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禮拜，郎平拿下金牌的時候我曾經想寫一篇，但終於還是沒寫，可能是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談論一位已經上升到政治高度的人物吧。
但確實是一場難忘的比賽。
2016年，中國經濟進入失速時代，創投融資一片哀鴻。很多去年的獨角獸，恨不得今年就成了小烏雞。聽說，很多VC因為拿不到母基金的錢，已經開始做FA掙錢了。
上半年，最火熱的話題是雷洋案件。歷時半年，冤屈或正義仍未明朗。
及至夏天，奧運賽果不彰，未如預期。數位教練員在賽前險些被雙規的消息，開始在社交媒體上流傳。
最後，猶如一記歡快的禮花，中國人的夏日激情竟然被一樁明星出軌捉姦事件佔據。
由人自己來決定自己想說什麼，仍然比由宣傳部門來決定要好得多。
這種氛圍下，一次女排決賽，讓大家集體穿越回了1984。人們想說的，和宣傳部門希望大家說的，難得的實現了高度一致。失落的時代精神又一次得到強調，它是積極的、拼搏的、向上的，它既是熟悉的，又是新鮮的，還是當下急需的。重提女排精神，讓人瞬間重返1980年代，那個短暫的自我解放和自由流動的初民時代。
郎平是當年時代精神的表表者。1984年，她和中國女排一起拿到洛杉磯奧運會金牌。那是中國人十年動亂之後在國際公眾舞臺上的第一次公開亮相，有不言而喻的政治意義。因為這枚含金量極重的金牌，郎平也成了一代女性精神的化身。
仔細梳理一下就會發現，1980年代的女性偶像還有另外兩位：張海迪和劉曉慶。在郎平拿金牌的前一年，高位截癱的張海迪寫書、翻譯英文小說，被共青團中央樹為全國模範。也是在郎平拿金牌的前一年，劉曉慶婚變，到處流傳她和導演的婚外戀情，為了辯誣，她開始在《文匯報》發表自傳《我的路》。
郎平、張海迪、劉曉慶，這三位女性都曾經是自強不息的象徵，分別代表了人和世界的關係、人和體制的關係、人和自己的關係。如果今天有人能夠把郎平、張海迪、劉曉慶這三位女人攢在一起搞個論壇，那將多麼有趣。
三個人裡頭，郎平是唯一一個從未遭遇公眾信任危機的人，也是唯一一個至今仍在主流舞臺的人。張海迪曾因為時代語境的變化而被質疑，捲入騙局爭議。劉曉慶曾經因為經濟問題身陷牢獄之災。唯有郎平，即便她在2008年帶著美國女排回國打奧運，也沒人真說過她什麼。這可能跟當時還沒有微博有關係，但想想當年的小山智麗，郎平得到相對平靜理性地對待，不得不說是公眾認知上的巨大進步——一個人可以不代表任何其他東西，只代表她自己。
另外，郎平的確是個情商非常高的人，她思慮周全，不輕易得罪人。我看她賽後帶著隊員上央視，接受張斌的採訪。主持人挺壞的，最後拼命問她，是不是要讓自己的隊員做閉幕式旗手。郎平連連搖頭否認，說，我們充分尊重其他項目的運動員，人家也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
郎平會照顧別人的感受。這就是說，她不是一根筋，她在做決策的時候，不會只憑一己好惡，而是權衡各方面的因素，既實現自己的目標，又巧妙避開雷區。這在盤根錯節、舉國體制的中國體育界，算是一樣相當重要的本領。
有專門跑體育口的朋友告訴我，當年2004年雅典奧運之後，陳忠和功成身退，重回福建，關於中國女排由誰來接手，一度是個極富爭議、極其棘手的事情。當然有人提到郎平的名字，但是浮皮潦草。當時郎平身在海外，單身，要執教俱樂部賺錢，又要照顧年幼的女兒，國內各種人也爭得厲害，選帥大會搞了又搞，人選走馬燈一樣換，她也犯不著趟這個渾水。一直到好幾年之後，中國女排經歷了一系列嘗試，進入歷史最低谷，連亞錦賽都打得一塌糊塗，袁偉民才找到弟子郎平，請她出山。
郎平臨危受命，也是抄底入場，反而比蔡斌高點進入有更大的彈性和空間。說白了，中國女排連亞錦賽都可以輸給泰國，也沒辦法變得更糟了。
這時候，郎平當年的隊友已經無一在球場第一線。女排姑娘們已經是不同級別的體育官員，掌管各種名額和預算，承擔各種責任。說句實在的，在中國的舉國體制中掌握關鍵權力，是一件非富即貴的事情。辛苦是辛苦，但早已不是球場上用比分說話的遊戲規則。
這時候的郎平，也早已不是當年那個不諳世事的小姑娘。一個著名的段子是，當年她剛剛退役的時候，有集訓地領導讓她去陪同參加活動，就為了拿到上級撥款。有女排英雄出席，最後撥款自然到位，但是這筆錢最後卻用得不明不白，郎平無辜受牽連，還寫了檢討書。這次事件，也直接促使郎平拒絕了退役後的體制內安排，出國留學。
