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路遙

你不知道的路遙

路遙作品一覽

[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

[中篇小說]《人生》《在困難日子裡》《我和五叔六次相遇 》《黃葉在秋風中飄落 》《驚心動魄的一幕 》

[短篇小說] 《月夜靜悄悄 》《一生中最高興的一天》《夏》《姐姐》《風雪臘梅》《青松與小紅花》《痛苦》《匆匆過客》

[雜文集]《早晨從中午開始》《路遙小說選自序》 《關於《人生》的對話》《土地的尋覓 》《作家的勞動 》《柳青的遺產》《無聲的洶湧》《生活詠歎調 》《生活的大樹萬古長青 》《《人生》法文版序》《這束淡弱的折光 》《藝術批評的根基 》

1、路遙"文革"時曾是"延川紅色造反第四野戰軍"軍長

路遙彷彿真活著。隨著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熱播,路遙再次成為文學焦點。在其生前師友曹谷溪看來,路遙的政治素養略高於他的文學素養。他原來的理想是要當職業政治家。但仕途上的失落喚醒了他潛藏心底的“作家夢”。

跟曹谷溪先生相處兩天,感覺這位74歲的作家煙癮特大,跟路遙一樣。我看過路遙好多照片,幾乎每張照片上,手裡都夾著煙。曹先生說:“路遙是我文學朋友中,關係最密切的一位,也是煙友,煙癮戒不了。我給你們說路遙,三天三夜都不重複,故事多了。”

曾經的敵人,一生的朋友

在吞雲吐霧中,曹谷溪拉開了思緒。

曹谷溪比路遙大8歲,路遙家在清澗縣石嘴驛鄉王家堡村,曹谷溪家在清澗縣郝家焉鄉的郭家嘴村,相距不遠。由於家貧,7歲時路遙過繼給延川縣郭家溝村伯父撫養。

曹谷溪跟路遙接觸是1969年。“在‘文革’中,我和路遙在延川縣置身於兩個不同的群眾組織。路遙是‘延川縣紅色造反第四野戰軍’軍長,時年 18歲,大聯合時,又以學生代表的身份擔任了延川縣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今天的副縣長,在縣裡,那可是紅人。我呢,1965年,參加過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在延川,我是惟一聽過彭真、周揚報告的人,也是惟一在群眾中‘吹捧’過彭真、周揚的角色。是彭、周伸到延川的‘黑爪牙’、‘小爬蟲’。理所當然地受到衝擊。”

當年,曹谷溪遭到路遙所在的造反派組織的審訊、拷打、囚禁。可以說,他們是敵人、仇人。

1970年,曹谷溪被釋放出來後,從一個公社調到縣革委會通訊組當通訊幹事。也就在這時,路遙的副主任職務被免。那一天,路遙正好在曹谷溪的房間裡,軍代表當著曹谷溪的面宣佈了路遙被免職的決定。這是路遙生命里程中最為困難的時期。而他的戀人又通過內蒙古的一個知青向他轉達決裂的意思。仕途失意,愛情失戀,路遙當著曹谷溪的面哭了。

就在路遙處於低谷之時,曹谷溪接納了他。他對路遙說:“在這個世界上,作為一個男人不可能不受傷。受傷之後怎麼辦?我以為應該躲在一個沒人注意的角落,用自己的舌頭舔幹傷口上的血跡,然後到人面前去,依然是一條漢子!”

路遙後來在為曹谷溪的詩集《我的陝北》作序時,寫道:“我和谷溪最初相識在文化革命這幕戲劇的尾聲部分。而在這幕社會戲劇中,我們扮演的角色原來是屬於兩個相互敵視的‘營壘’,漫長而無謂的爭鬥,耗盡了所有人的熱情,帶來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廖。文化大革命作為沒有勝利者的戰鬥結束了,但可悲的是,失敗者之間的對立情緒仍然十分強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卻在這個時候成了朋友。把我們聯繫起來的是文學。”

仕途失落,喚醒“作家夢”

從一個官員一擼到底,路遙又回到他出生的山村,就跟後來他寫的《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樣,落差太大,他難以排解心中的痛苦。

曹谷溪說:“1970年春天,路遙的乾姐姐劉鳳梅(其父親劉俊寬和路遙的伯父是結拜兄弟)告訴我,有一次她回家見到路遙穿一身白衣服,腰裡扎一根麻繩。問他給誰戴孝?他說,給自己戴孝。以極端的方式,來宣洩苦悶,這事令人心痛。”

在曹谷溪看來,路遙的政治素養,略高於他的文學素養。他原來的理想不是要當作家,他要當職業政治家。但仕途上的失落,喚醒了他潛藏心底的“作家夢”。

當時,他名不叫“路遙”,叫“王衛國”。造反派的戰友尊他為“王軍長”;而對立派都把他叫成“王餵狗”。在延川縣城的一面牆壁上,曹谷溪曾目睹過這樣的大字報:打跨“黑四野”,勒死“王餵狗”!後來,傳達林彪反革命事件,其中林彪有一個“死黨”叫王維國。王衛國覺得名字不好,就改名叫“路遙”。

最初看到路遙的習作多是一些“順口溜”。曹谷溪記得路遙給他一首詩——《我老漢走著就想跑》:“明明感冒發高燒,/幹活盡往人前跑;/書記勸,隊長說,/誰說他就和誰吵;/學大寨就要拼命幹,/我老漢走著就想跑!”

這首詩,曹谷溪推薦發表在延川縣張家河公社新勝古大隊的黑板報上。以後,《延安通訊》上也發表過這首詩作。

可喜的是,路遙異常勤奮。雖回了農村,但三六九地帶著習作,進城來找曹谷溪。為給他提供一個較好的讀書學習機會,曹谷溪以培養農村通訊員的形式,將他調到縣革委會通訊組。每月發18元誤工補貼,和曹谷溪住一個窯洞,共用一張書桌。

當時,縣革委會領導對曹谷溪培養文學骨幹的活動非常支持。先後將永坪中學的語文教師聞頻、北京插隊知識青年林達、陶正等創作骨幹調進縣城。後來,林達成為路遙的妻子。

在這個時期,他們經常在一起下鄉採訪,一起研究稿件,舉辦詩歌朗誦和文藝晚會。路遙和陶正創作的歌劇《蟠龍壩》、路遙和聞頻創作的歌劇《第九支隊》在城鄉演出,大受好評;他們合作編著的詩集《延安山花》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國內外發行二十八萬八千冊……

曹谷溪說:“路遙原來是初中學生,不知道書該怎麼讀,什麼書都讀,飢不擇食。我說書太多太多了,不能亂讀。必須有計劃、有目的地讀,讀什麼得要解決什麼問題。我說我指導你讀書,我給你想辦法,你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要研究保爾•柯察金這個人物,他的成長過程,他的生活。那時候,正是講‘三突出’,我說,這不是唯一的法則,‘三突出’是一種方法,要向名著學習。讀完這本書,我說你要讀《牛虻》,研究人物的雙重性,比如說,攻擊紅衣主教最激烈的是牛虻,維護紅衣主教的還是牛虻。也就是內心有矛盾,他對那個人最愛最恨。然後研究《紅與黑》,於連這個人怎樣不擇手段地向上流社會攀登,細節描寫,心理描寫,等等。又給他推薦托爾斯泰。”

在延川那段日子,路遙好像是曹谷溪和曹家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在我們家生活的時間,都比在他兩個家(生父、養父家)生活的時間都多。”

有一年除夕晚上,路遙跟妻子林達騎著自行車回到老家,吃一頓年夜飯,第二天早上,兩人就騎自行車到曹谷溪家了。來了,就不走了,一直要等到春節收假,他們相跟著到縣城上班。“那時候,家裡窮啊,我們的小孩都很反對,抱怨就這麼一點好吃的,都給外來的婆姨吃了。路遙是要和我拉話。又在我那兒看書, 本來按照陝北風俗,正月初一不能走親戚,可路遙不管這一套,其實啊,他做事、寫文章,什麼都不按套路來。生活習性,也是反常態的,對他來說,早晨從中午開始。”

曹谷溪是延川縣私人藏書最多的人,他有蘇俄等一大批小說,還有歌德的《浮士德》、海涅的《詩歌集》、惠特曼的《草葉集》、泰戈爾的《飛鳥集》……路遙如獲至寶。跟曹谷溪神侃完,走的時候就挾著幾本名著。正像他後來穿棉襖一樣,走到哪裡熱了,把棉襖脫下撂著,離開時記不起再穿,冷得耐不住時,才發覺棉襖丟了,就再買一件穿在身上,熱了又脫到另一個地方忘了。就這樣,一個冬天,他會三件五件地丟棉襖買棉襖。他隨身挾帶的書本亦如同他穿的棉襖,在哪裡看完,這書就放到哪裡,離開後就再也想不起來了。

曹谷溪一邊心疼他的書,一邊又為路遙的痴迷感到欣慰……

不是天才,是“地才”

“路遙不是天才,是‘地才’。”曹谷溪說,“說路遙‘是地才’,是要說,他寫東西,都是接地氣的,有根有據的。他的想象力是建築在黃土地上的。他為寫小說,下得都是笨功夫。”

路遙寫《平凡的世界》這部小說作了認真準備,他把1975年到1985年10年間的《人民日報》、《參考消息》、《陝西日報》、《延安日報》, 都翻了一個遍。“比如針對某一天,全國發生了什麼,全省發生了什麼,延安發生了什麼,國外發生了什麼。每個季度,開什麼花,結什麼果,農民幹什麼活,都要做詳細考察,事無鉅細,現在誰還下這樣的拙功夫?!”

路遙曾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說:“我沒明沒黑開始了這件枯燥而必需的工作。一頁一頁翻看,並隨手在筆記本上記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認為 ‘有用’的東西。工作量太巨大,中間幾乎成了一種奴隸般的機械性勞動。眼角糊著眼屎,手指頭被紙張磨得露出了毛細血管,擱在紙上,如同擱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後掌(那裡肉厚一些)繼續翻閱。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才把這件惱人的工作做完。以後證明,這件事十分重要,它給我的寫作帶來了極大的方便——任何時候,我都能很快查找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國、一個省、一個地區發生了什麼……”

曹谷溪也成為路遙作品中的人物原型,路遙的《在困難的日子裡》所寫的中學生背磚受苦的情節就是谷溪的經歷,谷溪關於日本尿素的順口溜也引用在路遙小說《青松與小紅花》中:“公社來了大幹部,身上穿的料子褲,前邊是日本,後邊是尿素……”

在《平凡的世界》中,作為書中主要人物的孫少平,以他的弟弟王天樂為原型,次要人物、詩人賈三的原型是曹谷溪。

曹谷溪還給路遙推薦了一些人物,比如田福軍的原型。

“這個人叫馮文德,曾當過富縣縣委書記,第一個倡導在陝西搞生產責任制,後來成為延安地委副書記。田福軍就以他為主要影子,生活作風也像,我 1963年就跟他接觸,這個人老叼個菸斗,很少刮臉,披著個大衣。這個人是我們延安真懂馬列的人,讀書很多,對路遙支持到咋個程度呢?路遙去北京領茅盾文學獎,沒有路費,他自掏腰包5000塊給路遙。但是田福軍女兒田曉霞戀愛,那都是虛構的。”

執著文學與遺憾人生

路遙是一個“事業型”的人物。他為自己確定了一個很高的人生目標,他對這個目標的摯誠追求,幾乎使他忽略了自己的親情、友情中的許多事情。路遙常常要朋友為他辦許多事情,可是,自己卻不大樂意為朋友辦事。

“記得有一次,他的胞弟王天樂寫了一首詩歌請他看。他說,谷溪看得好。”曹谷溪說,“給業餘作者看稿子,實在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我這一輩子,在這件事上就耗費了許多精力。這是路遙最不願意做的一件事情。他對文學藝術事業的追求,執著到懶於與人談文學的地步。”

路遙創作《平凡的世界》的幾年裡,他幾乎脫離了家庭,脫離了社會,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創作之中。他的養父病危,想見他一面,但路遙脫不開身;養父病逝了,他不能去料理後事,委託弟弟王天樂代表他去辦理喪事……。

路遙在童年時父親把他從清澗王家堡送到延川郭家溝他的伯父家中。伯父母沒有生養,他們把路遙視為己出,寧願自己不吃,也不能讓路遙餓著;寧願自己受冷,也要路遙有穿有戴;路遙的養母要飯吃,供路遙進城上學……

路遙早年的成長,都是養父用钁頭在土地裡刨出來的。可是,在他老人家病危的時候,路遙未能給他送上一碗水喝,在他老人家的黃土墳前,路遙未能焚燒一張紙錢……作為兒子,應該說路遙沒有行孝!

有一次路遙來延安,他的父親領了好幾個親戚叫他辦事。路遙的父親對路遙說,在困難時期,某某給過咱家五升高粱,是咱家的救命恩人,現在他兒子有個什麼事,你得給辦了;某某是咱的什麼親戚,親情關可重哩,他們家有個什麼問題,也要解決了……有要求調動工作的,有要解決戶口的,還有打官司的,人們對路遙有著這樣或者那樣的許多要求。

路遙的父親沒有想到自己的兒子連一點兒面子都不給;滿懷希望找路遙辦事的人,更想不到,名聲如此大的路遙,竟六親不認,甚事也不辦!

路遙對這一切突然“遭遇”,束手無策。他跑到曹谷溪住的窯洞裡,漫無目標地發了一通牢騷。

有誰理解路遙的苦衷呢?如果路遙整天忙著辦這些事兒,路遙還是路遙嗎?

