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社會科學（無論經濟學還是社會學，更不用說人力資源或者管理學）熱衷於跟蹤生產數據，討論效率至上，對人口普查意義上的社會群體分配很感興趣，卻對單個勞動者的勞動分工和勞動價值問題置若罔聞。一談階級就色變是資本新保守主義下的一大社會特色。不僅工會日漸式微，工作在技術發展之下，已經跟著看似為“生活”增光添彩的社交軟件，延伸到我們生活的每個瞬間。毫無疑問，不管我們來自什麼種族，什麼性別，什麼家庭背景，我們中只有極少數幸運者能避免“工作”。
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
在辦公室進行的白領工作，給予人一種擺脫流水線上的體力勞動、創造個人價值（或至少輕鬆得多）的假象，但實際上，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新書《狗屎職業論》（Bullshit Jobs：A Theory）裡指出，很多人只是從工廠裡的流水線換到了由另一群同樣擁有狗屎工作的人設計出來的，由上傳無數文件、填無數表格和寫無數沒人看的報告組成的“工作流程”上，繼續做一模一樣的一顆螺絲釘。我們自知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沒有為社會做出任何貢獻，甚至很可能也沒有為公司創造什麼價值。但我們仍然日復一日走進辦公室，重複西西弗斯的命運。我們抱怨不止，做著詩和遠方的夢，但年復一年依然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坐得越久，似乎越離不開它。無需舉例，我們對此都感同身受，不管我們各不相同的性格對此會作出什麼反應（比如，中國式的父母似乎對自己的兒女在辦公室裡進行的螺絲釘工作有種偏執的熱愛，而歐美清教徒文化會從道德上貶低自由散漫的人）。
在討論《狗屎職業論》和格雷伯的論點之前，先要亮明他的身份———一個馬克思主義左翼激進分子。2011年在著名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上發明出“我們是99%的人”這句響亮口號的，據說就是格雷伯。他對資本主義全身心逐利的勞動邏輯自然是完全反對、毫不同情的。另外，即便如此，格雷伯本人也不能避免要上班，他的正職工作是在倫敦政經學院擔任教授，這是不是一份“狗屎工作”，只有格雷伯本人知道，因為他給“狗屎工作”下的定義是：“狗屎職位是一種完全無意義、不必要且有害的帶薪職位，哪怕職員本人也無法證明自己工作存在的意義。作為職務的一部分，職員感到自己必須假裝這並非事實。”
進一步，格雷伯把“狗屎職位”分成了五種：
1.走狗型：也就是你的工作目的是為了讓他人的工作看起來更有價值。此類職位包括各種“行政助理”、“接待專員”、“辦公室主任”、“聯絡員”等。舉例：一位名叫朱迪的“人力資源助理”認為自己的職位存在的唯一原因，是她的上級、一名“人力資源專員”既不想幹活又認為自己有個下屬才能臉上有光。她的工作一天一個小時就能幹完，剩下八小時都在上網衝浪。
2.打手型：這類工作包括所有人們熟悉又痛恨的網絡詐騙犯、電話銷售、水軍、傳銷員、惡意釣魚轉發抽獎的營銷號等等。很容易忘記這類職位也是有活生生的人在做的，而且他們跟大部分人一樣痛恨自己的工作。
3.膠布型：這類工作的存在本身是個意外錯誤。比如你的職位是檢查程序，但這家公司卻根本沒有程序員。又比如，你的工作是八小時複印文件，只因為公司認為掃描儀太貴了。
4.打鉤型：這類職位存在的意義是讓公司能在一張紙上打個鉤，表示自己在做一件它根本沒在做的事。比如某養老院僱用一名“休閒活動協調專員”，主要是為了證明自己有“休閒活動”，而事實上此養老院根本不提供休閒活動。這類工作總被認為常見於政府機構，但在私人企業裡其實也非常多見。很多企業的“慈善部門”或“社會責任部門”既不搞慈善也沒有社會責任，越是如此，這類部門的存在越是必要。
5.任務管理型。不言自明，這些人的工作是指派其他人工作。年輕人往往認為管理職位令人垂涎，但事實上一旦晉升到這樣的職位，很容易發現如果自己一天不在，辦公室不僅照常運轉，甚至可能運轉得更為順暢。更不用說，大部分指派任務的活早已被各種專門用來“指派任務”（卻往往完全不能用）的辦公室軟件取代。另一種任務管理員的工作則更為荒唐，他們自知無事可做，必須絞盡腦汁為自己和自己的下屬創造出些不需要做的事來做。所有“策略規劃員”之類的工作與此有關。
