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筆下的“死”
生有時死有地，應運而生，遇劫而隕。大概是說一個人出生的時候與死亡的地點都是命運之神提前安排好的，生時運定，死時遇劫。
在許多名著中，作者對自己作品中的人物的“死”各自作了精彩的闡述，可謂手法不一，形式多樣。
魯迅先生描寫“阿Q”最後的死是這樣的：“然而阿Q沒有說。他早就兩眼發黑，耳朵裡嗡的一聲，覺得全身彷彿微塵似的迸散了。”阿Q被綁上刑臺之前，想起自己曾經被老虎追捕這件事，但那時自己手裡拿著刀，還可以壯膽。但這次是被綁了要殺頭，那些殺他的人的眼睛比老虎更可怕，好像都要吃他的肉，由此可以推斷他在被殺頭之前早已嚇得靈魂出竅，和死沒有兩樣，所以他的死沒有太多的痛苦，而且有些灑脫，如微塵飄飄冉冉，欲佛欲仙，如果都是這樣的死法，不少人應該不怕死了。阿Q渾渾噩噩，到死也沒弄清革命到底是幹什麼，自己為什麼被殺頭，所以死得時候也沒真正革命者那樣們大義凌然和視死如歸的氣度。他只是一個平凡人物，稀裡糊塗地死了，沒有死在平凡的地方，卻以革命的名義死在光榮的地方，這應該是作者對當時社會的一個嘲弄。
《岳飛傳》裡，金兀朮和岳飛在戰場上你死我活，是死對頭，他收賣秦檜陷害岳飛，但他卻崇拜岳飛。岳飛死後，他偷偷地跑到岳飛的墳上祭拜他，不料卻撞上牛皋，被當做坐騎戲弄之後氣的吐血而死，他想到的是沒有死在大英雄的手下，卻被這個莽汗戲弄。牛皋也因此大笑而死，他想這個大人物大哥都整治不了，卻被自己當馬騎，好玩，他是喜極而死。這些曾經馳娉疆場的英雄們，沒有死在沙場，卻死在這些鳥不下蛋的地方，他們應該是遺憾的。
但是，這些作品裡對人物生死的安排都是隨意和模糊的，相比之下，《紅樓夢》裡作者對人物的出生與死亡都做了藝術性和戲劇性的統籌與規劃，並且不惜大量的筆墨渲染它。比如林黛玉和賈寶玉的出生與死亡，作者把他們神話了來寫，這種手法和其他作品略有不同。其他作品中作者把男女主人公安排成一見鍾情或者日久生情之後再把他們拆散，然後同歸於盡，把未了的情緣寄託到來生。而曹雪芹是把一對前生有緣今生有情的人拆散以後就沒有了，好像他們以後橋歸橋，路歸路，兩不相欠形同陌路。這大概是曹公覺得什麼三生三世七生七世生生世世這樣無休止地糾纏下去太辛苦了，乾脆屁股一拍走人算了。無疑曹雪芹對人物生死的安排具有人為的創造性和戲劇性，雖然具有很強的藝術性和感染力，卻和現實生活相去甚遠。
再看《三國演義》裡的主要人物諸葛亮（臥龍）和龐統（鳳雛），兩人生時沒有太多出奇的考證，死時卻很怪異。有人說此二人得一就可以得天下，說這句話是為了顯示二人卓越的才識。劉備有幸二人全得，作者為了否定這句話或者塑造諸葛亮這個人的形象，先把龐統處理掉了。龐統初來乍到，急功近利，他不聽諸葛亮的勸告，兩軍交兵，臨行前卻坐騎壞了，按理說這應該是個危險的信號，他怎麼沒有預感？劉備把他的坐騎“的盧”送給龐統，而這個“的盧”卻有防主的說法。龐統帶兵逶迤前行，至一峽谷，此處草木蔥籠，地勢險要，龐統問左右此地的名字，手下說此地為“落鳳坡”，龐統驚呼“不好，此地不利我也”語畢，被敵軍萬箭穿身，他被當作劉備引來殺身之禍。
諸葛亮和司馬懿交兵，好不容易把他困在峽谷，差一點就燒死他了，可天降大雨救了他。諸葛亮深感自己氣數已盡，還有一線希望為自己點燃七星燈延壽，卻被魏延撲滅。諸葛亮死的地方是“五丈原”，五丈的地方太小，又是平原，怎能藏虎臥龍呢？
可見這兩個地方確實對他們有所不利。兩國交兵，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時機與地理不利，這是兵家大忌。這說明作者對他們的死都做了一個合乎情理的安排，而且這種安排在現實中也能找到一些例子：就在我們甘肅成縣的拋沙河，賀龍的弟弟賀虎兵敗拋沙河殞命，虎者，應該在深山茂林才能施展手腳，怎能在流沙裡收放自如呢？四年前，我家鄉一個人騎摩托摔死了，死的那個地方第一年他在那裡摔傷了，被人救了，第二年他還在原地死了。可見，不管是大人物和小人物，他在那兒死，怎樣的死法，大致有了定數，一個小人物無關緊要，一個大人物卻關乎一個國家的興衰。
《三言》裡，莊子的死卻是自己導演的一場遊戲：某天，他外出郊遊，見一處新墳旁一個婦人在那裡用扇子搧墳上的土。那個時候，規定死了丈夫的女人等到墳上的土幹了就可以改嫁，那個婦人連土幹都等不及了要急著改嫁，於是他發出“生前個個說恩愛，死後人人慾搧墳”的感慨。回去之後，他把這個事跟妻子一說，妻子義正言辭地大罵那個搧墳的婦人。莊子心想：看她這樣，倒像個忠貞之人，何不試她一試？過了幾天，他突然暴病而亡，他的妻子十分悲傷。許多人前來弔孝，其中一個叫王孫的長相俊美，他們二人眉來眼去甚有情義。那個王孫突然頭疼的要死，說他的病只有吃人腦才能痊癒。莊子的妻子於是拿著斧頭就要劈開莊子頭顱，莊子突然活了，原來那個王孫是莊子變化的，於是妻子羞愧而死。
莎士比亞的作品《羅米歐與朱麗葉》，男女主人公的死卻是一場誤會，羅米歐以為朱麗葉死了，他自殺後朱麗葉醒了，於是她也自殺殉情。這和《紅樓夢》中司棋和潘又安的情景差不多：潘又安在外發了財，本想悔婚，故意說他很窮，司棋的家人想悔婚，司棋卻為他自殺，他一看這個女子對他倒還真心，於是也自殺了。這兩位偉大的作家相隔千年，而且沒有在同一個國家，他們怎能描寫手法類同？可見，這樣的死是小說格式化的一種表現手法。
不論怎樣的出生與死亡，都是作者為了突出作品的特點與人物的個性以及情節的感染力而慣用的一種套路與手法，而且主人公的死亡在作品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這些表現手法上《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更勝一籌，因為他對人物死亡的安排具有實質性和科學性，而且貼近生活，雖然他的作品很少提及感情與女人，而且女人都是政治工具，但那些應該是當時的社會造成的結果。
本文僅為作者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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