路遙是一位英雄

小說《平凡的世界》的命運,和路遙的命運一樣坎坷,路遙後來因為參加“文革”派系鬥爭,在推薦上陝西師範大學時,被拒絕,幸運的是1973年進入延安大學學習,這才從根本上改變了命運。路遙創作《平凡的世界》時,當時文學思潮的主流是先鋒文學,批判現實主義被認為過時了。但路遙堅持自己的觀點, 決定用現實主義結構自己這部規模龐大的作品。

評論界也不是鐵板一塊,也有支持他的。“比方曾鎮南,我和他在北戴河療養的時候,我們住隔壁,他說,我遍讀中國當代小說,我以為,載入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第一部小說,當是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曹谷溪說,“有些學者研究路遙的結論,我不贊同,那是從理論到理論,從概念到概念,如果忽略了作家的情操、品格,和一個作家的使命感,你就說不清路遙。”

路遙文學獎的評選一開始遭到了路遙女兒路茗茗的反對,但曹谷溪選擇來青島,參加頒獎典禮。

曹谷溪說:“我認為路遙不僅是路茗茗的爸爸,他是黃土地忠誠的兒子,屬於人民大眾,屬於平凡的世界。如果有人利用路遙的名聲來做一些不好的事兒,或者是搞的活動有損路遙聲譽,我肯定反對,但這個獎沒有傷害路遙,是鼓勵作家像路遙一樣寫出有使命感的現實主義作品,我就堅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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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路遙文學獎頒發

首屆“路遙文學獎頒獎盛典暨路遙文學獎文學周”活動前天在青島舉行,同時,還舉行了獲獎作品《活著之上》的討論與對話,作為首屆路遙文學獎的得主,閻真接受了組委會頒發的獎狀與獎章。

頒獎盛典結束後,次日起,首屆“路遙文學獎文學周”活動進行長篇小說創作高峰論壇、現實主義與漢語寫作研討會、港臺及大陸作家對話、閻真及其他國內著名學者輪流發表演講。與此同時,閻真將應邀赴南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路遙家鄉的榆林師院、清澗中學、西北大學等高校、中學進行演講。

4月3日起,閻真等學者將赴陝北路遙墓獻花掃墓,參觀路遙文學館、紀念館、故居等。首屆“路獎”得主閻真表示,此次所獲獎金10萬元將悉數捐出,用於路遙和閻真家鄉小學貧困學生助學金。

3、(雷達)路遙作品的審美靈魂和當代意義

-小說在視角上最突出的特點,是把焦點聚集在普通人、小人物身上,所以才叫“平凡的世界”。

-他就是想在平凡的世界裡面,平凡的生活裡面,平凡的人裡面,發現一些真正值得記住的,帶有哲理意義的,或者帶有道德理想價值的東西。

-把沉重勞動詩意化,把生活苦難神聖化,把愛情倫理拔高化的傾向?這似乎是雙刃劍,既有昇華的一面,也有美化的一面。

-孫少安更多代表傳統農民的固守鄉土,而孫少平是個遠行的做夢者,作品把這兩種精神放到兄弟兩個人身上,實際上是一個人的兩面,把一個人分成兩個人,他們是精神上的孿生兄弟。

《平凡的世界》顯示了一種強大的生命力,也構成了一個巨大的謎。有時候我們無法知道,這個看起來面貌過於樸素的作品,為什麼會受到這麼長時間和這麼多讀者的歡迎和喜愛?從多年來大學生閱讀狀況的調查看,《平凡的世界》的借閱量始終居於高位。雖然80後90後年輕人中也有人說“這部書太遙遠”了,甚至說它“過時了”,但總體看來,無論是書還是電視劇,仍然保持著很高的銷售量和收視率。這就不能不讓人深加探究。

把歷史命運個人化,把個人命運歷史化。它們不是兩層皮,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人物的動機主要是從歷史的潮流中浮起來的。

關注普通人的命運,展示底層生活不平凡的意義

《平凡的世界》有一個總的特點,那就是把歷史命運個人化,把個人命運歷史化,由此形成一個橫縱交錯的骨架,使之帶有全景性、史詩性和開放性。所謂歷史命運個人化,個人命運歷史化,真做到可不容易;而《平凡的世界》卻能化而為一,融為一體,在人物身上閃現時代生活的劇烈變化,讓時代變化在一個個偏僻山村的微不足道的農民的心靈激起波瀾,它們不是兩層皮,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人物的動機不僅是從瑣碎的個人慾望,而主要是從歷史的潮流中浮起來的。小說講述的是1975年到1985年這10年間,陝北高原雙水村三家人,孫家、田家、金家及其相關的一大群人的生活史,突出孫少安、孫少平兄弟的人生奮鬥經歷,實際上作者寫的遠不止這些,他把筆伸向鄉村、中等城市、省城、煤礦、學校等非常廣闊的畫面。卷首語說,謹以此書獻給我生活過的土地和歲月,說明它不僅要表現歷史交替時期具體的變動和是非,而且要大力表現在古老大地上和滄桑歲月中,普通勞動者們的一貫的真誠與勤勞,堅韌與追求。這就使一代代的讀者,既可看多年前的日常生活場景,同時不斷地把自己加入進來,在作品裡找到自己,敲響心靈追求的鼓點。

小說在視角上最突出的特點,是把焦點聚集在普通人,小人物身上,所以才叫“平凡的世界”。路遙是新時期底層敘事的自覺的先行者。路遙多次跟我談過,他認為,在最平凡的生活裡面,隱藏著動人的詩意和豐沛的社會內容。他並不否認帝王將相或英雄偉人的意義,但他更看重“平凡”,認為它的概率更大,意味無窮。他認為,小人物,大意義,一個個陝北農民,如一棵棵樹,根子紮在中國大地的文化土壤中。他批評過,人們寧可關心一個小演員毫無價值的家庭瑣事,卻不願意關注一個普通人生活艱難的追求,這是一種顛倒了的眼光。他就是想在平凡的世界裡面,平凡的生活裡面,平凡的人裡面,發現一些真正值得記住的,帶有哲理意義的,或者帶有道德理想價值的東西。他說,“在最平常的事情中,都可以顯示出一個人人格的偉大來”。這可說是《平凡的世界》在美學上一個很重要的追求:關注普通人的命運,展示底層生活不平凡的意義。

我們需要著重解讀的是,路遙作品的審美內核、審美靈魂、精神內涵,以及他的作品打動千萬讀者的秘密所在。我們解析《平凡的世界》一定要看到它向上,向外擴張的力,那股內蘊的強烈的精神追求。

把似乎不可能融合的東西構成一種奇異的美

如果說,以上所說,主要還是路遙作品文體,結構,視角以及藝術概括方式上的特點的話,那麼我們需要著重解讀的是,路遙作品的審美內核,審美靈魂,精神內涵,以及他的作品打動千萬讀者的秘密所在。路遙筆下的主人公,大都是物質上的貧窮者,精神上的高貴者,理想高遠,品質高尚,毅力頑強,外在的貧困和內心的高傲形成了尖銳的對照和反差。他筆下的主人公雖各個不同,但對命運的抗爭,不屈,力圖改變現狀的強烈願望是共同的。為什麼《人生》的主人公叫高加林?其實有路遙自己的影子。在一個寒冷的夜晚,天上有個衛星在轉,上面有一個人在衛星裡面,那就是加加林少校。路遙記下了這個名字,並把它給了他小說的主人公高加林。路遙小說中的人物經常吃的是窩窩頭,看的是參考消息,下礦賣的是苦力,想的是有一天在聯合國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孫少平說,總有一天,我要扒著火車去外面的世界。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們解析《平凡的世界》一定要看到它向上,向外擴張的力,那股內蘊的強烈的精神追求。

我認為路遙作品中強烈的審美衝擊力來自三個方向:一個是傳統道德之美;一個是苦難、冶煉之美;一個是自我實現的未來之美;它們像三股強大的激流,激盪著無數青年讀者的心。首先,在路遙筆下,傳統文化是很具體的,雙水村崇尚父慈子孝,長幼有序,用情專一,仁厚孝悌的倫理秩序。儘管也搞過階級鬥爭,但傳統美德作為精神的底盤,如厚土般穩定。孫玉厚就是一位堅韌頑強,淳樸善良的偉大的父親形象,他培養了好幾個優秀的兒女。在這裡,傳統文化是很具體的,一雙新鞋先給誰穿,兄弟倆互相推讓;一隻白麵饃留給誰吃,自然是留給老奶奶;孫玉厚守候著一元錢的“失主”,為的是拾金不昧,這裡處處透著誠信與仁義;孫少平要護住郝紅梅的名聲,那樣執著;田潤葉在李向前殘疾之後回心轉意,升起了憐愛之情,這裡又有多少厚愛和忠貞!當孫少平在礦山頻遭打擊,得到惠英的溫情關照時,不由落淚,路遙抒發道,“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是冰冷的”。這是一個雖然貧窮卻充滿了勞動者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精神家園。

更加動人的是,關於苦難的書寫和在苦難中經受冶煉所產生的美感。路遙認為,“人生充滿了苦難,在與其不斷的搏擊中,人才會活得充實一些,才能獲得幸福感”。在《人生》裡,高加林半夜拉大糞車挨家挨戶地找糞源、掏大糞;高加林在縣城叫賣饃饃,可怎麼也張不開口;劉巧珍帶著狗皮褥子去看望高加林,高已背叛,卻淚流滿面,無法開解。《平凡的世界》一開始寫學生們到食堂打飯,饃分“歐亞非”三種,歐是白麵饅頭,亞是棒子麵窩窩頭,非是高粱面窩頭,5分錢的菜是清水熬白菜,1毛錢有點粉絲,1毛5的才帶點肉片。這都非常真實。郝紅梅和孫少平總是最晚去打飯,他們是吃不起菜的。這段描寫使我這個曾經的西部學子,湧上熱淚。貧窮、苦難,往往又與勞動、愛情連在一起。在路遙看來,只有勞動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強大。孫少平發出過這樣的內心獨白:一個人精神是否充實,或者說活得有無意義,主要取決於他對勞動的態度。當然,這不是說我願意牛馬般受苦。我也感到井下的勞動太沉重了。但要擺脫這種沉重是不可能的。再說,千百萬人都這樣沉重。你一旦成為這個沉重世界的一員,你的心緒就不可能只關注你自身。

路遙寫愛情也很獨特,愛情如苦難中一縷絢麗的暖陽,照徹人心。路遙確實讓一些地位比較懸殊的男女相愛了,因為他嚮往那種非功利的,超越門第和貧富的,能經得起苦難考驗的,自由而熾烈的愛情。這是路遙的道德理想觀的一個部分。這樣的愛情在任何時候,特別在今天,顯得十分奢侈,卻又是多麼高貴。他抒發道:愛情啊!它使荒蕪變為繁榮,平庸變為偉大;使死去的復活,活著的閃閃發光。即使愛情是不盡的煎熬,不盡的折磨,像冰霜般嚴厲,烈火般烤灼,但愛情對心理和身體健康的男女永遠是那樣的自然;同時又永遠讓我們感到新奇、神秘和不可思議。於是,從美學上講,我們可能會提出,路遙的作品有無把沉重勞動詩意化,把生活苦難神聖化,把愛情倫理拔高化的傾向?這似乎是雙刃劍,既有昇華的一面,也有美化的一面。

路遙作品裡還有一種美,那就是個體意識覺醒和自我實現的未來之美。這是它之所以撥動一代代青年奮鬥者心絃的最重要的原因。他的主人公往往是農村生活方式和傳統土地觀念的叛逆者。高加林和孫少平更接近路遙個人的精神史。他們都有強烈改變自身處境的慾望。這裡含有現代性。“五四”最重要的主題就是發現了人,發現了個體意識,發現了為自己活著的人。從高加林身上,可以感受到農民的母體正在誕生著她的新生兒。《平凡的世界》特別能代表路遙主觀世界的矛盾。路遙一方面讚賞、理解,甚至是擁抱中國農民的堅忍、溫厚、善良,博大;另一方面,路遙的主人公身上又有野性的、叛逆的、不馴服的、不安分的東西,那就是現代個體意識的萌動,就是要改變命運,走向未來,揚棄父輩們的生活老路。這兩種理念在他頭腦經常打架。於是作品出現了雙主人公,一個是少安,一個是少平;孫少安更多代表傳統農民的固守鄉土,而孫少平是個遠行的做夢者,作品把這兩種精神放到兄弟兩個人身上,實際上是一個人的兩面,把一個人分成兩個人,他們是精神上的孿生兄弟。在《人生》裡,一方面歌頌高加林式的“現代”叛逆,一方面歌頌劉巧珍式的傳統貞操,這兩個美他都喜歡。最後這兩個東西很難糅合,只好讓高加林迴歸到土地上,抓了一把黃土,喊出了一句懺悔的話。路遙就是這樣一個既傳統又現代的作家,他能夠把看起來似乎不可能融合的東西構成一種奇異的美。傳統美德與個性解放,愛土地如命與“到外面去”,沉重的挖煤與酷愛貝多芬音樂被糅合在一起。這種自我矛盾,二律背反式的悖論,恰恰帶來了蕩氣迴腸般的撞擊。

最難的是如何活得有筋骨,有精氣神,在困難乃至苦難面前,不低頭,不屈服……

精神的超越,道德的提升

我們現在應該能夠理解,《平凡的世界》為什麼二十年來一直受到青年讀者喜愛的主要原因了。對於一切企圖改變現狀,改變命運的人來說,必然會遇到矛盾、阻力和困難,人生是一場奮鬥,它時時需要心靈的撫慰,精神的超越,道德的提升。這部書表面上是紀事的,骨子裡敢於正面迎視這些問題。我們處身在一個物化的,功利化的,娛樂化的時代,我們被物質的鎖鏈鎖著,慾望、感官、物質的實惠化,使我們常常覺得我們的肉身很沉重,想飛飛不起來,想跳跳不起來,最難的是如何活得有筋骨,有精氣神,在困難乃至苦難面前,不低頭,不屈服,保持對真善美的追求,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對人生意義的追求。並不是路遙對此能給出什麼靈丹妙藥,或直接回答什麼問題,其實人生之謎是無解的,路遙本人也是困惑重重;我們只能說,他筆下的既卑微又驕傲,既平凡又剛毅的主人公們,能給青年讀者以沉思、勇氣和鼓舞,給行進者以精神的滋養。

