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
今年5月10日，是沈从文去世30周年。当时的人们，对“沈从文”或许是隔膜的，以致讣闻迟迟未发；30年后，“沈从文”这3个字的热度，只看湘西凤凰的游客数量，就可以知道了。
但是人们是否真的认识了沈从文呢？今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出版了《沈从文的前半生》，同时出版了《沈从文的后半生》修订本，完整叙述了沈从文的人生，《长江日报》读+采访了张新颖。
沈从文转向文物研究后并未消极
读+：1953年，有领导鼓励沈从文“归队”，他犹豫很久还是没有再拿起笔；1957年“五一”节，沈从文在上海大厦10楼看外白渡桥上游行的人海和旗海，为黄浦江上一条冷静的、不加入“群”的小船所吸引，为其画了3幅速写；1958年，周扬在一个宴会上当场宣布，老舍很忙，准备让他多做一点全国文联的工作，北京文联主席想请沈从文担任，举座一片掌声，沈从文立即站起来说“我还是做我的文物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盘的人”。1980年他在美国说，“我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请问，沈从文的这种智慧源于哪里？
张新颖：这不是我们通常说的那种“智慧”，源于沈从文从小形成的生命体验和人生经验。对于任何的理念、口号、说法，他都要用自己心里那套标准去量一量，他有一个很强大的“自我”，知道如何判断自身与周遭的关系。
20世纪的中国，观念和环境发生了多次急剧变化，如果没有这种强大的“自我”，好一点的话很容易变成墙头草，糟一点的话可能命都没有了。
那么为什么别人没有表现出这种强大的自我？ 这要反过来问，为什么沈从文有这种自我。答案是，他从来没有否定过自己，他是有“根”的。
他和巴金等人，属于五四之后的一代。说到这一代人，有个词就是“启蒙”。他们从乡村到都市，被新的环境和理念“启蒙”了，很自然会否定掉自己的过去，认为那是蒙昧的、落后的，要与“昨天的我”决裂。等到下一波新浪潮来临，他们很容易又会再次否定自我、再次拥抱新事物。
沈从文不一样，他从来没有否定过某个阶段的自己，从来不认为需要与某个自己来决裂。当他说“教育”的时候，他是把各种经历和体验的总和，都视为教育，很少用道德判断价值。他吸收各种养分，好的不好的，在他这里都成了养分，一般人在坏的环境里就被带坏，他能够转化，这是他的特殊禀赋。这种成长模式，很难复制。
读+：他转向文物研究以后也没有消极避祸的姿态，反而积极进言、提案，努力做到有所作为，这种自信从何而来？
沈从文对“美和温暖”有特别的渴望
读+：鲁迅在日本看到杀中国人的幻灯片，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沈从文在湘西至少看过几百次处决和酷刑，这对他的性格、气质和思维又有什么影响？
张新颖：沈从文故乡异常美丽而幽静的自然环境之中，极其平常地上演着极端暴虐的人类行为，那个“最美的小城”，曾经被血染红过一次又一次。《从文自传》里写得那样淡定，多少有些故意为之。他这个“乡下人”是要写给“城里人”看，你们碰到一次杀人就一惊一乍的，看看我们那里！ 但实际上，这种环境对他刺激很大，从好的方面说，是培养生命的坚韧，不把死当回事；从另一个方面说，是对美和温暖特别的敏感、渴望。
读+：沈从文与鲁迅，一个是“乡下人”，一个是“战士”，关系也一般；但您曾经说过，两人在思想深处是相通的，这种相通表现在哪里？ 沈从文评价鲁迅“懂世故而不学世故，不否认自己世故，却事事同世故异途”。这话是否也适用于沈从文自己？
张新颖：这两个人的性格和才华是不同类的，但是在他们的文学深处，却能够发现某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一致性。鲁迅青年时代就痛切地感受到当时的中国是“本根剥丧，神气旁皇”，那么从哪里找回“本根”呢？ 他追溯到了“古民白心”。“古民”在这个传统之前，他们的心灵还没有经过染缸的浸泡，染上乱七八糟的颜色，还是素朴纯白的。而沈从文呢，很多人以为他是“为艺术而艺术”、追求人性与纯文学的，实际上，他还是认为文学要与民族、家国联系起来，只不过不是为具体的政策、口号服务，是要超越乡愁，找回健康、朴素和真诚的东西,他心中的“边城”，不仅是地理上的“边”，而且是文化上的“边”，这就与鲁迅联系起来了。
至于说到对现实的了解，对人与人、人与事的把握，这方面他不如鲁迅。
知识分子不见得只做“弄潮儿”
读+：您2014年出版《沈从文的后半生》时，曾经说过，写他前半生的已有佳作，您自己就不再去重复了，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写了《沈从文的前半生》？
