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之內，特朗普做出的兩個決定，使他陷入棘手的麻煩。
一個決定是解除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的職務。
結果科米拿出一份可能導致特朗普因“妨礙司法公正”而被彈劾的二人談話備忘錄，並於6月8日在參議院作證。
另一個決定是美國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
特朗普雖然在大選中獲勝，但是他所獲得的近6000萬張選票，實際只佔美國2.5億成年人口的五分之一強、2億註冊選民的不到三分之一，在1.2億投票選民中也只佔47%。按照絕對票數統計，特朗普在大選中的得票比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還少三十多萬票。但是因為特朗普獲得的選舉人團票多，因而當選總統。
而且，上任幾個月後，特朗普作為美國總統，似乎越來越難以代表美國了。
即使不是特朗普，換任何一位美國總統，從常規體制來看，他（或她）都會面臨至少三重製約。
文|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薛穎
1
“三權分立”
首先是“三權分立”制約。
總統只有行政決策權，立法權在國會，而司法權在最高法院及國會隨時制定與設立的下級法院。“三權分立”的制約在特朗普上任的幾個月裡時有顯現。
目前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共和黨均佔多數席位。在眾議院，共和黨佔238席，超過民主黨的193席。參議院共和黨52席，超過民主黨的48席。
但是，特朗普並非建制派出身，與國會里的共和黨建制派在很多領域存在分歧。
因此，共和黨在國會佔據多數席位並不等於特朗普的主張能夠很容易在國會通過。特朗普政府推出的預算等提案若想在國會獲得通過，將不得不向建制派妥協。
2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對特朗普行使總統權力效力也有制約。
美國是聯邦制國家，各個州的權利很大。除不擁有外交、軍事、造幣、移民等權力外，州幾乎是一個“小國”——有本州自己的法律、稅收、警察、教育、選舉制度等。
根據美國憲法規定，州政府不是聯邦政府的下屬機構，州政府是各州通過選民選舉產生的。儘管當聯邦憲法或聯邦法律與州憲法或州法律相牴觸時，州憲法和州法律必須服從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但總體來講，各州享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權，沒有服從聯邦政府的責任。
於是，在特朗普宣佈退出《巴黎協定》之後，出現了有趣而令人震憾的一幕：
到目前為止，至少已有9位州長、145位郡執行官員和市長站出來表示，不管特朗普做出什麼決定，這些州、郡和市仍將履行《巴黎協定》承諾。
他們在與包括臉書、微軟、谷歌、特斯拉、耐克等知名公司在內的1141家企業和投資機構負責人、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等一流高校在內的218所高校校長和19個州檢察長聯合簽署的《致國際社會與巴黎協定相關各方的公開信》中如是說：
“我們第一次聯合起來宣佈，我們將繼續支持巴黎協定要求的有關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特朗普政府的決定削弱了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支柱，破壞了全世界防止最危險、代價極大的氣候變化的能力。重要的是，其與美國正在發生的情況並不相符。在美國，近年來地方和州政府與企業界一道，為溫室氣體排放的大幅減少承擔了主要責任。這些群體未來將繼續加倍努力、加速推進，不論華盛頓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在華盛頓領導力缺失的情況下，代表相當規模經濟比重的各州、市、大學、企業和投資者，將追求雄心勃勃的氣候治理目標，共同努力採取有力行動，確保美國保持減排領域的全球領袖地位。”
公開信最後還寫道：“全世界有必要知道，在美國，提供恪守巴黎協定承諾領導作用的角色是在市政府、州議會、大學和企業。我們將一道積極參加國際社會行動，將氣候變化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加速向清潔能源經濟過度，使我們的安全、繁榮和健康受益。”