不過,這裡需要注意,如果《平凡的世界》只是一部就事論事的寫實之作,沒有這種精神力量貫穿,那根本不可能有現在的影響力。還應該注意到,如果所謂的“鼓舞”,被寫成只要敢於面對苦難就必定會成功,就能成大款,成功人士,就花好月圓,“金榜題名,奉旨完婚”,那可能不過是一部廉價的、滿足痴人說夢式的庸俗故事。路遙的作品當然不是這樣。他的主人公大都是悲情的結局,高加林如此,孫少平也如此,路正長,人生無窮期,作品審美上的悲劇性,顯示了路遙清醒的一面。

用什麼方法和手法不是決定性的,各種方法都有並存的權利,而真正決定作品生命力的是它的思想藝術的高度和深度。

確乎具有某種穿越時空的生命力

從創作方法上講,路遙堅持的基本是傳統的現實主義方法,同時注入了某種浪漫主義的色彩。路遙寫《平凡的世界》的時候是1985年到1988年前後,那正是中國文壇上借鑑和實驗現代派文藝,先鋒派創作、前衛藝術最為活躍的時期。在當時的氛圍下,理論批評界沒能給《平凡的世界》太多的讚揚和肯定,甚至是冷淡的。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暴露了我們總是習慣於“一邊倒”的思維。路遙也讀新潮作品,但他認為最能影響讀者和最有價值的還是現實主義,他尤其崇尚柳青式的現實主義。他不無幽默地說,“當別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國這盤菜的時候,我並不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飯而害臊……”問題當然不僅僅是“餐具”的不同。應該承認,路遙的堅守是有意義,有道理的,在某種意義上,路遙是對的,實踐證明這部手法和麵貌頗為傳統的作品,確乎具有某種穿越時空的生命力。不過,在今天“路遙熱”的氛圍下,我們且不可又走向另一種“一邊倒”,即用過分的肯定來否定其他方法。我們只能說,用什麼方法和手法不是決定性的,各種方法都有並存的權利,而真正決定作品生命力的是它的思想藝術的高度和深度。

《平凡的世界》還是有一些侷限性的,比如作者對官場生活並不太熟悉,卻用了不少篇幅寫官場。這可能與他的全景性、史詩性的宏大構想有關。從字裡行間可以感到,他對喬柏年、田福軍們,有一種農民式的“敬畏”,近乎“仰視”,過於理想化,於是顯得比較表面,很多尖銳矛盾,解決得過於輕易,多少有一點廉價的樂觀。他寫農村也有理想化成分,農村有很多深層矛盾未能深觸,現在基本是父慈子孝,道德有序。事實上,不光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等幾位著名的農裔城籍作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美化鄉土倫理的烏托邦傾向。

關於路遙作品的話題還有很多,這裡不細加討論了。《平凡的世界》為什麼會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路遙的這段話也許是最好的回答:“只要廣大讀者不拋棄你,藝術創作之火就不會在心中熄滅。人民生活的大樹萬古長青,我們棲息於它的枝頭就會情不自禁地為此而歌唱……”

4、《平凡的世界》何故依然動人?

2月27日,北京衛視播出由路遙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平凡的世界》。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曾獲得茅盾文學獎,而自它問世以來曾經影響了一大批青年讀者。這樣一部當代文壇的經典作品,能否引起現在年輕人的共鳴?

為什麼路遙仍然活在讀者的心裡?為什麼路遙的文學作品仍然被人們銘記?為什麼他的精神、心靈和文學生命仍然感染和打動著我們的內心世界?

在很多讀者看來,《平凡的世界》不僅僅是當代文學的名著,更是一本人生讀物,“流淚”“感動”“震撼”是讀者評價這本書最常用到的詞彙,與這本書相遇的少年歲月是很多讀者的難忘記憶。路遙是為文學、為讀者,用心血來寫作的作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投注了生命,投注了靈魂,傳達了強烈的深刻的生命體驗。路遙及其作品中的理想主義精神、人生奮鬥的信念,塑造了中國文壇的“路遙精神”,這就不只是一種審美境界,更是一種生命的境界。

同樣生在農村的房地產商潘石屹說,小說對他的影響貫穿一生,“《平凡的世界》就像一面鏡子一樣,孫少平、孫少安兩個人小時候的經歷和我完全一樣”。這本書他自己讀過七遍,書中孫少平說自己遲早要扒火車去外面的世界,這句話讓他深受鼓舞,“每當我情緒低落時,路遙《平凡的世界》就會給我力量”,這本書是他最喜愛的小說,“我曾把它當做禮物送給剛工作的弟弟。我認為每一個年輕人都應該至少讀一遍這部小說”。

曾有一位青年讀者讀了《平凡的世界》後,不遠數千裡來尋找路遙。他由昆明出發,一路打工,歷經7年的艱辛坎坷才抵達西安。當他找到陝西省作協詢問路遙時,接待他的工作人員驚呆了,這位用了7年才走到這兒的年輕人竟然不知道路遙已經去世7年了。他們不忍心讓這位年輕人失望,便在作協的院子裡轉了好一陣子,但終於還是說出了實情,那位雲南小夥子頓時淚流滿面……

自1988年百萬字的長篇鉅著《平凡的世界》問世,20多年來,這部嘔心瀝血的著作一直在暢銷。在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品中,它可說是讀者面最為廣泛的、對讀者影響最深遠的、魅力最持久的一部作品。更主要的是,它激勵了千百萬青年的人生奮進和拼搏,帶給了無數年輕讀者深深的感動和心靈的溫暖……隨著電視劇熱播,這部文學經典在21世紀依然散發出動人的光彩。

5、路遙:平凡的世界 不平凡的人生

第一筆名:“纓依紅”

路遙在1970年——1976年期間,只是業餘文學工作者,在延川縣《山花》報投過一首小詩《車過南京橋》用的是“纓依紅”,這可是路遙的第一個筆名。鄭文華先生說,“當時他戶口在農村,人卻在縣城(延川縣),一邊做臨時工,掙錢餬口,一邊從事詩歌、散文創作,所以高加林這個人物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其實,高加林這個人物的原型是路遙童年時候的一個朋友,他們關係一直很好。《人生》發表後,被改編為電影,在陝西,甚至是全國的反響特別大。不僅是他作品中新穎的戀愛方式,尤其是高加林那種不屈不撓的闖勁,使得當時不少年輕人產生了深深的共鳴。”

一件襯衣 一根領帶

“文華,給我好啦,我給你錢,你再去買一件行了。我沒有時間去商店,再說我買衣服總感覺不合身。”1986年初夏,路遙就這樣把同事鄭文華的一件肥大寬鬆式的深奶油色襯衣給“試”走了。

“文華,人家要求出國人員必須打領帶,我一點也不會,再者戴上這玩意兒脖子挺難受的,很不習慣。”

“訪德回來後,路遙激動地給我敘說著德國的所見所聞,可是我忽然看到他脖子上沒了領帶,這就是路遙,這樣隨性,也永遠受不了約束。”鄭文華先生說起這些往事的時候,彷彿走了多年的路遙又活生生地竄到他的工作室了。

這就是路遙,極其平凡的世界。1992年11月18日,43歲的路遙結束了他的“平凡世界”,可是他的作品卻一直影響著平凡世界中的每一個人。《人生》獲第二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獲第三屆茅盾文學獎。除此之外,他的短篇小說《月夜靜悄悄》、《一生中最高興的一天》、《夏》、《姐姐》、《風雪臘梅》、《青松與小紅花》、《匆匆過客》、《痛苦》等,中長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在困難的日子裡》、《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黃葉在秋風中飄落》等,雜文集《早晨從中午開始》、《土地的尋覓》、《作家的勞動》、《柳青的遺產》、《無聲的洶湧》、《生活詠歎調》、《生活的大樹萬古長青》、《這束淡弱的折光》、《藝術批評的根基》等一起構成了路遙43年的不平凡的人生。

“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人生。”陝西著名書法家薛鑄先生的一副題詞,概括了路遙在《平凡的世界》,走過的短暫而不平凡的《人生》

6、《平凡的世界》長銷不衰 路遙不為人知的艱辛

1992年11月王衛國(路遙)患肝硬化腹水去世

1996年路遙弟弟王衛軍患肝硬化腹水去世

2007年4月路遙弟弟王天樂患肝硬化腹水去世

2007年5月弟弟王天笑患肝硬化並出現輕度腹水

2007年7月17日路遙父親在癱瘓半年之後去世

目前路遙的母親、弟弟王天雲、妹妹王英王萍也患有與路遙同樣的肝病 謎團

種種疑團向我們襲來

生前窮困

剛剛去世的路遙弟弟王天樂生前曾撰文說,路遙當年因為《平凡的世界》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時候,卻為到北京領獎而發愁———路費是借到了,但到北京還要請客,還要買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這需要一大筆錢。

王天樂隨後幫他找了5000元錢送他上了去北京的火車,在車站,王天樂對路遙說:“今後不要再獲什麼獎了,如果拿了諾貝爾文學獎,我可給你找不來外匯。”當時路遙只說了一句話:×他媽的文學。

陝西作家李天芳也曾回憶說,為了賺錢,路遙想了很多辦法,1992年夏天,西安颳起股票熱,路遙也拿了家裡僅有的現款去排隊買股票,路遙在住院的時候還對朋友說:“我現在是有股票的人啦,我買了某某公司的股票……”實際上,他只不過買了總值2500元的股票。

版稅去向

救助

陝西省作協——“我們有困難”

作協沒有更多的錢,能否將情況彙報給政府呢?雷濤說:“這個事情我們還沒有往上彙報,路遙的家人我們主要關注的是他的直系親屬,如果是其他親屬,我們不好拿這個向上彙報,也沒有相關文件規定要照顧作家的非直系親屬。當然,因為路遙的影響,政府也許會考慮優先幫助他們,但是,誰能保證,不會有人發出質疑:比路遙弟弟困難的人這麼多,為什麼要對他優先,就因為他是路遙弟弟?所以這裡面也涉及到一個社會公平的問題。”

雷濤表示,他們不會對路遙弟弟的情況不管,在今年下半年召開的路遙研討會上,作協會就路遙家人面臨的問題向參加者發出呼籲,“資助的方式有很多,除大眾捐款外,也可以呼籲那些研究機構、慈善機構、企業來幫助,渠道多了,幫助的力量也會增加。”

7、(白描)為路遙母親畫像

作者注:這是寫於1998年的一篇舊文。最近,很多媒體聯繫我,要我談談有關路遙和他的《平凡的世界》的話題。這種採訪前些年我已接受過多次,因而近期的採訪請求我都予以謝絕。今日翻出一篇舊文,看看還有些外界未曾談過的內容,遂發於此,以饗讀者。

畫家邢儀決定為路遙母親畫一副肖像。

這個念頭彷彿突然而至。起初,她以為這不過是不經意間的一時衝動,猶如流星劃過天際,亮了,隨之也就滅了,可是這念頭從閃現的那一刻起,就固執地盤踞在她的心裡,攆不走,揮不去,而且像施了魔法似的變得愈來愈烈、愈來愈衝動。她終於明白,這是一種湧動在內心深處的情愫的召喚和驅使。

這是一位令她感到非常親近、非常敬重而又身世悲苦、命途多舛的老人。

邢儀被心中升起的這個念頭弄得激動不已,她將這一想法告訴筆者,筆者與邢儀路遙兩家是老朋友,又知道她將很快舉辦個人畫展,於是說:“既然有了這樣的創作衝動,那麼,你的畫展裡缺了這一幅作品,無疑將是巨大的遺憾,我不知道哪位畫家比你更有資格去畫這幅畫。”

邢儀與路遙的妻子林達是清華附中同班同學,插隊開始後,倆人一塊到了陝北延川縣的同一個生產隊,後來又一前一後到了西安,日常裡倆人都是對方家裡的常客,她是林達最要好的朋友,也是路遙和林達從初戀直到後來十多年家庭生活的見證人。在林達的女友中,沒有哪個人如邢儀這般長久而深入地介入到路遙林達夫婦家庭生活中。

邢儀所認識的路遙,不是作家路遙,而是作為朋友的路遙,作為女友丈夫的路遙,也是作為陝北窯洞時那個樸實老婦人兒子的路遙。

早在女友初戀時,邢儀便隨林達去過路遙家,結識了那個養育了一位優秀兒子的母親,從此,黃土地上這位母親的形象深深地留在她的心裡。1996年,早已回到北京的邢儀與丈夫偕兒子重返陝北,特意專程奔往路遙老家看望老人。山川依舊,草木相識,然而物是人非,土窯寂寂,兒子英年早逝,老伴也早在十年前故去,陪伴垂暮老人的唯有西天的殘陽和長夜的青燈。

此趟陝北之行,老人的形象更是深深地紮根於邢儀的心裡,而且帶有一種震憾人心的力量,邢儀在思考她能做點什麼——為那位母親,為路遙,為熱愛路遙的讀者,也為養育了一位天才作家的那片貧瘠而又豐厚的土地。

1997年金秋十月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邢儀拎著畫布和油畫箱,奔赴黃土高原那個在通信地址上叫做延川縣黑龍關鄉劉侯家圪嶗行政村郭家溝自然村的小山溝,半個月後,她返回北京,帶回三幅畫、一沓速寫,還有一本記錄著她的行蹤和感受的日記。

她請筆者看了她的畫,也看了她的日記,然後問:“你能體味老人在路遙去世後那令人心顫的生存況味嗎?”

