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又見戊戌。120年前的戊戌維新運動及其政變，又到了一個特別值得紀念的日子。100多年來，中國的面貌發生巨大變化，對戊戌維新與戊戌政變的研究，也因資料大量出現和研究者心態相對平和，取得了很大進展。許多問題更加明瞭，先前視為定論的一些觀點，甚至已有顛覆性的研究成果，以康梁為主體的歷史敘事框架似乎漸行漸遠。
知恥而後勇
戊戌維新起因於甲午戰敗，沒有甲午戰敗，中國還將在中體西用的洋務軌道上前行。甲午戰敗，而且失敗得如此之慘、損失如此之巨，不僅是有清二百多年所罕見，而且是中國歷史上的奇恥大辱。
罕見的奇恥大辱震動了國人。據譚嗣同《題江建霞東鄰巧笑圖詩》描述：“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滄溟一哭休。四萬萬人齊落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震動之後便是懷疑、困惑與憤怒，人們開始懷疑清政府長期基本國策的正確性，困惑何以堂堂中華帝國竟然敗在日本這一彈丸島國之手，憤怒清政府的無能，這既是民族精神的大覺醒，也是此後中國一變再變的正式起點。據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回憶：“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我皇上赫然發憤，排眾議，冒疑難，以實行變法自強之策，實自失膠州、旅順、大連灣、威海衛以後始也。”
甲午戰敗喚醒了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不論統治者、維新派，還是一般民眾，都深刻意識到中華民族已到了危險關頭。據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記載：“（光緒帝）日夜憂憤，益明中國致敗之故，若不變法圖強，社稷難資保守，每以維新宗旨商詢於樞臣。”
顯然，光緒帝和他的臣民在巨大恥辱面前，表面出極其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
對於一個戰敗的民族來說，民族主義情緒的喚醒確實必要。“知恥而後勇”，如果將這種情緒推動得當，舉國一致，發憤圖強，那麼，亡羊補牢猶未晚矣，中國終有雪恥的一日。然而，我們看到，由於民族主義情緒在甲午戰爭之後沒有得到適度協調，國人無法建立起碼的共識，反而因民族主義情緒日趨高漲而引發對自身歷史、內在潛力等諸方面的懷疑。不僅維新派、革命派懷疑清政府的動機、能力以及半個世紀以來的基本國策，即使清政府統治集團內部也對先前的政策產生動搖，以為甲午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早在洋務運動開始即已註定，洋務新政“不知其本，故仍無補於國勢之孱弱”。也就是說，在甲午戰敗之後，中國人基於民族主義情緒，對戰敗原因的反省無不歸咎於半個世紀以來的洋務運動、基本國策和政治體制。
這種反省不能說沒有足夠的理由和價值。然而當我們再來重新檢討甲午之戰失敗的真正原因時，我們也不難看到，這種反省是基於一種民族主義的情緒，並沒有找到問題的真正癥結，反而將問題引上了歧途。
對洋務運動的否定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有複雜的國際背景和內在原因。
就國際背景來說，是英、日、俄、美等國相互鬥爭的結果，李鴻章正是看到了這場戰爭的複雜背景，因而在相當程度上想依賴外交手段制止戰爭或取得戰爭的勝利。然而，由於列強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李鴻章的外交努力徹底失敗，並由此延誤了諸多戰機。
就內在原因說，甲午戰前，中日兩國綜合國力、軍事實力差距相當明顯，中國持續將近半個世紀的洋務運動確實使中國的綜合國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獲得了極大發展，中國國勢不僅不比日本弱，而且正如法國國際問題評論家所分析的那樣：“亞洲現在是在三大強國的手中——俄國、英國和中國。”因此，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雖說是對洋務運動的沉重打擊，但很難以此證明清政府以洋務自強為核心的基本國策是錯誤的或是不可取的。
