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市长、现实版达康——耿彦波|塞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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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今天的这篇文章,是风云之声少有的中国政治人物小记——耿彦波,他被许多人认为是李达康的现实原型。2008-2013年,耿彦波就职大同市长,凭借一己之力在短短数年时间里强力扭转大同的发展方向,较好的避免了其他资源型城市的重重困境,人民群众也对他报以“青天”的美名。

塞冬并不止步于这个个案,而是向读者发问:自古以来“青天”有几个?中国的经济转型、深化改革是继续依靠碰运气碰到这样的好市长,还是需要更多制度化的约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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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春天,《人民的名义》横空出世,成为一部多年难得的现象级电视剧,剧里最火的,当属达康书记。

剧中的李达康是一位执行力爆表的工作狂,不贪不腐,不近人情,没有家庭生活,治理城市思路清晰,能力超强,做官做人的唯一目标就是经济增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

在大多数百姓看来,这是一位绝顶的好市长,原因也很简单:官员只要肯办事、能促进经济增长,哪怕贪点吃点也正常,更何况这位书记私德甚佳、拒绝贪腐。

中国式市长、现实版达康——耿彦波|塞冬

过去的十余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在人类史上可以说独一无二,也正是达康书记这样的一位位”中国式”书记、市长,凭借着中国独特制度的强大执行力,让中国的一座座城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当属一位明星市长——耿彦波,他也被许多人认为是李达康在现实中的原型。这位市长甚至还有一部纪录片——《大同》,该片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豆瓣评分高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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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2010年左右就开始关注这位争议极大的耿市长,过去数年一直在追踪他的新闻和消息,今天就借着达康书记的东风,跟随着这部纪录片,来谈谈笔者对“中国式市长”的理解。

“脱煤向文”的大同

《名义》剧中,李达康最为得意的政绩,就是将林城废弃的煤炭基地改造为了高新技术产业园,把废弃的矿坑变成了人工湖,引得省委沙瑞金书记亲自调研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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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大同,被称为“中国煤都”,长期以来是中国最重要的煤炭基地,著名的“大秦铁路”源源不断将晋北的煤炭运输到北中国大港,再流转到全国各地。

和北中国的众多资源型城市一样,大同虽然坐拥煤海,但城市面貌极其落后,大面积的连片棚户区,毫无生机活力。笔者几年前曾深入“游览”过大同老城棚户区,状况和北京的城中村类似,污水遍地、泥土飞扬、居住条件极差,和北京不同的是,大同棚户区大都是老年人,而北京城中村则住满了有活力的北漂。

我们首先来看看耿彦波市长在位5年,大同所发生的变化:

下图为2008年底的大同地图,耿彦波上任刚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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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2012年底耿彦波即将离任时的大同地图,和上图相差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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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很清楚的看到,4年间,大同在御河东岸再造了一个新城——御东新区。和达康书记一样,大同的新城也开发出一个大湖——文瀛湖。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大同的老城区里出现了一块正方形的区域。这便是耿市长的最大手笔,也是最具争议的工程——修复大同城墙。

耿彦波的思路是:“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也就是说,将老城的棚户区搬迁到新城,然后将老城打造成一座传统文化古城,从而实现大同从煤炭到文化的产业转型。

下图为2009年的大同老城区,大部分为城中村和棚户区,一副典型北方资源型中小城市的面貌。图中可以模糊的看到大同残存的一圈城墙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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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棚户区,《大同》纪录片里,耿彦波在干部会议上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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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如今的大同老城区,城墙已经被完整的重建和修复。护城河、环城绿地公园取代了环城墙棚户区,老城里建筑密度显著降低,新建了许多仿古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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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批评声音认为,耿彦波修城墙、造仿古建筑,是在批量制造假古董,并不能解决大同的问题,耿彦波的回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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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煤都”以外,大同还有另一个身份——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北魏首都、辽/金陪都,明代北方守边重镇。一个很少被世人所知的事实是:全国现存的元代以前的古建筑,70%都在山西,而其中建筑规格最大的,就在大同。

梁思成在《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记述到:“大同古雁门地,北魏时号平城,自道武帝宅都于此,迄孝文帝南迁洛阳,凡九十余载,为南北朝佛教艺术中心之一。隋唐间稍中落。石晋天福初,地入契丹,遂为辽金二代陪都,称西京者前后二百余年,梵刹名蓝,遗留至今,有华严善化二寺,驰名遐迩”

下图为大同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建于辽金时期,面宽53.8米、进深29米(故宫太和殿面宽64米、进深35.5米) ,其建筑面积可以排名中国现存古建筑top5,且唯有此殿是元代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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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明朝历史的都知道,大同在明朝时期是北中国最重要的要塞之一,大同拥有规模庞大的城墙及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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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哪倒哪”的市长

了解了大同的基本面,耿彦波在2008年初到大同后的思路也就清晰起来:

  • 大同以煤炭为主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近两年资源型城市的惨状应验了大同有丰富的历史遗迹,需要将煤炭支柱转化为历史文化支柱要通过历史文化来赚钱,就得保护老城、修复城墙、再造古城再造古城需要大面积拆迁,拆迁的经费要靠开发新区、“经营城市”来提供因此大同的任务就是:一边大拆老城、一边大建新城