【畫家日記】……又踏上了這片土地,又走進了這條川道,久違了這陝北的藍天,這高原的風,陽光下黃土墚峁的景色是這樣鮮亮,而背陰處的色彩又是如此柔和,陝北在粗獷的外表掩蓋下,其實藏就著更多厚重的母性的本質……這是路遙早年曾走過無數遍的路,也是老人走過無數遍的路,路遙永遠再不可能踏著這條路回來,老人還會守望在村頭路口嗎?

邢儀趕往老人家這天正逢集,川道里的路上不斷走來三三兩兩的行人和坐滿婆姨和女子的毛驢車,陪同邢儀的縣文化館幹部馮山雲突然跳下自行車,說剛剛照面過去的那輛毛驢車好像坐著路遙他媽,倆人掉頭追上去。果然老人在車上,老人懷裡抱著一隻籃子,聽人喊她,待看清眼前的人,急急從毛驢車上爬下來,掩藏不住滿心歡喜地對邢儀說:“七八天前縣上就有人捎話說你要來,這陣子可來了,走,回喀!”

老人是路遙的養母,也是親伯母。十七歲上,她的家裡收下六十塊彩禮,將她嫁給了清澗縣石嘴驛王家堡一戶王姓人家,王家兄弟二人,她嫁的是老大。兩年後,老二也用毛驢馱回了新媳婦,老二討回的這媳婦,比大媳婦的身價可高多了,彩禮一萬塊,儘管當時使用的貨幣比兩年前貶值了許多,可也是大媳婦的彩禮翻多少個跟頭也追不上的。對此,大媳婦心裡沒有半點不平,而且這老二媳婦是她一手操辦娶進門的,人家模樣俊,身架好,心靈手巧,哪樣都比她強,彩禮不超過她就冤了人家,她的心裡順順溜溜,兄弟妯娌和睦相處。命運也是個怪東西,從開始到後來,在王家媳婦之間,它似乎更青睞老二窯裡那個後進門的女人,這女人很快就為王家添丁續口,頭胎就是個兒子,後來又生四男三女,而老大窯裡的女人生倒是生了三個娃娃,然而不是“四六風”就是一些說不清的怪病早早就奪去了娃娃的命,一個也沒有抓養活。王家認定這是命,不能怨天尤人,老大女人心裡開始頗不服順,待到後來也不得不認命了。

陝北是個窮地方,清澗又是陝北的窮地方,生活的擔子像黃土包一樣沉重,王家老大眼看著在家裡熬不出個像樣光景,便帶著妻子走出家門去闖蕩,夫妻倆在外幫人種地扛活,後來在延川縣落了腳,他們掏了一孔窯,盤了炕,砌了灶,算是有了一個家。但在這個家裡面,許多個冷風悽悽的夜晚,夫妻倆是蜷軲在灶角的柴窩裡過夜的——熱炕頭給了那些從榆林一帶下來攬工的石匠、皮匠和窯工,為的是多少能掙幾個錢,辛勤勞苦,省吃儉用,夫妻倆又掏了兩孔窯,添了些傢俱,養了雞羊,一份家業算是置起來了。

路遙是在幼年時過繼到伯父門下的,伯父無子嗣,而他家兄弟姐妹一串,過繼給伯父一個兒子,可謂兩全其美,路遙在兄弟姐妹中是老大,懂事早,長得也壯實,將他過繼給伯父撐起王家另一爿門戶最為合適,儘管他很不願意,但他還是噙著眼淚告別了父母和兄弟姐妹,翻過清澗和延川之間的一道道溝壑墚峁,在郭家溝那三孔窯洞裡,他由人侄轉變為人子。

那一年路遙七歲,父母給起的大名叫王衛國。

有了兒子,王家老大兩口心裡踏實下來,兒子就是他們未來的指靠,是他們在世上過日子的盼頭,他們喜愛這個兒子,家裡光景過不到人前,不像樣兒,但破衣爛衫,總想讓兒子穿得暖一點,粗糠野菜,總想讓兒子吃得飽一點。在遭饑荒的年月,兒子餓得面黃肌瘦,母親硬是拉下臉面撐起腰桿走出門去,討飯都要為兒子討回一口食來,年幼的兒子似乎從一開始就明白他在這個家庭裡處於什麼角色和要承擔什麼責任,攔羊、扒草、背糞、掏地,嫩弱的肩膀和雙手早早就在勞動中打磨,而且身上有種倔強,不示弱、不服輸的勁頭,有著與年齡不相符的極強的自尊心。老兩口雖然不敢對落腳在這個窮家賤戶的兒子的將來抱什麼希望,但他們已經看出,他日後不論做啥準能成事。

村裡的學校又到了招收學生的時候,不少孩子背上書包,路遙羨慕他們,但一貧如洗的家庭哪能拿出錢來給他報名、給他買筆買紙買課本?更何況他還承擔著家裡好多活兒,他把熱烘烘的心裡拱動的願望強壓住,沒有向父母親張口,一天早晨,母親卻把他從炕上叫起,在他脖子上掛上一個書包,輕聲說:“上學去吧!”

那一刻,路遙的眼睛一下子溼潤了。

【畫家日記】窯裡光線不錯,在靠近窯門的地方,我支起畫架……老人有些喘,喜歡坐在炕上。就先畫張坐在炕上的肖像吧,我凝視著那張臉,凝視著那滿頭蒼灰的頭髮,那臉似乎有些浮腫,頭髮沒有很好梳理,我突然信心不足,不知能否畫好這幅畫,能否畫出我心裡那種複雜難言的感覺……老人穿著一件揪巴巴的藍上衣,剛見面時她說不知道我今天來,知道了就會把好衣服穿上,免得給公家丟臉。因為兒子是公家人,這會兒她又要換衣服,我勸住老人,在一種艱澀的感覺裡揮動起畫筆。

邢儀此趟來給老人帶了大包東西:糕點、奶粉、果精,老人接過這些東西的時候,非常過意不去,說這個世上的人好,說公家好,說要是沒有好人,沒有公家,早就沒有她了。老人記性已經有些不大好,先天做過什麼事,在哪兒放了件什麼東西,今個就忘記了,但這幾年誰來看過她,誰寄來什麼東西,她卻牢牢記在心裡,這是一位不會忘記曾施恩於她的人和事的老人。

老人給邢儀講起遙遠年代誰曾借錢給她,解決了路遙上學報名沒錢的“難腸事”,講誰曾接濟過兒子一件棉襖,誰曾給過她一個偏方治好了兒子的痢疾,老人也講了他們老兩口在兒子上學時所受的艱難,老人靜靜地坐在炕上給邢儀講述往事,畫家凝視著老人和畫布,視線卻時不時變得猶疑起來——她能越過老人臉上的滄桑,洞穿那被歲月煙塵所遮蓋的人生故事的底蘊麼?

陝北山溝裡的娃娃上學,識幾個字就行了,誰也沒指望娃娃喝幾滴墨水就能成龍變虎,村裡學校只有初小,也就是一年級到四年級,五、六年級屬於高小,只有縣城才有,邁進高小的門檻不容易,但路遙卻考上了,隨後的問題是,他的家庭有沒有能力送他去縣城讀書?

父母親沒有猶豫,兒子坐進縣城的教室裡了。

陝北人把上山勞動叫作“受苦”,路遙父親一身“好苦”。他以當年在他鄉異土初創家業那樣的勁頭,在生產隊掙斷筋骨地幹活,在黃土裡拼命刨食,母親也是一個好勞力,除了和男人一樣上山“受苦”,還要攬起家餵雞養縫縫補補一大堆事情。一年辛苦到頭,勞動手冊上的工分記了不少,但生產隊一直“爛包”沒有個景氣相,很難從隊裡拿回幾個錢,而支撐在家中窯角的糧甕,往往還沒春荒三月就亮出了底兒,兒子是背乾糧上學的,星期天離開家裡時背三天吃食,到了星期三,母親便挎著籃子,趕十五里路,進縣城給兒子送去後三天的吃食,在家裡已經揭不開鍋蓋的時候,母親的籃子裡,仍有紅薯,有南瓜,還有摻著糠的窩窩,南瓜是老人自個在窯背上種的,紅薯是留給來年的苗種,窩窩面是向村裡人討借來的,家裡再作難,就難在大人身上吧,不能讓兒子在學校裡斷了頓。

高小畢業,路遙在不到百分之二十的錄取率中考取了初中,這是1963年,三年饑荒災害拖留下來的長長陰影,仍籠罩著陝北高原,能否再把他送進中學校門,能否再供這個已長成半大小夥子、在生產隊差不多已頂得上一個勞力的兒子繼續讀書,是父母面臨的又一次選擇,他們再次艱難而明智地作出了後來令他們感到無限欣慰的決定,當他們把兒子送進縣城中學大門的時候,實際上已為兒子的人生作出了另一種選擇——那個大門連通著一個更為廣大的世界。

【畫家日記】兩天了,仍找不準感覺,畫布上的形象難以令自己滿意,只能把心中的慾望強壓下去,先多畫些速寫吧……窯里老鼠很多,大白天就在人面前竄來竄去,老人說老鼠總欺侮她,夜裡還要爬炕上爬到她的身上,記得1975年大年初二,我和吳伯梅來這裡過年,路遙、林達和我們坐在炕上玩撲克,老人忙前忙後,為我們擺了一炕蓆的吃食,滿窯都是我們四個人的笑鬧聲,那時這個家裡多有生氣、多開心啊……

氣喘病總在折磨老人,老人憋得難受,就吃止疼片,然而吞嚥止疼片時,卻不由生出另一種心疼的感覺——過去這小藥片片二分錢一片,幾毛錢能買一瓶,而今漲到八分錢一片,翻了幾番,每次吃藥,老人總有一種糟蹋錢的感覺。

家中吃水要到很遠的溝裡去挑,老人沒有這個力氣,村裡一個漢子幫著挑水,作為報償,老人每天管漢子一頓飯。

小院裡有盤石,這天來了幾個婆姨推磨,還有一群小娃娃,院子裡頓時熱鬧起來。邢儀來後,老人情緒很好,逢人便介紹說這是我兒媳婦的同學,專門從北京來給我畫像哩。這天院子裡人多,婆姨們說笑逗樂,娃娃們玩耍瘋鬧,老人更顯得有了精神,老人是很害怕寂寞的,平日裡,她一個寂守空窯,那實在是她最難捱的時光。她常常鎖了門,去東家西家串游,找人說說話,有時到飯時也不願回家。老人精神頭一好,臉上眼睛裡就有一種閃閃爍爍的亮色,邢儀捕捉到了這種難得的生動神情,她想表現在畫布上,但卻很難與心裡另一種更為突出的感覺相融匯,這時她才明白,她選擇的實在是一個很難表現的題材。

這天裡有一件事情使興致蠻好的老人生了一陣子悶氣,家裡養的十隻雞,每次餵食的時候,老人總要守在旁邊看著它們吃食,鄰居也有一群雞,總過來搶食,特別是那裡面有四五隻長得高大威武的公雞,兇蠻得跟強盜一樣,不光搶食,還要欺主家的雞,害得老人每次都要像衛兵似的保護自家雞們的權益,今天院子裡人多,撒了食沒留神,活生生地便宜那群“強盜”,氣得老人將笤帚疙瘩在窯門上直拍打。

老人和邢儀自然要談到林達,婆婆對這位兒媳婦至今懷有一種感念的心情,老人對邢儀說,兒子上大學前靠家裡,上大學後靠的是林達,林達是北京人,家裡境況好,在經濟上給了兒子很多接濟,就連背到學校裡去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達給準備的。沒有林達,兒子在延安城裡唸書,肯定要受惶。兒子生前兩人鬧矛盾,後來有人在她面前對林達說長道短,她不願往耳朵裡聽。老人對邢儀說:“林達棒價”,(“棒價”是陝北土話,意思是不錯、挺好。)老人還感嘆地說,前陣子,林達從北京還託人給她捎來八百塊錢,“人嘛,不貪求啥哩,人家的好處咱要記住。”

初中畢業返鄉後,路遙有一段非常苦悶的日子,正是青春年華卻因“文革”而中斷了學業,工作無著,前途未卜,加之他傾注滿腔熱情熱愛的一位姑娘離他而去,失意與苦惱熬著他,正是在這個時候,林達走到了他的身邊,在與命運拼搏中,愛情幫他恢復了自信,為他注入了強大的動力,母親曾在他初戀失敗後關切地詢問其原因,他賭氣回答:“人家嫌我衣裳爛!”而這一次,當他將這位北京姑娘領回家門時,同樣是那身破衣裳,母親心虛地瞅著他不由捏了一把汗,他笑笑,說:“不怕,咱就是這樣了,誰看上誰來,看不上走她的路!”