张新颖：写沈从文的后半生，我是写得比较压抑痛苦的。从空间上说，后半生其实就是北京，而且是北京的一个小房间；前半生就不一样了，从湘西到北京到上海、青岛、昆明，写来比较舒展，比较轻松愉快，这可能是我心理上要求补偿吧！
另一方面，他的前半生其实也有比较“不好看”的部分，就是后半段，从昆明到北平，这一段他比较痛苦，他想重建中国新文学，这超出了他的能力，但是又很努力去做；他最有名的小说在这之前已经发表了，这个阶段他卷入各种争论，最后发展到精神崩溃要自杀。这一阶段又很重要，是完整理解沈从文、把他前半生和后半生联系起来的一环，而且他对自己的文学观念此时有比较清晰的说明，所以不可或缺。
别人也写了这一段，但是比较简略，我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写这段，这是我写《沈从文的前半生》一个特别之处。
读+：阅读沈从文的人生，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借鉴或启发？
张新颖：最重要的借鉴，可能是要清楚认识“自我”与“时代”，如何真正去做点有意思的事情，要知道我们每天忙忙碌碌，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是无意义的。“有意思”，首先是对自己来说有意思，然后是对时代对社会有意义，良心上过得去，时间上长远一点，外在形式可能是很卑微的。
写这本书，我想写的不是沈从文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遭遇，我写的不是一代人或者是几代人的一个典型，我写的不是一个模式的故事，我写的就是这一个人。这一个人和他同代的很多人不一样，和他后代的很多人不一样，我就是要写出这个不一样。他是一个不能被放在一个共同的模式里叙述的人。不一样是因为他有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和时代的巨大潮流、压力之间形成一个关系。偏离在社会大潮之外，自己找一个角落做自己的事情，沈从文是这样的一个人。
《沈从文的后半生》封面设计，用了沈从文1957年五一节画的上海外白渡桥上的游行队伍和黄浦江里一只游离的小船的即景图，这幅图的位置关系很有意思，我把它解读成一个隐喻，隐喻他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潮流之外，找到很小很小的、特别不起眼的、你会忽略的这样的一个角落，来做自己的事情。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是不愿意待在角落里的，知识分子要做时代潮流的引领者，要做弄潮儿，如果不能，至少要跟上，不能落伍不能掉队。可是若干年之后你回过头去看，偏偏是这样和时代潮流隔着距离，在这样一个谁都不会去理睬的角落里的人，才做成了事业。为什么会这样？ 个人要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才能和时代之间形成一种有意义的关系，这个意义不仅仅是对于个人的，而且也是对于时代的。
【书摘】
沈从文的后半生是什么样的故事
文/张新颖
如果我们把沈从文后半生这么漫长时间的经历看成一个故事的话，这个故事不是一条单一的线，它是立体的。
在绝境中创造事业的故事
这本书一开头，这个人就精神崩溃、自杀，其实是有他自主选择的成分在。
一个人敢于把自己的人生走到最底部，和不敢走到这样的境地，是有差别的。差别在于，当我们本能地避开人生最绝望、最可怕的境地之后，在精神心理上，我们的人生永远会有可怕的东西躲在暗中。可他不是，他死过一次了，当他死过一次再活过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最可怕的事情已经经历过。避开可怕的绝境一直在活着的人，那个活着的状态，有一种可能是苟活，是在不死不活的状态，而他死过了一次再活过来，那真的是活了，而且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他再死一次，如果他自己想活的话。在后来的岁月里，比如说在“文革”当中，沈从文的遭遇要惨多了，但是他再也没有像1949年那样精神纠结反复，以致崩溃。
所以这样从死去一次再开始活过来的后半生，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起点，糟糕到底的起点，却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起点。我们一般人不会有这样一个最低的起点，可就是这样的一个起点，才奠定了以后的路是往上走的路。
