仁《雲山得意圖》（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米氏雲山”是文人畫的一個典型，伴同文人畫的昌盛，其影響也逐漸擴大，專學的已然不少，涉獵的更難以數計。從尚天然、重韻味的角度看，“米氏雲山”的影響有積極的一面，但後世的輾轉模仿也流弊不小。“米氏雲山”的面貌本來已不豐富，陳陳相因便更顯單調，兼以“米氏雲山”是才人畫、名士派，而才情、逸興卻是絕對學不來的，凡夫俗子畢竟太多，苦學它，難免畫虎不成反類犬，再無風雅可言，摹“放”效“簡”，終入魔道。
說到影響，米芾的畫論不容忽視。他雖才氣縱橫，但性偏執，好大言，黨同伐異，絕不含糊;其言辭之激烈、痛快，乃至尖刻，不讓今日急欲開宗立派的批評大師。這也難怪，那時文人畫大旗方張，不振聾發聵，矯枉過正，成事也難。或許若世無米芾，文人畫也沒有那般聲勢。因此，他持論偏激，對古今畫家頗少許可又情有可原。米芾于山水議論最多，尤其令他心儀的是五代時的南唐畫家董源。他評董畫為“近世神品，格高無與比也”。具體分析是“峰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真；嵐色鬱蒼，枝幹勁挺，鹹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這也恰是“米氏雲山”的淵源。
自五代始，中國的山水畫有了北派、南派之分。北派的領袖是荊浩、關仝、李成、范寬，南派的代表是董源、巨然。顯然由於地貌、氣候和普遍性格的關係，北派的山水偏於雄奇開闊，南派則傾向靈秀空濛。兩派雖各有千秋，但在北宋的前期和中期，山水畫大體是北派的一統天下。及至後期，情況有了變化，董、巨的地位不斷提升，成為後世畫家，特別是文人畫家尤其尊崇的楷模，而北派則漸次式微。扭轉風氣的關鍵人物就是米芾。
北宋 米芾《蜀素帖》（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米芾的志趣不在安邦治國，全在藝事。但他仕途困頓，數遭貶黜，仍令煩鬱不平橫亙於胸，他是痛快人，要宣洩，就把那煩鬱不平化作驚世駭俗的奇異癲狂。若有必要，他也會正色“辯顛”。真顛假顛，親朋好友自然心中有數。黃庭堅就曾代他剖白：“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既不偶於俗，故為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爾。”蘇軾讚賞他，但當他“辯顛”之時，卻要調侃。一日，蘇軾請客，米芾等十多位名士都在，半酣之際，米芾突然起身，對蘇說：“世人都說我顛，請您評定。”東坡多幽默，借出孔夫子的名言回答他：“吾從眾。”引得合座大笑。
公元1107年，米芾的人生大幕落下。據說，他死前仍有一番表演。先將死期告訴屬下，又抬來棺材，設下便座，時時坐臥其間，辦公視事，還“洋洋自若也”。到了日子，留下偈句，說:“來自眾香國，也回那裡去。”按遺命，他被葬到了丹徒（在今江蘇）五州山，那裡是一片江南美景，是他摯愛的真實的“米氏雲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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