在北京知青中,林達參加工作算是比較早的,她先是在公社做婦女幹事,後調到縣通訊組,路遙有一段時間在縣文工團打雜,編節日、管戲箱、拉大幕都幹過。陝北山圪嶗的文工團自然不會有什麼名角,但這個小縣城卻薈萃了幾個日後在文壇上頗有名氣的人——詩人、《延河》雜誌副主編聞頻,現在北京的作家陶正,詩人、《延安文學》主編曹谷溪,都曾在這裡與路遙一起談詩論文,一起創辦了一張文學小報《山花》。龍盤於淵,虎踞於坳,雖尚未釀成氣候,卻蓄勢待發,壯懷激烈,心志高遠。林達在延川算是官方正兒八經耍筆桿子的角色,但她卻非常欣賞還正在野路子上闖蕩的路遙的文學才情,當初戀的失敗正在折磨著路遙的自尊和考驗著他的自信的時候,她知道該做什麼了——她能撫慰一顆受傷的心。

母親對兒子的雄心壯志懵懂不曉,但對兒子的婚事牽掛在心,兒子能好上一個北京知青,自然使她欣喜不已。林達來家裡,啥活都幹,樸樸實實就像個當地女子一樣,只是吃飯不會盤腿坐炕,而要趴在櫃子上,林達問老人:“這樣子難看不?”老人說:“不難看,不難看,自個家裡,想咋樣就咋樣。”邢儀至今還記得,在縣革命委員會林達住的窯裡,林達、路遙、邢儀,還有其他幾個要好的北京知青,常常聚在一塊談理想,談抱負,唱蘇聯歌曲和過去一些老歌,興致最好的時候是聊著唱著同時還有一些東西吃著:炒黃豆、紅薯、黃米糕、還有那隻在陝北才有的玉米黃——這些吃的東西都是路遙母親特意做的,她就像當年給在縣城唸書的兒子送吃食一樣,隔些日子就會挎著蓋塊花布的籃子,給林達送來一堆吃物,她知道北京娃娃就好這些個口味。

一個樸實而又能力有限的老人,還能給她喜愛的兒媳什麼呢?

在十多年的家庭生活中,路遙和林達後來鬧起矛盾,對此外界多有評論,特別在路遙去世後,一段時間林達在道德輿論上面臨如山的壓力。其實最接近他們夫婦的人,一般都保持沉默,兩人都是強性子,路遙以生命作抵押投入文學創作,無論對於自身還是對於家庭都很難顧及,而林達也是一個事業心極強的女性,讓她放棄事業心甘情願地去做一個家庭婦女,那是萬萬不可能的。特別要命的是,林達又時時事事極為敏感地保護著她的自尊心和獨立人格意識,比如單位派她出門辦什麼事,別人介紹她“這是路遙夫人,關照點吧”,她就特別反感,似乎她辦事必須憑藉路遙的面子,而不是憑藉自己的能力。兩強相遇,日常磕磕碰碰的事自然難免,其實早在路遙去世前十年,兩人的矛盾就曾鬧得厲害,甚至考慮過是否分手——這實在是他們性格的悲劇。

如果世人都擁有一種寬容而慈厚的心懷,如果能夠學會理解和體諒人,如果承認林達在路遙成才的艱難旅程中曾給予他無私的奉獻和寶貴的動力,那麼,就誰也別去指責,只能在心裡分攤他們的悲哀。

一個山村的老婦人,一出家庭悲劇男主角的母親,在對這複雜世事的態度上,給了我們一份感動,一份啟示。

【畫家日記】今天有大收穫,發現一個新角,速寫畫了幾筆,我就感動了,當時天近黃昏,一轉眼不見了老人,走出窯發現她正一個人靜靜地坐在那棵老槐樹下,面向村口大路,舉目望著殘陽從她側後面方照射過來,她的臉影處在半明半暗之中,但那種期盼的神情仍清晰可辨,她身後的老樹有種鐵一樣的質感,身下石頭透出一種冰冷的氣息,腳前撒落著幾片枯黃的樹葉……她在期盼什麼呢?早先盼兒子放學歸來,兒子去了大城市,盼兒子能回來看看她,可如今再也盼不來兒子的影子了,她已失去了盼頭,也許她也不知道在盼望什麼,但她仍是那樣專注地望著村口……

1996年那趟看老人,使邢儀最受刺激的是老人哭訴聽到兒子去世噩耗時的情景,那份悲痛、絕望和無奈,在邢儀覺來如箭鏃穿心,不由潸然淚下。這趟來,邢儀在與老人接觸交談中,總是小心翼翼想繞過這個話題,別去觸動老人的痛心處,但幾次老人卻不由自主把話題扯到五年前初冬那些個昏天黑地的日子——這是她心靈上一道永難癒合的傷口,也是她一生中最感恨憾、永難釋懷的事情。

兒子從生病到去世,沒有人告知過她。

她未能見到永遠睡著了的兒子,在兒子最後“上路”的時刻,她未能與兒子道別,未能為兒子送行。

當村裡那個小女子在那個傍黑天跌跌撞撞奔到她面前,轉顏失色地說:“婆,婆,我路遙叔歿了!電視上剛報的!”她根本不相信,怎麼可能?兒子好好的咋就能歿呢?誰也沒給她說過兒子有啥病症呀!她巴望是小女子聽錯了,可小女子卻說沒聽錯,電視上還有路遙叔的像,她頓時覺得像天塌地陷一般,兩眼一黑,栽倒在炕上。

第二天一大早,急得跟瘋了似的她上了路,要趕到西安去看她的兒子,半道上硬是給人攔了回來,隨後便是連續好多個不辨日月與晨昏的似夢似醒的日子,哭一陣,昏睡一陣,昏睡一陣,再哭一陣……她不記得這些天裡她是怎樣吃的飯,誰來看過她,都對她說了些什麼,在似夢似醒之間,她只覺得自己的一顆心被老鷹叼走了,她的胸腔子被掏空了……

路遙大學畢業到西安工作後,他被事業所累,回家次數並不多,有時回陝北深入生活,抽身回家看看,也是來去匆匆,問老人生活得怎麼樣,老人總回答說好,路遙在家待的時間最長一次,是和吳天明一塊在延川拍電影《人生》在家住了二十多天,那二十多天是路遙父母老兩口心裡最快活、臉上最風光的日子,兒子成了人物,窮山圪嶗的村子也跟著露臉,瞧瞧吧,村裡人看他們老兩口那既羨慕又感激的眼神……路遙生前最後一次回家,是在他去世半年前,母親沒有從他身上看出任何毛病,還是那麼喜歡家鄉的口味,還是那麼喜歡她做的飯,那一頓洋芋餷餷豆錢錢飯,他吃了那麼多,吃得直打飽嗝,興奮的母親沒有覺出兒子的情緒有些感傷、有些悒鬱,其實兒子這趟回家一踏進家門,心裡便壓上了一種沉重的感覺。

告別母親的時候,路遙深深嘆了一口氣,對母親說:兒子不好,媽,以後我一定好好孝敬你們!

誰知這竟是他與母親的訣別!

路遙病倒後,有關單位通知了他的幾個弟弟,在他病重期間,五弟從清澗老家趕來一直守護在他的身邊,弟弟們也許是不願讓家中老人感情受煎熬,也許是認為他們起不了什麼作用,路遙病情不斷惡化的情況,他們並沒有告訴陝北的老人。路遙去世後,治喪委員會決定接陝北老人來參加遺體告別儀式,最終不知何故老人沒有接來。現在清楚的是,弟弟們僅僅通知了清澗老家的父母,而延川的老母對於一切竟毫不知曉——這位可憐的母親被人遺忘了。

路遙若有知,能認同這種感情天平的失衡麼?

母親想不通的還有,為什麼要把兒子燒了?歿了,留下個囫圇屍首,送回來找塊黃土一埋,還有一個墳堆堆,想人了還能照(看)一眼,如今變成了煙,想照個影影也照不見了,人們告訴她燒了還有骨灰,骨灰裝在盒子裡,跟棺材一樣,她便要求:“那就把骨灰給我送回來,我守著他,給他作伴。”

但骨灰老人最終也沒能看上一眼,與老人相依相伴的只有那棵大槐樹。

掠過樹梢的風兒能把老人的思念帶給遠方的兒子麼?

【畫家日記】……聽說路遙的骨灰後來被安葬在延大後邊的山坡上,曹谷溪幾次寫信打電話,讓我去延安,這次從北京直接來延川,回去時也許要經過延安……今天同老人告別時,鼻子直髮酸,硬忍著沒讓眼淚流下來,我不知道自己還會不會再來到這個地方,還能不能再見到老人,更不知道這些畫會給別人一種什麼感覺。其實,畫的好賴,我覺得已變得不十分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了卻了自己的一個心願……

不知怎麼搞的,離開了老人,眼前仍不時地浮現出她,還有那孔窯、那棵大樹……

邢儀與老人告別時,老人送她兩口袋東西,讓她帶回北京,一袋是小米,一袋是雜豆,老人說,這小米,這雜豆,都是她自個種的、自個打的,家裡沒有別的啥,就是有,送你你也不希罕,老人還央求邢儀一件事情:“你給林達捎個話,把遠遠的照片託人給我捎一張,我想孫孫哩,有照片我就能照見孫孫了!

邢儀鼻子一酸,連忙點頭答應。

老人特別感激邢儀給她帶來奶粉,說喝了奶粉,氣喘病好了許多,心口不那麼堵了,比吃止疼片強,邢儀知道奶粉並不能治老人的氣喘病,說不堵,也許只是因為喝了奶粉就吃得少了,減少了胃部對肺部的壓力,邢儀便勸老人多喝奶粉少吃飯,老人說:“還能常吃奶粉?奶粉貴著哩!”邢儀本想告知她在窯裡炕上留下些錢,轉念又怕老人推辭不受,只是說:“您別太捨不得花錢,有困難了,不是還有公家,有大家嗎?”

路遙去世後,延川老母的命運和生活狀況引起了人們的關心,陝西作協按照國家有關政策,除一次性撫卹金外,每月定期還給老人以經濟補助,有時還派人去陝北看望老人;《女友》雜誌社向社會發起募捐活動,募集到資金15000元。《女友》總編王維鈞委託曹谷溪處理這件事,這可使老曹犯難了,他考慮到老人家庭中的實際情況,這些錢沒有全部交到老人手裡,而是由縣民政局設賬管理,並規定了嚴格的領取辦法,原則上,募集到的錢作為基金存了起來,以利息補貼老人生活所需,這筆利息加上作協的補助,老人每月可以領到250元,這250元錢,除老人外,任何人都不能代領。而家中如遇到意外事急需花錢時,必須由鄉上出具證明,縣民政局批准,銀行才能在固定的生活費之外列支,這錢同樣必須銀行親手交與老人。

一筆數目並不大的錢,卻讓人煞費苦心!

但誰又能說這不是為了保護老人的利益呢?

路遙去世三週年的時候,延安人把路遙的骨灰接回陝北,隆重地安葬在延安大學校園內的文匯山上,就是這所學校,曾在那個紛亂的時代,為路遙提供了三年寶貴的讀書時光,就是這所當初連土圍牆都是豁豁牙牙極不牢靠的簡陋校園,卻鋼鐵般鞏固了路遙的文學理想,並賦予這理想以奮飛的翅膀,正是在這楊家嶺旁文匯山前的窯洞裡,路遙的名字才最初飛出黃土高原層疊連綿的山巒墚峁,開始為外界所知曉。

母校驕傲地送出了自己的優秀學子,最終又深情地迎回了自己的學子。

路遙永遠安睡在母校的懷抱裡,安睡在生他養他的黃土山中。

而那位曾同樣將兒送出門的母親,卻難以尋找到這份慰藉,她只能背依那棵老槐,永遠無望地守望。

在她七十五年的生命歲月中,最牽腸掛肚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她的兒子——路遙!

你不知道的路遙

路遙母親

8、(遠村)我們的路遙

路遙在世時,大部分生活和寫作都在陝北,每次回西安都是消遣。現在的讀者恐怕很難理解,像路遙這樣30歲出頭就大紅大紫的人,還要再鑽山溝苦熬。據我所知,我省幾位成就卓著的作家都是這樣,柳青如此,陳忠實如此,還有幾位壓根就離不開故土。

有一年,上海女作家王安憶來陝,在路遙的關照下,王安憶去了趟陝北。雖然路遙未能陪同,但他給延安、榆林兩地的朋友都打過招呼,王安憶一路還算順利,回滬後,有不少讚揚陝北的美文,出現在報端。

王安憶返程時,又在西安停留,她說,想不到陝北此行,有那麼大的觸動。無論是在延安,還是在榆林,遇上的是工人,幹部,還是農民,一聽說她是作家,立馬說我們的路遙如何厲害,然後,如數家珍般地道出許多路遙不平凡的事。王安憶說,想不到一個作家跟他生活的土地上的人民有如此深的交情。

在一個特殊的年代,許多寫文章的人都被稱為人民作家,但有幾個出自人民的願望。又有幾人會被人民自豪地稱為我們的作家。

路遙走了已有十年有餘,但陝北人還是不改口,只要是向外人說路遙的事,一張口,便是我們的路遙,怎麼怎麼,如何如何。

我曾有機會在路遙最後的幾年與他相處。有一次,路遙要我跟他一起去南郊某高校圖書館查找資料,時值寒冬,路遙身著黃軍大衣,腳下的皮鞋咯吱亂響,打眼看像個匆忙過冬的民工。我們在路上攔了一輛出租,司機大概從我們們的拉話過程中,猜出坐在車上的是路遙,下車時,我給付錢,說啥都不要,還說,只要是咱們路遙坐我的車,下回還不要錢。

我這才聽出司機是刻意用陝北方言說最後這句話的,他在省城打工,為了避免麻煩,說了一口西安話,只有見了老鄉才用方言,我能體會外鄉人在省城的艱難,因為我也有過這樣的經歷。只要骨子裡有家,走多遠,說什麼話,已不重要。

寫作跟種地一樣

路遙生前常說的一句話,也是後來一些專事評論的人反覆提及的話,就是作家的勞動跟農民種地,從本質上講沒什麼兩樣。

有一年,路遙隨中國作家代表團到西德訪問。回西安後,友人問此行出國感受如何,路遙笑著回答:“呃呀!就像一個窮人到了地主家裡走了一趟。”友人聽後大笑,但路遙很認真地強調說:“真的”。

路遙曾跟我說起此事,仍對那人有些不悅,路遙說,要是馬克思在世,他也會同意我的看法。他老人家不是夢想全世界窮人都能過上富人的生活嘛,而格,老家德國人都過上地主的生活了,他能不高興。