然而，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畢竟是事實。於是，在有以成敗論英雄悠久傳統的中國，李鴻章便成了眾矢之的，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唾罵”，國人皆曰可殺。於是，連帶所及，李鴻章參與、主持幾十年的洋務新政便自然成為人們的攻擊目標。李鴻章只好以一己之身承擔中國失敗的原罪。
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的主張、決策誠然可議，但是，是否因沒有觸動中國的舊體制，洋務運動就必須承擔甲午戰爭失敗的責任呢？答案顯然不是那麼簡單。事實上，如果不是洋務運動幾十年積聚的力量，中國可能更加不堪一擊，可能遭受更大的損失，甚至全國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說，以甲午戰爭失敗而追論洋務運動的責任，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找錯了問題的方向，陷入了民族主義誤區。
李鴻章
尤當注意的是，因甲午戰爭的失敗而追論洋務運動的責任與清政府內部的派系鬥爭密切相關，是李鴻章的政治對手藉機發難。誠如吳汝倫在《答潘藜閣》中所看出的那樣，對李鴻章及洋務運動的指責，系由政府揚其焰，而後進之士聞聲和之。
又如美國前副領事畢德格在日本東京與外務省人員討論甲午戰爭中國之所以失敗的情形時說：“言官見東勝而中負，乃任情誣惘，歸咎於李中堂一人，此等言官以捕風捉影之談，冀動朝廷之聽，而思自壞其長城，其害中國較之敵人而更甚，殊為可哀之至。”
由此可見，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統治集團內部並不都真正具有愛國主義情懷，他們有意識煽動的愛國主義情緒，可能正深藏著他們部分不可告人的目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甲午戰爭之後對洋務運動的檢討、批判，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戊戌變法，實際上只是基於民族情結的張皇失措，是一個民族政治意識並不成熟的表現。
基於民族主義情結，我們看到，在甲午戰後，雖然維新思潮毫無疑問成為時代主流，但這一思潮並沒有喚起國人的共識。一方面，因維新思潮過分否定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與價值，從而引起那些頑固派、乃至穩健派的強烈反對，愈趨加重中國進步的阻力；另一方面，鑑於維新與保守的爭論持續不決，喚起另外一部分人更加狹隘的漢民族意識，以為維新與保守的爭論，在本質上無關中國民族的整體利益，而是滿漢之間的衝突。
孫中山在《興中會章程》中說：“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乃以庸奴誤國，塗毒蒼生，一蹶不興，如斯之極。”孫中山在這裡所表現的是另外一種民族主義情緒，他的真正意圖或許正如史扶鄰在《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中所說的那樣，是爭取人們支持武裝反對清政府。
甲午戰爭喚醒了中國人尤其是漢人沉睡了近300年的民族意識，民族意識的空前覺醒促成了戊戌新政，然而戊戌新政乃至新政的主體清政府最終卻又被民族主義衝突所扼殺，所有這些，都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直接後果。
滿漢之間的衝突在清朝由來已久，即使在清朝最為鼎盛的康、雍、乾時代，漢人士大夫也沒有完全放棄反對滿洲人統治的企圖，更沒有與滿洲人形成種族認同。而從清朝統治者方面來說，他們雖然在入主中原後更加竭力吸收漢文化，但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依然深藏著不可逾越的種族畛域，他們深怕本族人漢化，擔心征服民族被被征服民族所同化。
只是到了19世紀後半葉，鑑於內憂外患交迭而至，滿洲統治者愈趨感到勢單力薄，於是不得不重用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些有才幹的漢人士大夫。當然，在重用的同時，實際上也有所提防，許多重要的關鍵職位依然由滿人所把持。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康有為在倡建保國會的時候，雖然沒有公開打出反對滿洲人的旗幟，但在內心深處顯然也深惡滿洲貴族把持政權。