算起來，郎平應該是跟陳沖差不多時間出去的。那個時代出國的人，肉體上吃過多少苦頭，精神上受過多少震撼教育，自不必提。我記得一個細節，陳沖寫過一篇回憶文章，說她當時在美國，一邊讀書，一邊洗盤子，還離了婚，有天凌晨，她昏沉沉回家，街燈暗黃，一瞬間，她竟然在自家巷子口看見了一隻孔雀。
這個細節，簡直和雷蒙德·卡佛小說裡的白馬有一拼。孔雀可能是幻覺，但是從集體主義語境進入個體自由語境的那種惶恐、無所適從和荒誕感，卻是真實的。
人生往往是這樣——荒誕感是存在和成長的開始。這個階段，郎平學英文、打工、讀書、執教，她習得了許多本領，這些本領，如果留在中國的體育管理機構做一位官員，永遠學不會。可以說，決定出國，這是郎平的精神性事件。從此，她離開了所謂的“桃花源”，身在一個沒有體制照拂的環境裡，獨自面對“曠野”，也因此不得不與時俱進，保持學習的激情和能力。
孫隆基先生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裡曾經提到，東方文化的一個經典意象是“桃花源”，期待人能夠在一個沒有干擾的完美環境裡得到庇護，而西方文化裡這個相對應的意象則完全相反——它推崇“曠野”，認為一個人無需被庇護，唯有在獨自面對曠野時展現的勇氣和智慧才是最寶貴的。
“桃花源”和“曠野”，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模型。最終，幾十年過去，郎平和劉曉慶從桃花源出走，走向了曠野——當然，郎平是個更加溫和的叛逆者，卻也因此走得更遠，更徹底。張海迪卻留在了桃花源裡，安然終老。
世界變了。在這幾十年裡，三個女人都已經不似當年，女子排球技術也已經風雲流變。郎平的個頭放在今天，作為一個主攻手已經算矮了。更不要說，最新的攔網技術對於手勢、手指的變化都有更加精細化的要求。在技術和管理精細化的潮流下，她作為教練員閱讀比賽、排兵佈陣的能力，也面臨更加嚴酷的考驗。
郎平自己說過，這次剛接手中國女排的時候，發現隊伍素質實在差到沒法想象的地步，所以，幾乎每次帶隊重大比賽，自己一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反覆看錄像，反覆琢磨自己手裡那麼幾張牌，要把她們用到極致。
創業過的人都知道，如果團隊不太給力，創始人就要自己撩袖子下地幹活，補齊短板。不過，這樣長期下去會有弊病，就是CEO成了老虎，帶著一群羊打仗，創始人累個半死，團隊得不到成長，最後還是三三兩兩離開這個最苦最累最操心的人。這時候，CEO簡直委屈死了，覺得自己是魯迅說的那種人，“獨自肩住黑暗的閘門”。
我記得英國的財經雜誌曾經請弗格森講他怎麼管理一群超大牌球員，其實也應該有創業平臺請郎平，講講她是怎麼帶出一支草根隊伍，同時還跟各種上層利益關係進行平衡和博弈。這不是隻有熱愛就能辦到，再加上學習也不行，再加親歷親為還不夠，還需要極大的智慧。
這個智慧是什麼呢？很值得深入請教郎平，她也應該把這個有價值的命題梳理出來，惠及他人。說到底，無論創業還是打球，都不是一個人可以辦到的事，很多東西是相通的。
她說，比賽能拿下是每個人的功勞，不是我一個人的，所以不必提。
看起來，郎平似乎具備了所有成功必備的素質：天賦、勤奮、熱情、機遇、謙遜，她一樣不缺。但是，這仍然不是我今天談論郎平最想說的話。
郎平最大的價值在哪裡？
郎平的不可多得在於，她既沒有被體制化，又仍在主流的最核心。或者說，她能夠做到身在主流的最核心，但卻不被體制化，仍然保持創造力和某種進退的自由。想一想，中國改革開放38年，又有幾人可以做到？一個人具有如此廣闊的光譜和如此豐富的象限，以至於既是自我奮鬥的典範，又能被塑造為集體精神的翹楚，實在難能可貴。
最後，我想說，當我們萬眾一心又開始懷念女排精神的時候，郎平說了，光憑精神是拿不了冠軍的。這話說得非常有水準，非常有智慧，也非常自由。可以想見，這話在輿論官員看來甚至是不太乖巧的。
確實，當我們懷念女排精神的1984的時候，還應該記得，那一波的時代精神還有另外一面。除了向上的、拼搏的，它還是開放的、探索的——甚至是充滿懷疑的開放和探索——例如“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例如“人生的路是不是越走越窄”的討論。一個大時代，曾經在這種深刻又理性的懷疑中走向未來。但是如今，單講“真理的標準問題”吧，這個標準既更加多元了，也諸事更加不可說了。
若沒有偉大的理性和開放性，所謂的懷念，就是單向度的懷念，所謂的郎平，也是一個單薄寡淡的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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