路遙很欣賞父親。他說小時候跟父親上山種地,看見父親把自留地裡的莊稼收拾得有條不紊,不僅如此,地畔都修整得整齊乾淨,有時父親坐在格堎上,看著精心侍弄的莊稼,一個人竟然笑出聲。他還說,父親幹農活已經幹成藝術家了,有幸福的享受。

《平凡的世界》洋洋百萬字,路遙三易其稿全用手寫。試想,三百萬字就像三百萬棵莊稼,路遙精心地勞作,耗盡數年的時光,人也老了許多。望著幾麻袋手稿,路遙肯定像父親一樣,也露出幸福的微笑,只是多了幾分疲憊。

詩意的政治生活

路遙一直熱衷於政治,上初中時參加了“文革”,一夜之間成為延川縣的風雲人物。之後,任縣革委會副主任,約一年,被清退回村,務農。繼而,寫詩。

在路遙看來,政治家可以改變社會秩序,而且是立竿見影,作家可以拯救人類靈魂,但往往生不逢時,難見其效。所以,路遙說他是在政治上無路可走了才選擇了文學。

有一天午後,路遙上街買菸,走到大差市,但見十字路口,東西南北的車輛扭成一團亂麻,交警困在路中一籌莫展。路遙一時心急,三步並作兩步,上去一把奪過交警的指揮棒,左揮右點,一陣忙碌,車輛開始蠕動,一會道路暢通,等交警緩過神來,他已揚長而去,消失在熙攘人群中。

還有一次,省作協門外變壓器壞了,直接影響夜間寫作,頭一天,作家們還能忍受,第二天,不見電來,就開始吵吵,等到第三天,仍不見來人修理,大家就開始著急,不斷給供電部門打電話,說一會來修,但就是不見動靜。大家正在門房抱怨,發牢騷,路遙從外面回來,他知道這事,二話沒說就拿起電話,打進市長熱線,說,“我是路遙,作家都是夜貓子,作家協會幾天沒電,也不見有人來修。”電話那頭,說十分鐘之後,即派人來修。果然不出十分鐘,一輛大卡車拉六七個工人,眨眼功夫就將變壓器修好。這才有人說,還是人家路遙厲害,咱怎麼就沒想到呢。

路遙曾說,每個人都無法迴避政治,但政治又不是我們生活的全部,文學與政治從來就沒分過家。他在病情十分嚴重,幾乎看不清東西的最後時刻,還堅持看報、看電視,關心十四大的人事安排。還說等他病好了,要把作協搞好。

9、路遙21天創作《人生》 每天窯洞裡伏案工作18小時

當時,甘泉縣招待所的客房,只有一排坐北朝南的兩層窯洞建築,一層是石窯,石窯上面是灰磚薄殼窯。全招待所只有一層的石窯有一套兩個窯洞組成的甲級房子,也就是現在說的套房,是專門用來招待上級領導和貴賓的。

路遙每次來甘泉,縣上都安排他住在這套窯洞,食宿全免,還特別要求服務員做好服務,尤其是在路遙晚上創作需要加餐時。

原來的招待所服務員談到路遙時,回憶說,路遙寫東西可用心了,可苦了,徹夜不睡覺,前後房子裡擺得滿是書籍和資料,還有寫下的稿子,房子搞得可 亂了。他很和氣,卻一再叮嚀我們不要動這些東西,不然他就找不上要用的東西了。可是,當縣上的領導來看望路遙,見到房間裡亂糟糟的,就訓我們不盡責。時間 長了,我們感到委屈,路遙知道了就對我們說,你們不動這些東西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不怕,我向領導們解釋,這不是你們的錯。

在21個晝夜裡,路遙的精神真正達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每天窯洞裡伏案工作18個小時,不分白天和夜晚地寫作。路遙感覺渾身如同燃起大火,以致他的五官潰爛,大小便不暢通。有時候,思路不暢,他就短暫休息一下,深更半夜在甘泉縣招待所轉圈圈走。

路遙反常的舉止,讓招待所白所長犯了疑心,白所長給甘泉縣委打去電話,說這個青年人可能神經錯亂,怕要尋“無常”。甘泉縣委則指示,那人在寫書,別驚動他。這是路遙自己後來聽說的一段趣事。

路遙在甘泉縣招待所寫作《人生》時,白描正在延安大學工作的妻子那裡度假。白描得知路遙也在延安市不遠處的甘泉,專程去看望路遙。只見小小屋子 裡煙霧瀰漫,房門後鐵簸箕裡盛滿了菸頭,桌子上扔著硬饅頭,還有幾根麻花,幾塊酥餅。路遙頭髮蓬亂,眼角黏紅,夜以繼日地寫作,以致路遙的手臂疼得難以抬 起。

路遙對白描說,他是憋著勁兒來寫這部作品的,說話時牙關緊咬像要和自己,也像要和別人來拼命。

全縣僅有的兩條“鳳凰”香菸,帶給了路遙。路遙激動地連連感謝,說,有了這兩條“救命煙”,這稿子一定能成!

曾經擔任西安電影製片廠副廠長的張弢,時任陝西甘泉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館館長,與路遙有著很深厚的友誼。張弢對陝北風俗民情瞭如指掌,又十 分善於講笑話和故事。張弢在政務間隙,不是拉上路遙到家裡改善伙食,吃油糕、洋芋檫檫,就是讓路遙放鬆休息,給路遙講笑話講故事。其中,刷牙刷得“滿嘴裡 冒著血糊子”,這個故事,路遙實行“拿來主義”,經修改加工,後來出現在《人生》當中。那個痴情的姑娘劉巧珍,為了讓心愛的男人喜歡,站在崖畔上刷牙,結 果滿嘴裡冒著血糊子,成為《人生》一個重要情節。路遙雖然講笑話能笑破人肚皮,但比起張弢來還要遜色幾分,路遙總是洗耳恭聽。

之前說過,路遙嗜煙如命,而且在一段時期,固定一個牌子。在路遙創作《人生》時,路遙自己帶的“鳳凰”牌香菸抽完了,急得路遙團團轉,熱鍋上螞 蟻一般。如今已經退休的楊子民,是當時甘泉縣委宣傳部通訊員,就幫助路遙在縣城到處找這種牌子的香菸,找了多家,就是沒有,辦法都想到了甘泉縣農副公司庫 房,仍然沒有。最後,楊子民鼓足勇氣向當時的縣委書記喬尚法“求救”,終於找到了當時全縣僅有的兩條“鳳凰”香菸,帶給了路遙。路遙激動地連連感謝,說, 有了這兩條“救命煙”,這稿子一定能成!

13萬字的《人生》,路遙用二十多天就完稿了。但是人已經累得彷彿大病一場,他面頰泛黃、浮腫,兩條腿僵硬得行走困難。儘管身體極度疲憊,但 是,心裡卻輕鬆了許多,畢竟了卻了多年的一樁心事。他不顧身體不適,將初稿裝進包裡,背在身上,先沒有南下回家,而是再北上千裡,來到陝北的榆林。路遙向 來看望他的榆林文聯的作家霍如璧提出,他打算去佳縣白雲山轉轉。

白雲山位於榆林市佳縣城南5公里處的黃河之濱,這裡山水相映,白雲繚繞,松柏參天,廟宇林立,是全國著名的道教名山,白雲山因終年白雲繚繞,而稱白雲山,廟也因“山門無鎖白雲封”而叫白雲觀。

但凡來榆林旅遊的客人,大都要到白雲山去看看,都說白雲山上白雲觀的籤很靈驗。路遙之前曾經去過,但這次他去白雲山,卻不只是想看看玩玩,而是 特意走向正殿抽了一簽。他抽到了令他滿意的一支好籤——上上籤,籤語是“鶴鳴九霄”。一抽出這一簽,道士就說,啊!你這人要出名呀!出大名呀!

在陝北高原行走了半個月。回西安途中,路過銅川,路遙把小說一字一句念給在銅川礦務局鴨口煤礦採煤四區工作的弟弟王天樂聽了一遍。路遙念完小說,流下了熱淚。路遙對王天樂說:“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動我,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動上帝。”

回到西安,路遙和妻子林達一同來到作家李小巴家裡。路遙向李小巴講述了農村“分田到戶”的情況,之後他說,他用了不到一個月寫出了一部13萬字的小說,他感覺較以前的《驚心動魄的一幕》和《在困難的日子裡》都好。林達說,她讀原稿時都哭了。

隔了幾天,路遙把原稿拿給李小巴看。李小巴看後,認為這是路遙在小說創作中跨出的很大一步。小說的最初標題是 《你得到了什麼?》,李小巴說,這個題目不合適,指要和涵蓋都不夠,但一時也想不出合適的題目。

交談中,路遙說起李小巴的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名字時,笑著說,像個外國人的名字。接著,路遙又說,自己這部中篇裡主人公“高加林”的名字,是取了蘇聯第一位宇航員加加林的後兩個字。

“人生”這個題目,就是王維玲和路遙一起商量確定的。之後,王維玲又將《人生》轉給《收穫》雜誌,這樣這篇小說就可以在雜誌上與出版的單行本同時發表、出版。

《收穫》1982年3期發表了路遙創作的醞釀兩年、21天寫完的中篇小說——《人生》。與此同時,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這部小說的單行本《人生》。

“也許當時好多人羨慕我的風光,但說實話,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條縫趕快鑽進去。”

《人生》發表後,立即轟動了整個中國文壇,被視為當代文學一部具有開拓性意義的力作。因為小說所塑造人物的真實,因為“高加林”這樣的農村青年 所面臨的艱難選擇,因為所反映的城鄉差異帶來的種種矛盾正是中國的現實……《人生》不僅在文學界產生了非常大的反響,更引起了廣大讀者的廣泛關注,它由文 壇走向了知識界、走向了大學校園、走向了工廠農村,更走進了千千萬萬各行各業讀者的心中。

全國各地報刊短時間內,發表了大量的評論文章,其中,專論“高加林“的文章就有三十多篇,文學界形成了路遙研究的第一個高潮。一時間,關於“高 加林”,關於“高加林與劉巧珍的愛情悲劇”,在全社會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討論。對“高加林”的是非評判,不同層次的讀者從不同的角度展開了激烈交鋒, 理解的聲音、肯定的聲音,和完全對立的譴責的聲音、批判的聲音,沸沸揚揚,熱鬧非凡,成為當代文化生活中的一個奇特景觀。

著名作家陳忠實在後來談到自己創作的心理歷程時坦言,當時,就在他整理自己的短篇小說集,準備出版的時候,路遙的《人生》發表了:

“我讀了《人生》之後,就一下子從自信中又跌入自卑,因為路遙的《人生》在我感覺來(路遙比我年輕七八歲),一下子就把他和我的距離拉得很遠。 因為路遙離我太近了,路遙的《人生》 對我的衝擊遠遠超過了那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對我的衝擊,因為這個人就在你的面前呀!就那個胖乎乎的,整天和你一起說閒話,還說他跟哪個女的好過…… 就這麼生動的一個人,一部《人生》一下子就把你拉得很遠。……《人生》一發表,我就感覺到了什麼是表層的藝術,什麼是深層的藝術,在這一點上我感覺路遙 《人生》上的突破,不是路遙個人的突破,而是文學回歸文學的本身,擺脫強加給文學要承載而承載不了的東西。所以,這種突破,路遙顯然就獲得了一種很大的自 信。”(陳忠實《有關寫作的三個話題》)

《人生》的巨大成功,令作者路遙始料未及。路遙後來與評論家王愚在《談獲獎中篇小說〈人生〉的創作》裡坦言:原來在寫這部作品的時候,他確實沒 有想到會有什麼反響。因為他寫農村題材,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想起要寫它,這部作品的雛形在他內心醞釀的時間比較長,從1979年就想到寫這個 題材。但總覺得準備不充分,還有很多問題沒有想通,幾次動筆都擱了下來。然而不寫出來,總覺得那些人物衝擊著他。1981年,下了狠心把它寫出來。他說只 想到把這段生活儘可能地表現出來。

“小說《人生》發表之後,我的生活完全亂了套。無數的信件從全國四面八方蜂擁而來,來信的內容五花八門。除過談論閱讀小說後的感想和種種生活問 題文學問題,許多人還把我當成了掌握人生奧妙的 ‘導師’,紛紛向我求教:‘人應該怎樣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規定我必須趕幾月幾日前寫信開導他們,否則就要死給你看。與此 同時,陌生的登門拜訪者接踵而來,要和我討論或‘切磋’各種問題。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亂中添忙。刊物約稿,許多劇團電視臺電影製片廠要改編作品,電報電話接 連不斷,常常半夜三更把我從被窩裡驚醒。一年後,電影上映,全國輿論愈加沸騰,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沒了。另外,我已經成了‘名人’,親戚朋友紛紛上門,不 是要錢,就是讓我說情安排他們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僅腰纏萬貫,而且有權有勢,無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當時分文不帶而周遊列國的文學浪人,衣衫襤褸,卻 帶著一臉破敗的傲氣莊嚴地上門來讓我為他們開路費,以資助他們神聖的嗜好,這無異於趁火打劫。

也許當時好多人羨慕我的風光,但說實話,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條縫趕快鑽進去。

我深切地感到,儘管創造的過程無比艱辛而成功的結果無比榮耀;儘管一切艱辛都是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許在於創造的過程,而不在於那個結果。

10、(鄭文華)記路遙的幾件小事

每年夏天,西安十分炎熱。

路遙跟我的工作室不得不把門窗大開,用不著出自己的房門,即可相互交談。一次我正伏案修改一幅版畫創作草圖時,也許路遙寫得累了,便走過來小憩。他看見我的草圖,便同我一起重新構思。

