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第三屆新鮮提案真實影像大會剛剛落幕，六項提案獲獎。但頒獎，或許只是這些提案真正成為作品的開始。如何讓“好種子”生根發芽？道阻且長。
文 | 漁火
隨著紀錄片產業鏈條的日臻完善，“提案”在給創作者解鎖更多機會的同時，也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僅三年，從新鮮提案大會走出去的紀錄片《生門》《零零後》都取得了不錯的社會和市場反響。
選“種子”的第一步
可喜的是，此次新鮮提案大會入選的20部作品類型多元，視角獨特。其中，《他鄉》《城市夢》鑿開社會的缺口，將發展過程中的隱疾與陣痛展露無遺；《家書》《圖騰中國》《雪豹喇嘛的電影節》聚焦中華文化的動人旋律；《內心的巔峰》《無盡的航程》《烏拉十二歲》通過小人物或冒險或堅持的故事，勾勒出時代的精神和輪廓……
“培育箱”的開放和包容提供了生命力。
國際上帶有項目人才孵化性質的紀錄片節展平臺，在形象上大多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特質。例如以獨立精神聞名的聖丹斯電影節雖然不斷地學習了一些好萊塢的商業營銷模式，但在選片上卻一直有自己的偏好與包容。
比如《低俗小說》的導演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便是在1992年聖丹斯電影節上用處女座電影《落水狗》橫空出世。1994年凱文·斯密斯（Kevin Smith）的處女座電影《瘋狂店員》在聖丹斯電影節上得到了觀眾獎。
新鮮提案大會還很年輕，但它的目的不應改變，就是去幫助那些有好故事要說但又不會拍紀錄片的人，促成其將藝術創意轉化為創作實踐，拍出題材獨特、視點新穎並富於藝術挑戰意味的作品。
從大會最後入圍和獲獎的提案來看，它們“少而精”，在藝術標準上滿足了“巧妙的電影語言、有效的故事講述、獨創性、可行性、與當代文化的關聯，並可能達到與受眾連接”。這樣一種選拔機制和資助策略，其實更有助於保證將更多的精力和資源使用在更具潛力的項目上，進而更容易產出優秀的紀錄片。
讓“實驗室”來支撐
為了展示與探討藝術家在這些領域取得的令人好奇又興奮的進展，新鮮提案大會在今年設立了“新鮮實驗室”（Fresh Media Lab），並與阿姆斯特丹紀錄片節新媒體與紀錄片實驗室（IDFA New Media & Doc Lab）合作，舉辦了“新鮮實驗室--敘事的新邊界”論壇。
比如紀錄片音樂和聲音設計實驗室(music and sound design lab at skywalker sound:documentary)，製片人、新興的電影音樂作曲人和音效音響設計師一起，用實驗的精神去探索紀錄片音樂和音效設計的可能性。
創意生產實驗室(creative producing lab) 也是在影片後期階段，與顧問緊密合作，提升創作技能，探討怎樣為紀錄片的發行製造一個安全的、有潛力的環境。
前沿故事實驗室(new frontier story lab)則為電影、融合藝術、媒體、現場表演、音樂技術等方面的藝術家提供跨學科的支持，幫助藝術家們發展具有互動性的實驗項目，為觀眾創造豐富的、能引起共鳴的經歷。這個實驗室的項目可以採取多種形式，但是共同的目標是創新的藝術形式和故事講述方式。
曾作為2017年新鮮提案入圍提案《行走敦煌》，就用激光掃描的手段建立了洞窟模型，在沉浸式、互動式的體驗之中，向觀眾展示了一個平時不向遊客開放的敦煌第258窟。
通過實驗室的碰撞，更多有趣的講述方式、新的手段、新的技巧，都有了創造更有趣故事的可能性。而且可以預見，圍繞“提案”，也還有多種實驗室的類型可以開發，數字媒體環境下的影片營銷等也可作為切入點。
擁有動態能力才能“生根發芽”
“提案”作為我國紀錄片領域的舶來品，其實也是這兩年才開始逐漸被重視。一個以“提案”為核心的大會，它承擔更多也是項目人才的孵化功能，那麼它首先考慮的是應優先考慮要培養出怎樣的項目和人才。
而衡量這一定位是否清晰的標準為：是否建立相關的入門條件和畢業條件。宏觀地講，入門條件有是否達到市場、國際傳播、國家形象構建等的要求。具體來講，則是對項目主題、題材、時長、價值觀、導演的國籍、拍攝經歷、以往作品等的要求。畢業條件有是否有明確的製作週期、上院線的紀錄電影是否達到一定的票房標準線、被電視臺購買的紀錄片是否達到一定的收視率要求、參賽的片子是否獲得一定的國內國際比賽獎項等。
從過去兩屆的經驗看，新鮮提案大會這種“平衡”把握得很好。既有適合在電視臺黃金檔播出的《生門》《零零後》，也有不少探討社會邊緣問題的題材。
總的來說，三年來提案大會越來越國際化，參與者的範圍越來越廣泛。新鮮提案大會上入圍的眾多作品也在走向“成片”，很多作品也相繼走上各大紀錄片節展參賽。
雖然能發掘出好的提案，但這絕不是終點。新鮮提案大會也可以嘗試提供更多後期的資源，從資源分配的有效性入手，在已有的行業環境中構建一個可行的、運營良好的價值鏈。
此外，從提案到成片不可或缺的“資金”，也最好能在大會上搭建起一個合適的橋樑。如果把新鮮提案大會看作一個孵化器的話，要持續強大，未來現金流更為重要。能否找到“不枯竭”的政府財政撥款，或始終感興趣的贊助商，甚至建立一些穩定性有十足的基金，都是未來可期的方向。
隨著新鮮提案大會的落幕，似乎“提案”的熱鬧也暫告段落。這次參加提案大會，決策人、歐洲紀錄片網絡（EDN）的影視媒體顧問Ove Rishøj Jensen說他仍舊致力於尋找中國好的提案和項目。其實參考聖丹斯電影節，它的紀錄片支持計劃並沒有明確的截至時間，而是全年滾動進行。在每年的任何時候，美國本土和國際的製片人都可以申請紀錄片基金的幫助，由聖丹斯組委會決定這些機構或紀錄片項目的優先順序。
針對沒有最後申請期限的限制，聖丹斯電影節組委會的解釋是，為了給申請人充分的時間準備。“沒有最後時間，只有最佳時間”的模式對於紀錄片來說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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