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情人節，當愛侶們相擁在玫瑰花與巧克力的馥郁中時，喋血事件再度爆發，只不過這一次，無辜喪命的不是傳說中的聖瓦倫汀，而是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都會區帕克蘭瑪喬麗·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17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教職員工。這起被稱為美國曆史上死傷最嚴重的高中槍擊事件再次挑動了社會各界的敏感神經。
自特朗普決計競逐白宮之年起，美國的槍擊死亡率直線上升，關於槍支“防身”不成反“妨身”的詬病隨之鋪天蓋地，擁搶究竟是瘟疫還是救贖，亦不斷在每個美國公民的靈魂深處形成拷問。不無誇張地說，槍殤作為長期困擾美國社會的痛點絕非一朝一夕之事，試圖回顧該問題，恰如欲同美國曆史、制度和社會環境展開一次面對面的傾心交談。
昔日“榮光”與今日“血光”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如美國那般自正式建國之前便同槍支結下不解之緣。
在蠻荒不堪、野獸橫行的新大陸，槍和火器是走下“五月花”號的清教徒們抵禦死亡、寒冷、飢餓，於逆境中落地生根的“護身符”。當英國政府的苛捐雜稅、作威作福令美國先民忍無可忍時，槍支是他們在萊剋星頓、薩拉託加、約克敦以少勝多、以弱克強，令英軍聞風喪膽進而贏得民族獨立的“法寶”。
在之後的西進運動、南北戰爭、廢奴運動中，槍支也屢屢發揮巨大作用，不僅將美國的疆界從大西洋西岸一路推進至太平洋東岸，更修復了國內政治裂痕，廢除了奴隸制度，為美國綜合國力的全面提升掃清了障礙。於是，槍支在譜寫“山巔之城”的榮光時也實現了從工具到價值乃至文化的跨越，被世代美國人奉為自由權之載體、秩序之象徵和保守主義的圖騰。特別是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強調“精良守紀的民兵隊伍乃自由州安全之必須，據此，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可受到侵犯”，擁搶派似乎由此尋得了合法性基礎和行動保障。
1791年生效至今，這段文字在不同歷史時期和場合幾經援引或闡釋，即便斗轉星移、時過境遷，今天的美國早已不需時刻準備抗擊外侮、抵制暴政，擁搶的現實意義停留在自衛層面，但對自由購買和使用槍支的執念業已深植於美國社會的肌理之中，短期內該狀態很難徹底改變。
儘管槍支帶來的美式“榮光”還鐫刻在歷史典籍之中，但在各種複雜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槍支的負面社會效應不斷放大，全民持槍對公共安全造成的嚴重威脅有目共睹。
2017年，全美共發生61089起槍擊事件，導致15549人命喪槍口，31058人受傷。2018年，不到100天的時間裡，已爆發大規模槍擊案48起，3081人殞命，5343人受傷。
回首過往，過去50年間超過150萬美國人的死與槍支有關，該數字甚至比1775～2017年間，美軍在獨立戰爭、南北戰爭、美西戰爭、一戰、二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9·11後的全球反恐行動等大大小小戰事中的死亡總人數還要多出33萬。
放眼世界，美國是擁搶人數最多的國家，大概每10人中就有4人擁有或家中有人備槍。在發達國家中，美國的槍殺率高居榜首，美國人因槍擊遭遇不測的概率是英國人的51倍。很顯然，200年後的今天，槍支引發的血光之災早已蓋過了曾經的榮光，給當代美國人的記憶留下一個個驚心動魄、萬劫不復的時刻。
大體來看，目前美國的槍擊案分為三類：（1）自殺類。每年約有2.1萬個美國人飲彈自盡，平均每天58人，其中老年男性、白人、退伍軍人均屬高危人群。值得注意的是，兒童用槍結束自己生命的情況比10年前增加了70％，如今每年大約有500個孩子因此死於非命，而他們當中的80％都使用了自家槍支。（2）過失誤射類。2006～2016年，多達6885個美國人因意外槍擊喪命，死者中不滿25歲的居多。青少年甚至兒童成為此類槍擊案主要受害群體的原因較為複雜，與該年齡段本身易衝動、對槍支不甚瞭解卻懷有天然好奇感等特點有關，而家庭購買槍支且未能妥善保管、缺乏必要的槍支安全教育和使用指南也不容忽視。（3）蓄意謀殺類。相較於前兩種，此類往往波及面廣，死傷更為嚴重，槍手作案後亦有可能選擇相同方式自行了斷。2017年以來，震驚世界的拉斯維加斯露天鄉村音樂節慘劇、德克薩斯州薩瑟蘭泉教堂槍擊案及前文提及的佛羅里達州校園槍擊案均屬此類。