那是一幅北方老槐樹,在風雪交加中有兩隻喜鵲在艱難地築巢。路遙看了說:“文華,你應該加上一個斷樹枝,斷枝上有一箇舊巢,意義就深刻了。”我想了一下,感覺很好,於是便把我的版畫草圖改了一遍,定了稿,很快刻了出來,又套了一版暗淡的灰藍底色,使冰雪的感覺更濃郁,高原的特色突出。我印出兩幅後就掛在牆壁上,急忙叫路遙過來看。路遙走過來坐在靠門的一把椅子上,慢騰騰地點了一支雲煙,遞給我一支,邊吸邊看左觀右看,說:“很好,很有北方特點,那就叫《北方兒女》好了。”我同意了。

這幅由路遙命名的《北方兒女》的版畫作品在好幾家報刊上刊登發表,也曾經獲過優秀獎。

有一天,我在畫圖畫,路遙看見了說:“文華,你千萬不可把版畫丟了,你的版畫是很有特點有意境,很有趣味的……

寶雞之行

汽車在西寶公路上急速行駛,我們眺望窗外,欣賞西府風光。

路遙在車上給我們講了好多笑話,講到精彩處,全車的人都大笑不止,連汽車司機也不得不放慢車速。

中午時分,我們來到了著名的西鳳酒廠的所在地——柳林鎮。我們和路遙走馬觀花似的參觀了酒廠。

路遙說:“你看,就這麼點小地方,震動了全國。”

車到寶雞已經很晚,李鳳傑說:“天哪,你終於來了。我心裡的石頭才落地了,講座的票前幾天就全部搶光了,還有很多單位來要票,可你老先生(指路遙)一直未到,我剛才還商量,如果你到不了,今晚這戲可咋演呢?現在好了。”他又說,“你先去賓館休息一下,晚上八點就去劇院講課。”

晚上,我們按時去劇院。劇院裡裡外外很多人,池子裡早已坐滿了愛好文學的聽眾。那次,路遙講課的主題就是《人生》的創作過程,而聽眾提的問題也是圍繞《人生》。有人提了這樣一個問題:“路老師,你自己認為《人生》電影好還是你的《人生》小說好?”

路遙很堅定地說:“當然小說好啦。”

這時,有一位五六歲的小女孩從臺階上一步一步地走到路遙跟前,遞上了一個紙條。

路遙很熱情地接待了這個小聽眾。他和小女孩講話時,我急忙摁下了照相機的快門,拍攝了一張激動人心的照片。

淘氣的小男孩

一個夏天,我的兒子明柳在機關院裡東跑西竄,被路遙看見了:“柳柳過來!”小明柳就急忙跑到路遙跟前。路遙伸手把明柳的兩隻胖乎乎的小手抓住:“你說咱們誰胖?”“你胖!你胖!”小明柳一邊大聲喊著,一邊把胖乎乎的小手拽了出來,一溜煙地跑了。路遙折回來,走到我的房間說:“柳柳這個小傢伙長高了,前幾年我寫《平凡的世界》時,他給我解了悶兒,一寫累就在院子裡同他鬧一番,然後我進去寫作,他在院子裡玩耍。”

路遙喜歡小孩,經常把小明柳抱在懷裡,親一親或用鬍子扎一下他那胖乎乎的小臉蛋,使明柳咯咯地笑個不停。他經常問誰胖這句話。換來的總是不變的一句:你胖!

我記得有一次,小明柳不知從哪兒弄來一根很長的樹枝,躲在路遙的門外,從門縫裡把樹枝的一頭伸進屋裡挑逗路遙,使那根樹枝在路遙的面前不停地擺動。路遙只能看見樹枝,而看不見他這個小矮人。路遙離開寫字桌,躡手躡腳地猛然打開兩扇門追了出來,小明柳卻吃了一驚,拔腿就跑。路遙緊追在其後,一大一小,一高一低,一個大作家,一個小頑童,明柳手拿樹枝,路遙手執拖把,兩人就這樣在四合院的中央院追打了起來。交鋒了幾個回合,不分勝負,但是,雙方臉上都有汗珠子往下掉,並且都上氣不接下氣地喘息。我們圍觀的人哈哈大笑,不停地鼓掌加油。

與小明柳玩完了以後,路遙喘著粗氣說:“痛快,痛快極了。如果每天都能鬧一次就好了,真舒服。”

有時候,我訓斥小明柳:“路遙叔叔正在忙著寫作,你不要去搗亂,到後院找小朋友玩去。”路遙在屋裡聽到了,便走出來說:“文華,你不要管他,隨他的便,他樂意來就來,這樣還可以調節一下我單調的生活。”

我想,也該是如此吧。

早晨從中午開始

我在作協大院不算是太懶的人,每天起床很早,經常在院子裡散步。那時,機關的外院尚未蓋樓房,有花有草,中間的小道是青磚鋪地,再加上與四合院相接的月亮門,真有點古風遺韻。在一個霧氣瀰漫的早晨,我起得很早,走到院子深處的時候,見有一個胖乎乎的人影在晃動,走近時才看清楚是路遙。他在那裡抽菸、溜達。我走到他跟前說:“你起得好早!”“哪裡,我還沒睡呢。”

那時,他正創作《平凡的世界》,總是晚上寫作,白天睡覺,他對我說,這樣工作效率高。

白天,只要路遙在,採訪的人就特別多,繁瑣的雜事沒完沒了。他什麼也幹不成。夜裡,沒有人干擾,他可以專心致志地投入創作之中。

出訪德國前後

“中國作協來函了,讓我去西德訪問。”路遙進門便對我說,“不過還有一個附加條件,讓我帶上幾幅陝西當代作家名畫家的作品,到國外作為中國代表團的禮物贈送給對方,我想這件事只有請你給幫忙辦一下。”

我想了想說:“沒問題,你看王西京的仕女圖怎樣?”

“很好。”路遙懇切地說,“你看著辦就行了,不過很急。”

次日,我就急忙騎上自行車去小南門王西京先生的工作室。西京在看書,我向他講了來意後,他當場就為我畫了一幅仕女圖。

我把畫拿回來交給路遙。過了幾天,路遙又來到我的斗室說:“人家要求出國人員必須打領帶,我一點也不會,再者戴上這玩意兒脖子挺難受,很不習慣。”

我說:“習慣不習慣,就那麼幾天,能頂過去的。至於打領帶,我會,我可以教你。”隨即我拉開衣櫃,翻出了幾條花花綠綠的領帶。路遙挑選了一條紅底黃格的說:“就這條好了!”我接過領帶,讓他低下頭,我給他戴。但是,挽來挽去,弄了好半天系不上,忘了怎樣挽花了。惹得路遙一陣大笑。我只好拿下來,在自己脖子上挽來挽去,練好了接著再給路遙戴,終於戴對了。

路遙反覆練習,繫了解,解了系,終於學會了。

過了幾周,路遙訪德國回到西安,來到我的小屋,向我敘述了德國的風土人情,每句話中都說德國是一個優秀的民族,偉大的民族。在德國賓館裡,早上起來後,總是聽到走廊裡傳來一句話:“早安!早安!”

反正,德國的一切都很感人,也很新奇。路遙講得很精彩,我聽得也很入迷。

路遙又講到通過柏林牆的哨卡到東德去參觀的那幾個小時的見聞(當時德國尚未統一)。他拿著護照讓哨卡的人員簡單得看了看,就一步跨進了民主德國的領土——東柏林。迎面是馬恩列斯四位偉大導師的巨大畫像,街頭紅旗招展,路遙說他當時心情格外激動,可就是商店裡的貨架上沒有東西,比起西德差得很遠很遠。

此時,我忽然發現他脖子上沒了領帶,想問,但還是沒說出來。我想很可能在德國坐上離境的飛機時,就像他寫完《平凡的世界》最後一個字時把圓珠筆甩到窗外那樣把領帶從機窗口擲了下去了。再見吧——德國。

最後一次見面

那時,路遙病房裡有臺託人搬來的電視機,他說十四大開幕,想看點新聞。我問了路遙的病情及飲食等,他說:“只能吃一點清蒸的鯽魚,別的東西都不行。”我說:“這個好辦,我給你弄一些放在魚缸裡,什麼時候想吃,什麼時候就做,全是新鮮魚。”

他笑著說:“那好,那好!”

路遙的很多藝術肖像都是我給他拍攝的。他和愛女路遠的親切交談,這是多麼好的一幅父女之情的照片。但我考慮來考慮去,還是沒有按下快門,留下了人生最大的遺憾。那時,我是不想拍下路遙被病魔摧殘的面容,只讓他那美好的青春留給熱愛他的讀者。這才是真正的心願。

路遙身體極弱,醫生不讓他多說話,我們只好到走廊停留一會兒,為的是讓父女倆多一點談話時間。不一會,我便領著囡囡告別了路遙。

此時,路遙躺在病床上,輕輕地舉起右手,慢慢地向我們擺動。

然而,我沒有想到這是我與路遙見的最後一面。

路遙就這樣走向遠方,走向遙遠的地方。

11、(阿瑩) 想起那個傍晚——紀念路遙

我們感覺有好多問題要請教,便幾次小心地打斷話題,想引到我們的思路上去,但路遙坐在那兒一支菸接一支菸地抽著,嘴巴還不停地傾吐著,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我想起那個傍晚心裡就熱乎乎的。那天好像是一個天氣已經漸漸涼了的傍晚,我和龐一川按與路遙約好的時間敲開了陝西作協後邊一棟小樓頂層的房門。

記得屋裡很暗,一切都是朦朦朧朧的,開門的路遙是朦朧的,屋裡的傢俱擺設也是朦朧的。路遙領我們坐進一間所謂的“小客廳” ,好像也就七八平米的樣子,好像裡邊有張四腿的小桌子,地上有幾隻木板凳,朦朧中我們只感覺到這個簡陋空間的存在,只感覺到路遙就似個輪廓坐在我們對面,連他的面龐也是朦朧的。因為平時就熟稔,也沒多少客套,我們就從《平凡的世界》獲獎說起,直奔長篇小說的創作。

他把一支香菸的過濾嘴捏掉,點燃了猛吸一口,頓了頓就接住我的問話說,我們就不說那些主題之類的套路了,你們不要被學校裡那些文藝理論給框住了,一要動筆就先想主題是什麼,要表現個什麼思想。當然,不想不是沒有,這創作長篇小說的關鍵是要學會把你要創作的故事放到歷史的背景裡去考慮,考慮那每一個情節每一個人物在歷史環境下的行為意義。我們似懂非懂。他又說,比如我寫《平凡的世界》的時候,就跑到圖書館把故事發生的那十多年的《人民日報》齊齊翻了一遍,讀了好多當時的報道和文章,可能你寫的人物和情節與報紙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你掌握了那個時期政治、經濟和社會上的動態,你就會考慮這個情節這個人物在那個歷史環境中的作用,以及歷史環境對人物行為的影響,這是非常關鍵和必要的。人物在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裡活動起來,主題也就自然會冒出來,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作品要觀照歷史,要有歷史的深度。

我看到路遙手上的菸灰長了,便把一隻作為菸灰缸的玻璃杯朝他面前推了一下,問道:“那你一般是怎樣考慮人物的設計的呢? ”路遙提起水壺把我們杯子裡的水倒滿,也沒有問我們的創作,就說他知道我們的創作實力,知道都有了搞長篇的念頭,便直接了當地說,我說點實用的吧。老龐半玩笑地說我們今天來找你,這就是想聽你說幾句實話。他微微笑道:“這長篇小說裡的人物形象是作品能否成功的關鍵,動筆以前,首先要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要清楚你寫的‘這一個’人物在文學歷史長廊中的位置。 ”他話鋒一轉:“我在參加工作以前讀過一些文學名著,但老實講沒有系統地去閱讀,但在我有了寫長篇的打算以後,我用了大半年時間借了上百本中外的歷史名著,把那些名著一本接一本地通讀了一遍。那時候讀書也是個拼命呢,常常是一借十幾本就放在我的床頭,好讀的我一看就是一夜,不好讀的我把好讀的讀一半放下,再讀幾章不好讀的。我特別喜歡俄羅斯的文學,記得那一個夏天下來,我把俄羅斯的名著全部讀了一遍,對那些歐洲的小說,主要是法國的我還有興趣,其它的我就沒那麼多的興趣了,只是讀一遍知道個大概。坦率地說這次閱讀對我的文學積累是致命的,給了我最厚實的文學滋養,也讓我對俄羅斯文學有了異常的偏愛。讀書也苦呢,跟在學校裡讀名著不一樣,好像是為了完成個任務呢,每天我也就睡一會兒,吃飯我也就在作協門口找碗麵,人都瘦下來了。 ”我跟老龐面面相覷,想不到這位陝北漢子幹什麼都喜歡玩命。我問寫長篇是不是都要做足了準備,他點頭說道: “知道了整個的文學史,瞭解了那些名著的特點和典型人物,你就對自己將要進行的創作有了基本的把握,也就清楚了你創作的‘這一個’人物在文學史上的位置了。寫的時候,你就會明白是在玩文史,還是創造歷史。 ”