沈从文自杀，是因为他的文学事业不能继续了，他是把生命和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要活下去，就还得有事业。这个地方就显出这个人特殊的本事，他能在绝境中创造事业，文学不行了，就另辟新路。我们都知道他转身投入了文物研究的事业，并且在这个转过来的领域里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其实往前、往后想想，这也不是他唯一一次面临绝境，只不过这一次非常惨烈。他年轻的时候从湘西的部队跑到北京，生活没有着落，考大学考不上，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但硬是从这样一个低的起点，从无到有，一点一点闯出来，成就了文学上的事业。往后看，比如说“文革”当中，他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好不容易改行创造的第二份事业，就是文物研究，又到了绝境。没有任何的书，任何的资料，怎么做研究？而且身体的状况特别差。又一次到了人生底部，能不能干点可以干的？ 所以他再做改行的打算和实验，认真尝试旧体诗的写作。他有一个从绝境当中创造事业的特别性格。
自我拯救的故事
到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的境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他在美国做了二十几场演讲，演讲的内容一是讲文学，二是讲文物。他也知道，来听他演讲的人更希望听到的是他在1949年以后的遭遇，可是沈从文就不讲。
他是不是过于谨慎？ 我前面说过，他死都死过了，还会害怕什么？ 他有他自己主动创造的身份，这个身份要比受害者的身份更有意义，对他也更重要。他讲了这么一段话，特别朴素特别诚恳。他说：“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快乐地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他说的是“一个健康的选择”和顽强坚持的工作，这个选择和工作让他超越了单纯受害者的身份。
很多人会突出自己受害者的身份。这是人之常情，容易理解；但事情的另一面是，这样一来，不管是在意识里面还是在无意识里面，等于承认了时代强加给个人的被动的身份，也等于变相地承认了时代的力量。在一个变化非常大的时期，一个人除了是一个受害者，还有没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超越受害者这样一个被动的身份，自己来完成另外一个身份？
创造力的故事
沈从文这一个人，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软弱、非常普通，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充满着创造的能量。
这个创造力的表现，很重要的一条是，他做的事情是没人做的。他做文物研究，文物研究在他半路改行过来之前早就有很长的历史了，可是为什么他做的事情是别人没有做的呢？《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为什么会是奠基性的著作呢？ 不仅仅是服饰，他文物研究的“杂货铺”里面，有那么多的东西，都是别人不研究的。他的研究活动不是循规蹈矩的，有他自己的创造性在里面。
1953年，历史博物馆开了一个反对浪费的展览，展品就是沈从文给历史博物馆买的各种各样的“废品”，比如说，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学的著作，内中有图像，这是敦煌唐代望云气卷子的明代抄本；再比如，一整匹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宋体字，大串枝的花纹，和传世宋代范淳仁诰赦相近。历史博物馆还有意安排沈从文陪同讲解。
这个故事，我想至少可以读出三重意思来。第一，可以读出来的是沈从文的现实处境、政治处境很糟糕，他们竟然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侮辱他；第二，除了现实的政治压力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学术同行的压力。他们觉得你是外行，不懂，让你买文物，结果你买来的是“废品”。第三，就是沈从文的眼光和别人不一样。他要的东西是别人眼里的破烂儿，他能见别人之未见，看出破烂儿的价值。
爱的故事
沈从文很早的时候曾经说到，看到一个小银匠打银锁银鱼，一边流眼泪一边敲击花纹，制作者的情绪和生命会不知不觉地带到他手里做的这个活里面。看到一只豆彩碗，那么美秀、温雅，他会想到制器彩绘的人，在做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生活当中会有怎么样的挣扎，有怎样的喜怒哀乐，他会从物质的形式上体会一种被压抑的无比柔情的转化。