當然，若繼續細分，肇事者或許是個人，選擇向先前與自己有接觸或過節的人群、場所實施集中殺戮；又或許是本土恐怖分子，尤其是近年來甚囂塵上的各色“仇恨組織”所為，如另類右翼、3K黨、新納粹及其成員等。儘管特朗普政府將國內恐怖襲擊的矛頭全面指向穆斯林，但數據表明，土生土長的美國白人和所在團體製造大規模槍擊案的數量遠超過穆斯林或其他移民。
控槍之爭與立法的蒼白誓言
鑑於槍支在美國人心目中兼具神聖意味和危險氣息，加之第二修正案語意模糊，故而就如何解讀和援引此條款，出現了“公共權利說”和“個人權利說”兩種論調。
前者視第二修正案為英美歷史上民兵傳統的繼承，是各州有權集結力量對抗中央政府暴政的憲制安排。故而在強調民兵組織必要性之後的槍權論述顯然是一種集體武裝權利，不可把其適用範圍肆意延展至個人層面。換言之，不具民兵身份的民眾，他們的持槍權不在憲法保護之內，控槍甚至徹底禁槍都無所謂違憲。
後者則堅信“奴役人民最有效的方式便是令他們解除武裝”，認為修正案中的兩句話用逗號分隔並不意味著僅保護民兵的擁搶權，其本質在於兼論集體武裝與個人擁槍的重要性。於是，天賦槍權且受憲法保護是這一派順理成章的結論。更重要的是通過2008年“哥倫比亞特區訴赫勒案”及2010年“麥克唐納訴芝加哥案”，最高法院秉承權利本位原則對地方的禁槍措施說“不”，並繼續重申持槍作為個人權利的立場，擁槍派的“腰桿”由此更硬氣了。
擁槍和控槍兩派經年累月爭執不休、難分伯仲，撇開法理層面的咬文嚼字和政治精英角力不談，聯邦和各州都無法對經常登上各大媒體頭條的槍擊案和死亡人數熟視無睹。事實上，自1837年佐治亞通過第一部禁止手槍的法律開始，控槍或禁槍一直都是部分立法者的夙願，過去的一個世紀裡，大概每30年美國社會便會掀起一場控槍熱潮，聯邦政府出臺了包括《1934年全國槍支法》《1938年聯邦火器法》《1968年槍支管制法》《1990校區禁槍法案》《布雷迪防止手槍暴力法》（1993）《聯邦攻擊性武器禁令》(1994)在內的幾部重要控槍法令，對槍支購買者需要背景調查、禁止部分攻擊性武器的製造和出售、校區方圓1000英尺範圍內不得公然持槍等做出人為規定，試圖在“買槍比買漢堡容易”的國度內劃出一些遏制槍支氾濫和暴行不斷的“紅線”。
奧巴馬被稱為“美國曆史上最反對槍支的總統”。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學發生槍擊案。2013年，為了避免國會阻撓，奧巴馬曾動用總統特權，一次性簽署了23條關涉控槍的行政令，主要內容包括對在購槍背景調查中有所欺瞞的人進行嚴懲，要求聯邦機構向背景檢查系統提供相關數據、放鬆對槍支暴力聯邦研究項目的限制、允許學校靈活使用聯邦撥款改善校內安保條件、在基層社區開展防止槍支落入不應持槍者手中的活動等。此舉堪稱20年來為療槍殤開出的劑量最猛的一張綜合性“藥方”。
然而鑑於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以“越權”為由橫加阻撓，這些措施在落實過程中大打折扣。2016年卸下選票包袱的奧巴馬為任內控槍有所突破展開最後一搏，向買賣雙方和相關公職人員提出更明確的“涉槍守則”，要求火器銷售商包括在槍支銷售展上賣槍的人申請執照，要求社會安全局等向負責背景調查的機構提供精神狀況等信息，並責令聯邦調查局僱傭超過230名檢查員和其他工作人員以加強調查力度。
不過總體而言，奧巴馬的種種努力收效甚微，主政8年內僅通過了兩個涉及控槍卻無關痛癢的法案，期間約10萬人死於槍口，白宮平均每兩週便要為槍擊案亡靈降一次半旗。特朗普上臺後，共和黨控制下的參眾兩院則不費吹灰之力幾乎廢除了前任所有的控槍“遺產”。不僅如此，2017年3月通過的新法令中，精神病人亦重新獲准依法持槍。由此可見，槍支問題既是美國社會的“慢性病”，更是擺在控槍派立法者面前的“硬骨頭”。
槍殤緣何“逆流成河”
儘管美國向來以“山巔之城”自居，卻不惜為所謂的“自由”祭出無數鮮活而無辜的生命。儘管槍支的“自衛”功能被世代美國人看重，卻無法阻止槍支“攻擊”特性的無限放大。據統計，美國99％的槍擊案中，一面是歹徒窮兇極惡，另一面則是即便攜槍卻仍無法在必要時發揮其自衛功能的受害者。儘管歷任總統從競選到就職均借槍支問題大做文章，卻沒人能給這道題一個合情合理的解答。