下图中,耿彦波向兄弟城市领导介绍大同的拆迁工程,外市领导震惊于16万户的拆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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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彦波在大同的5年,被市民们形象的称为“耿指倒”——指到哪里,哪里就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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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的开头,就是耿彦波在工地上责难工程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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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拆迁任务没完成的基层领导,耿市长直接让其写辞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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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李达康对待光明峰工程的态度——1周之内必须拆掉大风厂,亲自守在拆迁一线,哪怕烧伤38人也要继续推进,面对工人的安置费任务,让基层想办法解决,“钱不到位,主动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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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耿式速度,耿市长是这样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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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人想到李达康和高育良在吕州搭班子的时期,李达康完全推翻了高育良的城市规划,想要实现一套自己更激进的方案,但却被调离吕州去了林城,最终在林城实现了自己的设想。现实中,像高育良那样求稳妥、不冒进,按部就班完成政绩的领导想必也是不少,他们不像李达康和耿彦波,也一样可以实现一些政绩,一步步往上走。

耿式拆迁和耿式速度,必然也会像大风厂拆迁那样,造成民怨。就像《大同》纪录片里描述的那样,许多被拆迁家庭是没有合法手续的违建房,但一家老小已经住了三四十年,政府给予的补偿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只能采取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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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同全国各地所有的拆迁一样,各种要求都是可能见到的。有的拿着病例跪求市长要一套房子,而且要离女儿单位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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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拿着残疾证说6楼太高上不去,要求再多分一套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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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类情况导致的难拆迁,耿市长这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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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如人们所知的那样,耿彦波在大同得到了大多数群众的盛赞,他们看到的是一位远强于此前历任市领导的好市长,这位市长4点起床,半夜回家,时常泡在工地一线,亲自解决市民遇到的各种问题,“见到市长的次数比见到局长还多”。

和李达康一样,耿彦波也是一位不顾家的市长,每天四五点起床,半夜才回家,逼得妻子跑到招商会上把他拉回家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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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煤都”到“大同蓝”

在耿彦波的领导下,大同从煤都转变为了一座和传统北方城市截然不同的,大气、美丽、整洁、富有历史文化气息的崭新城市。

“数据显示,2016年大同市空气质量二级以上良好天数达到314天,比2015年的292天,增加了22天。大同连续四年在山西省11个地市中排名第一。”

“十年前,大同的天就像扣了个黑锅盖,一年见不上几天太阳,那时天灰地黑,浅色衣服不能穿,道路尘土飞扬,窗户缝贴上胶布家里依然一天一层灰。”

“数据显示,2003年大同二级以上良好天数为145天,是全国空气污染最重的十大城市之一,全国113个重点监控城市中环境质量排名倒数第三。”

——《大同蓝,怎么来的?》

http://www.sx.xinhuanet.com/2017-03/27/c_1120698158.htm

再来看看山西各市过去几年的经济增长情况:

近两三年,受到煤炭价格下跌以及“塌方式腐败”的影响,山西的经济增长在全国都属于倒数。在全省里拖后腿最严重的,负增长最厉害的,当属长治、吕梁、朔州三市,而能保持正增长的,只有太原和大同。要知道,08-13年,耿彦波在大同当市长,13年至今,耿彦波调到了省会太原当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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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长治、吕梁、朔州三市的GDP在近两年负增长如此严重,这和他们过度依赖煤炭的经济结构是分不开的。

下表是2014年全国各城市煤炭产量排名,第一、二位是大名鼎鼎的鄂尔多斯和榆林。接下来三位,便是朔州、长治、吕梁,然后就是大同。以朔州为例,人口170多万,是大同的一半,但煤炭产量接近大同的2倍,其对煤炭的依赖程度自然就远高于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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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大同57.70%

长治37.20%

吕梁37.40%

朔州48.70%

万民请愿的“青天”

大同在短时间内从煤城变为三产比重接近60%,全年300多个蓝天的“非主流北方资源型城市”,在许多大同人民眼里,是和耿彦波密不可分的。于是,2013年初,当耿彦波在被调离大同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数万人游行挽留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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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时能得到万民请愿,是自古以来中国官员都想得到的殊荣。这对于耿彦波而言,可能意义会更加重大。因为耿市长内心里所向往的,是中国的古代文化,他毕生所追求的,则是古代士大夫的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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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耿彦波每到一处,都致力于修复城墙、新建古城,从王家大院,到大同古城,再到现在的太原县城复建工程。一方面来自于他对未来第三产业、特别是文化产业潮流的判断,另一方面,则恐怕来自于他骨子里深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那么问题来了,一位市长,凭借着自己的某种信仰和热爱、自己对某个方向判断,就可以调动全市的资源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这正如高育良书记所说的:“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就是一把手有绝对的权力”。如果碰巧这个市长执行力很强,像李达康、耿彦波那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将所有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公检法资源,全部为自己所用,佛挡杀佛、神挡杀神。那一个地方的好坏,就非常取决于该地是否能有一个靠谱的一把手了。运气好,就像耿彦波那样造福于一方,运气不好,就如同耿彦波的山西同僚们那样,出现塌方式腐败。

当然了,耿彦波不是市委书记,他只是大同和太原的市长。但看得出来,这位市长和曾经还是市长的李达康一样,深受书记支持,能够顺利的让四大班子为自己的目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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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2008年,耿彦波就职大同市长,2013年被调离。而2013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也是个重要的年份——中国经济结束了高速增长,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崩塌,中国的人口红利结束,中小城市面临着经济下行和年轻人口减少的双重困境。而耿彦波,提前数年预见到了这一趋势,凭借一己之力,在短短数年时间里,强力扭转大同的发展方向,提前将大同转入下一个新的发展轨道,较好的避免了其他类似城市近年来出现的重重困境。

这样一位典型的“中国市长”,就像《名义》里的李达康一样,哪个城市遇到这样的领导,都可以算是这个城市的“福分”,人民群众也对他们报以“青天”的美名。但自古以来“青天”有几个?没有私心、能力还强、同时判断力也很正确的领导是多数还是少数?中国的经济转型、深化改革是继续依靠碰运气碰到这样的好市长,还是需要更多制度化的约束?

这是我近年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期待读者们能和我分享您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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