沈从文关心的文物有一个特点，大多不是我们一说到文物就会想到的东西，而是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应用的、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是普通人在漫长的历史里面，用劳动和智慧创造出来的东西。长期以来正统的文物界看不上眼，他却很有感情。这个感情其实沟通了他前半生的文学创作和后半生的文物研究。他前半生的文学创作关心的是什么？士兵、农民，甚至妓女，这样一些普通人的生活，他对他们有感情，他爱他们，他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人类生活的庄严和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其实是由这些人一代一代延续下去的。到了他的后半生，他真的在做历史研究了，就自然而然地把这种对历史的感受融进研究里面。
沈从文凭借自己生命的经验、体悟和真切的感情，追问什么是“真的历史”，“一本历史书除了告诉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在文学写作中，沈从文把满腔的文学热情投射到了绵延如长河的普通人的生死哀乐上；1949年正式开始的杂文物研究，已经是非常自觉地把产生物质文化的劳动者群体的大量创造物，置于他研究核心的位置。
沈从文的一生当中有两条河，一条就是汪曾祺所说的，他家乡的那条河，流过他全部的作品；还有一条河，这条河比他家乡的那条河还要长，还要宽，这就是他倾心的历史文化的长河，流过他整个后半生。他爱这条长河。
时间胜利的故事
最后我想讲，这还是一个时间的故事。
1949年，他跟丁玲写信说，我也不要写作了，反正写作有很多年轻人，我要做的是工艺美术史的研究，给下一代留个礼物吧。他对自己要做的事情有这样强烈的自信，要留给下一代。
在此之前，沈从文用差不多的方式表达过这样的对自己文学的强烈信心。1948年，他十几岁的儿子读《湘行散记》，他跟儿子说，你看这些文章很年轻，等到你长大的时候，这些文章还很年轻。
1949年他自杀以前留绝笔，写了两章自传，要把自己是一个什么人交代清楚。这两章自传里面有一章叫《一个人的自白》，第一段有这么句话:“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那是什么样的时候啊，他还想到将来会有那么一天，“和他的全部作品同置”。
1975年，整日埋首于杂文物研究里的沈从文，从残存未毁的手稿中发现《一个人的自白》第一页，他郑重托付给忘年交、后半生最信任的王予予，说：“这个放在你处。将来收到我全集里。”王予予在衣箱里做了个夹板层，把这页手稿藏在里面。
时间绵延不绝，个体生命从头到尾，在时间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但是，一个伟大的个体，却能开通自己生命的头和尾，向前和向后延伸，他把自己的一切安排，托付给在他之后的未来时间。
本文为《沈从文的后半生》附录的张新颖演讲稿，标题为编者所加，并有删改
晚期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阿多诺研究贝多芬的晚期作品，说过一句话：“在艺术史上，晚期作品都是些大灾变。”
所谓灾变，说通俗点儿，就是在这些作品里已看不到大家熟知的风格和逻辑。晚年的贝多芬犹豫、多疑、纠缠、撕扯，总之不是原来的那个狂怒着“起来罢!应当生活!是的，要是你们非死不可，也得站起来死”的简单的、激情的、澄澈的贝多芬。这对听惯了他作品的人来说，是个听觉灾难。
人到晚年，多半如此，充满了自我矛盾、否定和不妥协的固执。另一位哲学家萨义德是狂热的音乐发烧友，看到阿多诺这话，喜欢得不得了，推而广之，涵盖绘画、电影、文学等等门类，当作常态，他称之为“晚期风格”：“不是作为和谐与解决的晚期，而是作为不妥协、艰难和无法解决之矛盾的晚期。”
从《陈寅恪的最后20年》到一系列人的最后若干年，再到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大家为什么对晚期感兴趣，其实是对从时间上来说处于人生的晚期，从风格来说却处于最颠覆和最不可理解的晚期感兴趣。
晚期是一位老人的孤独前行，丢掉过去的荣誉和包袱，这不是被人喝彩的旅程，也不是被人倾听的时刻，这是“眼盲、耳聋”，在一团漆黑中摸索的历程，所给予自己勇气的，只有自我的思考和追问。而我们看他，是看他挣扎、痛苦，看他可以多维度地被解释。
阿多诺用“反总体性”，萨义德用“反本质”来说明“晚期”的内涵，这话该怎么理解，见仁见智。沈从文的内涵是“有一个很强大的‘自我’，知道如何判断自身与周遭的关系。”
自我就是孤独。这让我想起爱因斯坦的话：“我生活在孤寂之中，这在青年时代是痛苦的，但在成年之后却是梦寐难求的。”
文/周劼
閱讀更多 讀加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