實際上，在憲法的反暴政指向趨於淡化的今天，槍支與憲政的天然關聯逐漸讓位於槍支同社會暴力的相互捆綁已是既成事實，究其根本，既可追溯至那些長期阻礙控槍的因素，亦同美國當前的處境不無關聯。
當前阻礙控槍的因素包括以下幾點：第一，制度因素。任何社會就一些利益攸關或相對敏感的議題存在歧見和異議都絕非罕事。控槍-擁槍之爭在美國社會“貫徹”得十分徹底，對槍支的態度差異不僅是共和、民主兩黨最顯著的分歧之一（56％的共和黨人認為越多人攜槍越能抑制犯罪，51％的民主黨人則認為槍支是罪案的淵藪），也是聯邦與地方矛盾的投射。對於南部擁搶傳統濃厚的州而言，聯邦政府向控槍邁出的任何一小步都意味著歷史的重大倒退，實難容忍。例如就奧巴馬的控槍行政令，德克薩斯州州長艾伯特便曾在推特上公開宣稱“有種來拿”。
另外普通民眾亦莫衷一是，2018年2月調查顯示，當前美國68％的民眾支持嚴加控槍，該數字為25年來最高值。即便如此，仍有數量堪虞的人選擇站在控槍的對立面，且以社會精英和權貴階層居多，他們牢牢掌握誘導大眾和操弄政策話語權的能力及技巧，不僅使“禁槍”猶如痴人說夢，就算是多數人都贊同的加強控槍和背景審查一旦步入實質立法流程都舉步維艱。上述分歧放在美國被稱為“否決政體”的語境下則格外顯著，無論修憲、聯邦及州一層級的控槍立法或改進措施均會遭到來自相關政府機構、政黨、利益集團乃至大眾輿論的不同聲音的“撕扯”和阻撓。
第二，利益糾纏。控槍難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巨大的利益裹挾，其中全美步槍協會（NRA）不能不提。它不僅傳承源自南北戰爭的美式尚武精神，是500萬支持擁搶者的心之所歸，更有超乎尋常民權維護組織的雄厚財力及干政能力，故而被稱為“美國權力第四級”。它一方面有針對性地遊說政客、插手選舉，為維繫龐大的擁槍精英團隊奔走。
2016年特朗普與希拉里“拉鋸”過程中，該組織及其分支用400萬美元遊說和直接捐給政客，另斥資5000萬美元搞政治宣傳，鼓吹和支持在槍支立場上與其一致的共和黨，同時打壓意欲控槍的民主黨。另一方面在社會各領域見縫插針，廣泛培植同好，每年用於槍支使用教育和普及、購買槍支設備、開展法律宣傳、圍繞槍支問題興辦電臺電視網絡平臺和期刊等的預算高達2.5億美元。因此步槍協會成為橫亙在有志控槍的領導者或黨派面前的一大難關。此外，全美多地視打獵為刺激本區旅遊經濟發展的重要項目，而且龐大的槍支產業還提供了成百上千個就業崗位，如射擊教練、射擊場經營者、狩獵器械供應商和製造商、槍炮彈藥零售商等，如此複雜的利益糾葛導致控槍並非一個單純的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和社會問題。
第三，現實導火索。近年來美國社會階層隔離加劇，貧富分化已然嚴重到可能危害社會治安、誘發犯罪活動的地步。再加上信奉民粹主義思想的共和黨人特朗普視中下層白人為其基本盤，利用他們的種族危機感和日漸稀薄的幸福感炒作非法移民威脅、煽動排外情緒，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撕裂”。
在政府無力有效管控槍支暴力甚至因受惠於步槍協會而放寬持槍原則的條件下，個人藉助槍支發洩憤慨和社會層面隨時面臨暴死的“自然狀態”恐懼無疑會只增不減。接著，當大規模槍擊事件如同“家常便飯”時，民眾購槍的渴望會因防身自衛需求增加和擔心政府下令控制購買而迅速增長，於是，“安全困境”套路再度上演，即槍支氾濫—暴力事件頻繁——自我防衛升級——控槍遙遙無期。從技術層面上來看，互聯網及新媒體平臺的發達使得任何一場槍擊事件都會被廣而告之，並引起某些精神狀況不佳或意欲效仿者的高度關注；便捷的網購變向降低了挑選和使用槍支的必要門檻。
即便有一千個失敗的理由，但將生的自由凌駕於其他一切自由權之上的願望使美國必須鼓足控槍的勇氣。2018年3月24日，全美50萬人參與“為我們的生命遊行”活動，佛羅里達州高中槍擊案引發的控槍反槍聲浪高潮迭起，相關變革的民意基礎不辯自明。2018年願槍聲遠去，不再有無辜者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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