格雷伯的分類與描述並不令人驚訝——五種職位類型裡的任意一種都不特殊，甚至它們報酬頗豐，倘若貼出招聘廣告，應聘者數目還會相當可觀。另外，就我們大部分普通階層的人所受的人生教育，一份工作就該是這樣的。工作如果讓你享受，那說明它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格雷伯看到了狗屎職位的關鍵問題——職員主觀能動性的完全缺乏和個人價值觀的完全扭曲。有份狗屎工作，且能意識到自己的工作是份狗屎工作的人，往往會陷入一種徹底的絕望與抑鬱當中。
簡單說，體力勞動傷身，狗屎工作傷心。
《狗屎職業論》寫到這裡無疑是本頗為黑色幽默的反MBA價值觀暢銷書，不但提供了一些不可證實也不可證偽的新定義和理論，舉出了大多來自網友來信的真實案例，還沿用了某類暢銷職場書裡，那種專門針對注意力集中不了的讀者所設計的兩頁一個小標題的格式，全書模樣神似毒雞湯。我想這本書一定會因此大賣，這本身是相當有趣的現象。很顯然，在這表象之下，格雷伯有他的政治企圖，不只是想讓陷於狗屎工作無法自拔的絕望靈魂找到點“我不是唯一一個”的心靈安慰而已。此書真正的目的，是重新審視當下社會中——用馬克思的術語來說——極端“異化”的勞動生產關係。格雷伯把這一關係叫做“管理封建主義”（Managerial feudalism）。
在這種生產關係裡，狗屎職員簡直與過去封建社會里的家奴、走狗、管家、打手、佃戶一模一樣。僱員的個人意志不但被完全排除在工作內容之外，而且有時需要靠強制手段徹底剝奪個人意志。管理封建主義如同歷史上的封建主義，很容易看出，最具優勢的絕不是地種得最好的人，而是擁有土地資產的人。
更為有趣的是，格雷伯認為資本主義不過是把“逐漸形成的主僕關係轉化成了永久性的薪酬關係”。在更古老的經濟關係中，學徒可以成為熟練工，而熟練工之後可以成為老闆，但在“管理封建主義”中，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哪怕一家大型跨國企業的CEO也仍然不是老闆，他的個人意志必須服從於投資者、大股東和董事會。格雷伯的觀點是典型的《資本論》觀點：在管理封建主義的經濟關係下，掌握資本的人與不掌握資本的人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階級，即剝削與被剝削者。
現實情況當然要更為複雜一些，你不難指出存在即合理的觀點：我們大部分人都討厭上班，但我們依然在上班，並在工位上上網衝浪到筋疲力盡。我們自己知道（或者習慣於這麼認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自己無能懶惰。即便我們幹著狗屎工作，甚至還有些自豪感。儘可能降低失業率是各國政府的首要目標，聽起來好像是為了幫助人們過上更好的生活，實則不難看出是為了降低社會不穩定因素。沒有了工作——而工作顯然與上班掛鉤，就像那句職場俗話所說：開會最重要的是到場——社會一定不可能往好的方向發展。
1961年出生的格雷伯身上，有他那個時代的理想主義烙印和一些美國人的社會價值觀。比起狗屎職員，他更同情藍領工人與農民，認為他們的工作才為保持社會運轉作出了更大的貢獻。同時，他認為實現個人價值才是理想社會勞動分工應有的法則，我們中國人曾經喊爛了的“為社會做貢獻”，正是相當重要的實現個人價值的方法。格雷伯舉了個例子：如今的美國軍人大部分完全是膠布類型的狗屎工作，基於“可能有仗要打”這麼個非常虛弱的前提，但軍人們一旦被派去從事些社會服務，比如為窮困兒童的學校修課桌，卻會感到非常光榮驕傲，認為自己沒有白參軍。
格雷伯未能分析透徹的，是在勞動（無論白領藍領）與產值已幾乎完全脫離的新時代，當下一代人已經成功找到了把個人價值直接與金錢掛鉤的全新意識形態。他們早已明白管理封建主義的危險，但繞過管理封建主義的方法卻是把“自我”從頭到腳徹底資產化。你無法運用格雷伯的定義，把主播、網紅、公號雞湯寫手或者ppt創業家都定性為狗屎職業，這些人的主觀能動性比誰都強，哪怕他們生產的內容比起辦公室裡無人問津的表格，在格雷伯這樣的老派左翼人士看來可能更為垃圾。左翼理論的一大困境，從來是底層階級翻身是為了追求社會正義，還是為了自己當地主。在今天，這問題比以往更棘手。
《狗屎職業論》
（Bullshit Jobs：A Theory）
[美] 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著
Simon & Schuster出版公司
2018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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