他想必是看出了我們的疑惑,便說,你們肯定遇到了長篇小說的人物結構問題,這裡有個竅道我告訴你們倆吧。老龐接上說: “你不講些真經,我就去看《延河》了,就不跟你在這扯淡了。 ”路遙瞅著朦朧的門口又點燃一支菸說: “這個竅道是我閱讀名著後悟出來的,今天是第一次跟人說。長篇小說的人物是必須要有層次有反差的,你們去看那些中外名著中的人物群像,有善良的必有邪惡的,有慷慨的必有吝嗇的,有美麗的必有醜陋的,這樣就形成了人物的反差和矛盾。這樣的人物設計有兩個好處,一是人物的行為容易形成矛盾衝突,故事能夠順暢地走下去;二是人物的形象容易在人們的頭腦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便於塑造典型形象。我在《平凡的世界》中所有的人物都是這樣考慮的,感覺非常實用,也非常好架構故事,矛盾和情節一下子就活了。你們只要進入創作狀態也會體會到的,不論是主要人物還是次要人物都會在你筆下呈現一個全新的感覺。 ”我抄起筆匆忙把這幾句記錄下來,不停地看著路遙點頭。後來他的情緒又一次得意地走進了《平凡的世界》 ,滔滔不絕地給我們講起了主人公孫少安和孫少平的命運。我們感覺有好多問題要請教,便幾次小心地打斷話題,想引到我們的思路上去,但路遙坐在那兒一支菸接一支菸地抽著,嘴巴還不停地傾吐著,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我們知道那段時間找他的“粉絲”是多了去了,能給我們這樣一個寬鬆的時間來深入地談論我們渴望知道的文學秘籍,感覺非常有收穫。

不知不覺間,夜幕已經完全落下來了,小屋裡已是一片幽暗,但他沒有把頂燈打開,只是把桌上的小檯燈拉亮,屋裡反而愈顯得朦朧了,一切都在朦朧中呈現出神秘的狀態。我們知道到了要告辭的時候,但他沒有站起來,只是略略欠欠身,我們就離開了,然而我們走到門口,他像突然想起什麼,又站起來趕到門口朝我們招招手,嘴裡說了一句特關中的話:“遇到啥就來啊。 ”

我們從作協大院走出來,天已經黑盡了,但我很久還在想這大作家的家庭就這樣子啊。回去以後,我幾次把那次談話的內容告訴那些萌生了寫長篇的念頭的朋友,他們後來都感覺那個朦朧傍晚的談話確實對於作品主題的把握、人物形象的構思有著非常實際的意義。路遙真是一個坦率的人,他願意把他的創作體會與你分享,毫無保留地告訴朋友他所得的秘籍,也願意朋友們都有進步,期望文友們也能取得創作成績。這一點對我的觸動很大,也對我如何對待同事、對待工作產生了影響。

過了一段時間,我看到那篇散文《早晨從中午開始》 ,知道一天的那段時間是路遙最寶貴的,後來才知道那時候無情的病魔已經侵入了他魁偉的身軀。

大約兩三年後,這位偉大的作家被病魔狠狠地擊倒了,我簡直不相信,他那虎背熊腰的身軀會離開那作協的小院,每每到紀念的日子,我會想起那個朦朧的小屋,那次朦朧中的談話,我於是有一種強烈的衝動,想把那天的聊天記錄下來,但始終沒有動筆,總是擔心淚水會模糊我的雙眼……

12、(張豔茜)路遙過繼

1957年秋末的一個清冷的早晨,在王家堡通往清澗縣城的路上,走著一大一小兩個身影,大的是父親,其實也並不大,只有1.5米高的身材,二十四五歲的年紀,就是現在一個大學畢業工作不久的毛頭小夥子,但是,他那時卻已是四個孩子的父親。小的則更小,個頭不高,一副營養不良小身板的七歲孩子。大的是父親王玉寬,小的就是他的兒子衛兒,衛兒剛剛有了一個大名,

“我的家庭是一個人數眾多的大群體,該有的都有。父母親是目不識丁的文盲,在陝北清澗縣石咀驛鎮王家堡村務家。父親在身高大約在1.5米左右,這完全是由於沉重的勞動使他在土地上彎曲了他不該彎曲的身軀。他就是用這麼一副侏儒般的鋼鐵雙肩,挑起了全家十口人的生存重擔。他有五個兒子,三個女兒。為了活命,他在路遙七歲時,就決定將這個長子過繼給他的哥哥王玉德。我的伯父王玉德移民到延川縣當農民,伯母沒有生育過。臨行前,父親找了村裡的馮先生,讓他給路遙起了名字叫王衛國。父親對這名字本身沒有寄託任何希望,這完全是兒子的一個代號。於是路遙就從這一個農民家庭走到了另一個農民家庭。”(王天樂《苦難是他永恆的伴侶》)

陝北的秋天,是憂鬱的、感傷的,也是喜悅的、滿足的,可能一無所獲,也可能飽滿豐收,這些都會發生在秋天。

1957年秋末的陝北,黃土黃沙的氣勢磅礴,淹沒了田地間零星的金黃收穫,蕭瑟的景象遼闊無疆,那些點綴在礆畔的棗樹,星星點點的紅棗,是莊戶人家唯一的希望。但是沒有足夠的口糧,一個已經有了四個孩子、六口人的家庭,生活難以為繼,而且,還將要面臨漫長的冬季。

那天清晨,父親王玉寬將大兒子衛兒——王衛國叫醒,然後告訴他,今天要帶他去延川大伯家玩幾天。

王衛國起初是興奮的。臨行前,剛剛生了王衛國的三弟弟——小名四錘的母親,拖著虛弱的身體,為王衛國做了一頓早飯——“是飄散著香氣的洋芋檫檫和黑豆錢錢飯,讓他吃了一個飽,自從弟弟妹妹接連問世以來,他覺得能吃飽飯的時候很少,今天好像破了例,他扒在窯前的石碾盤上,大碗吃洋芋檫檫,大碗喝錢錢飯。母親一邊看著他吃一邊叮嚀他,到了大媽家一定要聽奶奶和大伯大媽的話。”(曉雷《男兒有淚》)

母親又將幾天前晚上專門為王衛國做的一雙新布鞋拿出來,清晨,母親特意為他穿在了腳上。

這也是王衛國長這麼大第一次穿一雙新布鞋。年少的王衛國心情快樂得要唱出歌來。

多年後,成為路遙的王衛國,一個夏天的傍晚,在陝西省作家協會院子裡乘涼時回憶說,那天還沒有走出去多遠,少年衛兒就唱不出歌來了,新布鞋的鞋幫不夠柔軟,開始磨著他的雙腳,很快腳上就起了水泡,一步一疼,他跟不上父親的腳步了。但是,就因為是第一次穿新布鞋,他還堅持著,即使疼痛難忍,要不是心疼會將新鞋磨破,路遙說,他實在是不願意把新鞋脫下來。

已經開始凜冽的秋風中,父子倆沿著17年前祖父王在朝帶著全家遷徙延川的路,艱難地行走著。

從清澗的王家堡南下延川的郭家溝,走過石嘴驛,還要翻越一座叫九里山的土山,要走近200華里。弱小的王衛國,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挪動,看得父親王玉寬心裡難受。但是,王衛國又太大了,已經不能被父親裝在糞筐裡背在雙肩上了,也無法輕鬆地架在1.5米高的父親的脖頸上。父親王玉寬很想讓自己受累,也不要讓瘦小的兒子在風中受累。但是,做父親的心有餘力不足。

況且,父親還懷揣著難以言表的不安,從他帶著兒子衛兒踏上去延川郭家溝自己大哥家的路,他知道,這個懂事的大兒子就將與自己分開了。衛兒要成為大哥家的孩子,衛兒會不會恨自己這個做父親太狠心?會不會責怪自己這個做父親的太沒用?連親生孩子都養不活呢?

目不識丁的王玉寬,儘管只有1.5米的身高,在當時的六口之家裡,二十四五歲的他,卻要做個頂天立地的漢子,用不太堅實的雙肩,擔當起全家日漸艱難的生活重擔。王玉寬渴望孩子們能讀書識字,家中再窮也不想耽誤孩子的前程。衛兒曾在王家堡小學上了一年學,但是,當家中又添了第四個孩子——衛兒的三弟弟四錘時,生活實在難以支撐了,只好停了衛兒的上學夢。

延川那邊,王玉寬的大哥王玉德,雖然年近四十,卻仍然膝下無子,但日子過得殷實,為了減輕二弟王玉寬的負擔,同時,也要考慮到自己老來有個依靠,便決定收養弟弟一個孩子。這樣,既能解決了弟弟王玉寬多子多女的生活困難,又解決了哥哥王玉德沒兒沒女的缺憾,實在不失為一件最明智的抉擇與安排。

在商量過繼哪個孩子時,兄弟倆意見不一,但都是為對方考慮的多一些。

二弟王玉寬認為,親兄弟間,不必太客氣,把大兒子衛兒過繼給大哥,省得嫂子一把屎一把尿地辛苦養大,大兒子去了大哥家,就能立即成為大哥做農活的好幫手。

大哥王玉德認為:古人有話,光景行不行,長子不頂門(頂門:過繼)。抱上個玉寬兄弟家中小的就行,二弟的大兒子衛兒已經大了,帶走了,二弟家豈不是缺少了一個支撐家庭的小幫手?

兩兄弟你推我讓,最後,還是二弟王玉德堅持將衛兒送給大哥家最合適,大兒子由大哥嫂子那樣勤快而又善良的受苦人照看著,既能吃上飯還能供著上學,對兒子百個好。清澗延川之間還是方便走動的,大哥讓了步。

兒是爹孃的心頭肉,兒子還這麼小,就得離家拋舍,這就像是割爹孃的肉,剜爹孃的心。

七歲的衛兒,無法逃脫地接受了富有宿命意味的人生安排,只得離開這個雖然窮困但卻是屬於自己的溫暖家庭,離開少年的夥伴,離開剛剛上了一年的學校,走向一個陌生的世界。

起初,這個已經是少年的王衛國還不清楚,父親帶著自己,將要踏上的是改變自己人生命運之路。他也不知道,身後的母親,仍然站在礆畔上,遙望著他們父子倆離去的身影在傷心地落淚。走著走著,聰慧、敏感的王衛國察覺到了父親的目光是躲閃不定的,神情是憂鬱的,而臨行前母親的目光也是悲慼戚的。

跟著滿腹心事的父親,走在當年祖父帶領全家南遷之路,悲涼、憂傷、飢餓、疲憊,一點一點灑落在這條艱辛的路上。

一個趕著毛驢車拉糞的好心人,看到累得氣喘吁吁的父子倆,很想幫幫他們,可是,又很有些難為情。畢竟這是拉糞車,實在太髒了。父親不介意地說,就讓衛兒坐在拉糞車上吧,把孩子捎上一段路。

當晚,父子倆才挪走到清澗縣城裡。找了地方借宿了一晚,第二天黎明,父親用身上僅有的一毛錢,為衛兒買了一碗油茶。

早已是飢腸轆轆的衛兒,端起碗來頭也顧不上抬一下,呼呼呼,就將一碗油茶灌進肚子裡。

一碗油茶下肚,衛兒看到了手中空空的父親。

衛兒問,爸爸,你為什麼不喝油茶?

父親答,我還不餓。

衛兒怎能相信父親不餓呢?他們一同走了八九十里山路,翻了幾架大山,怎會不餓?衛兒知道,父親又在撒謊,就像這次到延川的辛苦行走沒有實話實說一樣。父親一定是把僅有的能攥出汗水來的一張錢花給了他,現在口袋裡再也沒有第二張了。父親不可能為自己或是再為衛兒買什麼吃的了。

沉默的父親,看著衛兒喝下去最後一口油茶,然後,父親拉著小手有些暖意的衛兒,又繼續向著延川方向走去。

衛兒的腳上已經換上了一雙比自己的腳大很多、破了鞋幫的布鞋,趿拉在腳上,走起來更加困難。

衣衫襤褸的父子倆已經翻越了一座九里山,然後要沿著寬闊的秦馳道往前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秀延河就在路旁蜿蜒而去,潺緩流淌,發出的嘩啦嘩啦好聽的聲音,像是擅長敘述的陝北民歌。而這時父子倆越走越疲憊,不爭氣的肚子很快又咕咕地叫上了,與那嘮叨不停的河水聲合了拍。

好在,這是秋天。秋天的地裡,很有可能會遺留下收秋時掰剩下的玉米棒,父子倆眼睛賊賊地發亮,在玉米地搜尋著。沒有,連一個蔫蔫的、癟癟的不豐滿玉米棒子也沒有。又遇到一片棗林,終於有幾顆收棗時落下的乾癟的紅棗,這讓父子倆很是興奮,迅速摘了下來,放進嘴裡快速地吞嚥下肚。

天黑時分,父子倆走到了一個村子裡,一家好心的農戶不僅讓父子倆借住,而且還煮了一個南瓜給父子倆吃。

第二天天不亮,父子倆告別了好心人,又開始上路了。

當父子倆拖著疲憊的身體,終於來到延川的郭家溝時,已是薄暮時分,衛兒和父親腳上都打著血泡,飢腸轆轆,筋疲力盡地挪不動腳步了。

大哥王玉德和大嫂李桂英見到二弟領來了侄兒——以後的兒子,喜得老兩口眉開眼笑,大嫂急忙取出缸底很稀罕的一點點白麵,為父子倆擀麵條。下鍋煮好的麵條上,又油潑了蔥花,香噴噴的,看著都讓人流口水。麵條碗底還臥了兩個荷包蛋。一路疲憊飢餓的父子倆吃著這碗熱騰騰,香噴噴的麵條,汗水直淌,禁不住甩掉了身上的破襖襖。

晚上,兩孔窯裡,兄弟倆睡了一孔,傾訴了大半夜的手足之情,大嫂將衛兒安頓在另一孔窯裡。平時不捨得用的麻油燈點起來了,李桂英藉著恍惚不定的燈光,望著累倒在炕上,很快沉沉入睡的衛兒——圓圓的臉龐,大大的耳廓,睡夢中,嘴巴咂巴咂巴著,像是還在品味剛才香噴噴的麵條。

李桂英看著這個可愛的小模樣,很舒心地笑了。

有了兒子,就有了生活的希望。怎能不發自內心地高興呢?

你不知道的路遙

路遙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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