保國與保種
梁啟超在談到變法失敗背景時，首列滿漢衝突是第一原因，於是埋下變法失敗的禍根。變法失敗後，清政府在正式文件中對康有為的指控是：“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
在上奏皇帝彈劾康有為的御史文悌心中，康有為的保國會將忠君、愛國分為二事，在本質上就是“保中國而不保大清”，因而勢必挑動漢人士大夫起而反對滿洲政府。如此說來，所謂戊戌變法，在起因上未嘗不含有滿漢衝突的意味。
康有為
如果康有為這一心態在維新前和進行中尚沒有辦法表現的話，那麼他在政變後逃亡的日子裡則講得相當明白。據英國公使竇納樂致英國外交大臣信，康有為曾經對他說：“陷害光緒皇帝的陰謀，純粹是旗人策劃執行的。並認為這是光緒帝傾向變法的結果，因為高級旗人和西太后都頑強地反對變法。……高官中的旗人，多半是頑固的，新法對於他們，比對於高級漢官，更不合意。他們的不滿伴隨著變法詔諭連續公佈而逐漸加深。到光緒意欲改變中國辮子風俗的詔令一傳出（據康說這是真的），旗人的不滿竟達到頂點。對滿洲人說來，割掉象徵旗人征服漢人的辮子，即等於否認旗人在中國的統治。”在康有為心目中及外國人印象中，戊戌變法之所以失敗的真正原因，未嘗不包括滿漢之間的衝突在內。
不過，此時的滿漢衝突情形極為複雜，它已遠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種族間的全面衝突。
從滿人方面說，並不是全體滿人都站在漢人的對立面，這種狀況不僅存在於滿人下層民眾中，即使是滿洲貴族、皇族中也因種種原因而同情、信任漢人，比如光緒帝，作為滿洲領袖，他更多的不是站在滿洲人利益立場上思考問題，恰恰相反，他所信任、倚重的都是漢人士大夫下層或中層，並以此作為基本力量以與滿洲貴族相抗衡。
光緒帝
光緒帝之所以這樣做，顯然與其自身地位和目標追求密切相關，一方面，光緒帝深知他的地位與權力來自滿洲貴族的支持，但這一批貴族作為既得利益者不可能容忍絲毫有損於他們利益的任何改革；另一方面，光緒帝不能不知道漢人士大夫尤其是中下層與滿洲貴族有一種本能上的衝突，他們瞧不起滿洲貴族的無能，因而光緒帝欲有所作為便不能不憑藉這一批能幹的漢人士大夫去與滿洲貴族勢力相抗衡。再加上帝黨中堅翁同龢在甲午戰後深感帝黨勢力日趨孤危，於是意識到康有為這些漢人政治小臣、政治邊緣人，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遂改變先前的態度，不僅以帝師之尊突然造訪小小工部主事康有為，而且在光緒帝面前竭力舉薦。
從康有為方面說，滿漢間全面的衝突意識確已淡薄，但他鑑於“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的現實，“講求保國、保種、保教之事，以為議論宗旨”，在實質上便不能不與滿洲貴族的利益相沖突，不能不是一種民族主義的自醒意識。
民族意識的自覺，對於一個多民族國家來說無疑具有雙重意義。就積極意義而言，這種意識有助於民族文化的保存與多元；但就消極意義而言，民族意識的過分強調，便不可避免地將國內民眾分為若干等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團，不利於國家意識的建立和國家認同。於是我們不難看到，戊戌維新政策的推行之所以艱難而短命，如果從其思想背景看，民族主義情緒可能是支配維新派與保守派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翁同龢
據傳教士李提摩太觀察，他在與剛毅談話時，剛毅在內心深處深惡漢人官吏，他企圖做個清官，他著急地要人知道阻礙分子是漢人官吏，而不是滿洲人，漢人是怙惡不悛地排斥外國。他最後說的是：“他對皇帝沒有任何影響力，因為翁同龢一手遮天；在內閣裡，漢族官員獨行其是，甚至恭親王與禮親王都無足輕重。”剛毅宣稱：“翁同龢把皇帝引進了一團黑暗裡，矇蔽了他的雙眼。”滿漢官吏的互相嫉視，在此次晤談時看得很清楚。後來剛毅成為維新派一個最大的障礙者，並且幫助慈禧太后實行翻動計劃。
一個國家，尤其是統治層內部存在如此深刻的矛盾，那麼他們又怎能建立共識積極推進國家的政治、經濟改革計劃呢？（未完待續）
推薦收聽：
為什麼偽球迷也為世界盃瘋狂？
霧霾天裡，如何有效的保護我們的肺
不開心？去聞聞植物的花香吧
在唐朝，皇帝的女兒也愁嫁！
(喜馬拉雅、荔枝FM、蜻蜓FM每天8：00 同步更新）
閱讀更多 中國大百科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