輿論一片譁然。在退出《巴黎協定》的問題上，特朗普顯然難以代表美國的廣泛民意，甚至不能代表他所聲稱的“匹茲堡市民”。
3
“深層政府”
對特朗普執政效力加以制約的還有“深層政府”。
特朗普當選後，“深層政府”（deep state）一詞開始在美國政治分析著述和媒體報道中頻頻出現。這個詞雖然早就存在，其來歷可以追溯到冷戰時期，而且時不時被搬出來形容暗中影響美國政策的勢力，但是特朗普當選後，“深層政府”的作用在人們的心目中有所變化。
2014年前共和黨眾議員助理麥克·洛夫格蘭曾闡述“深層政府”的定義——是美國的權力結構中存在一個由職業治理階層組成的“隱形政府”。這個“政府”中的主要人員既包括職業政府僱員、國會議員，也包括金融界和產業界的精英。他們才是國家大政方針的真正制定者，而且他們不會盲從於當選政權的指令。
特朗普當選後，“深層政府”這個原本帶有一定“陰謀”色彩的貶義詞變得中性了。
因為以前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執政，都是建制派當權，“深層政府”與當選政權之間的鬥爭屬於建制派內部鬥爭，“深層政府”與當選政權意志不符的行為被認為是對當選政權的干擾。
但是特朗普憑藉非建制派身份當選，政治履歷空白，人們對其治理能力的擔憂轉變為對“深層政府”的潛在依賴。一些人甚至相信，由於有“深層政府”存在，特朗普再“不靠譜”，美國也不會出大問題。
從特朗普執政幾個月來的情形看，“深層政府”對其制約作用比較明顯。
美國主流媒體一直和特朗普過不去——從競選階段到上臺後。5月中旬，《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主流媒體著力炒作的一件事是，5月10日特朗普在總統辦公室接見俄羅斯官員時洩露了與打擊“伊斯蘭國”有關的高度機密，導致提供這一信息的海外線人陷入危險境地。
那麼，到底是誰向媒體透露了特朗普與俄羅斯官員談話的內容？
透露情況的人必然來自政府內部的知情人士，甚至可能來自白宮內部。而且，透露情況的人清楚地知道談話內容中到底哪些屬於機密，哪些不屬於機密。儘管白宮對洩密進行了否認，但特朗普的執政能力、與俄羅斯的關係等等都在人們心中形成更大疑問。直到後來被解僱的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拿出對特朗普更不利的證據——一份有可能導致其因干預司法公正被彈劾的兩人談話備忘錄，主流媒體的注意力才從洩密事件上轉移到科米作證上。
實際上，特朗普對“深層政府”的存在和可能給他帶來的危害非常清楚。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白宮首席戰略師班農曾就“深層政府”問題跟特朗普談了很長時間，認為“深層政府”是對其總統權力的直接威脅。由於不信任這個默默運作、他難以操控的“深層政府”，特朗普喜歡聽從女兒、女婿等家人的意見，喜歡“小圈子決策”。
然而，這個“深層政府”似乎難以放過特朗普的任何短處，並不斷通過主流媒體曝光其各種“過失”。
4
特朗普能代表誰？
2016年的美國大選，深刻揭露了美國社會分裂的嚴酷現象。
有人說，在美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白人與非白人人口比例逐步逆轉的情況下，特朗普現象為“老白窮”等不滿階層打開了發洩的渠道。
但是特朗普的所做所為證明，他並不代表那些窮“老白”。
比如，他選擇為其效力的班底成員中富翁雲集。這樣的人事安排決定，特朗普政府的屁股坐到了有錢人的一邊。有媒體統計，特朗普內閣的資產淨值超出了1/3美國人（約1億人口）的總財富。他的團隊大約有300億美元的總財富，其中包括六位億萬富翁，特別顧問卡爾·伊坎（Carl Icahn）是最富有的，有200億美元的淨資產。
再如，特朗普一上臺就急著廢除有所謂“劫富濟貧”之稱的奧巴馬醫改，重新審核監管大銀行的多德-弗蘭克法案，為金融業“鬆綁”，這些都足以說明其立場。
2011年，美國爆發了“佔領華爾街”運動。根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的一項研究，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的年收入是其餘99%人口平均收入的25倍多。而福布斯雜誌網站的數據顯示，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人均擁有840萬美元的淨身家，是其餘99%美國人人均財富的70倍。這1%的最富有人口占有美國全部財富的42%。
貧富鴻溝的背後是巨大的社會不平等。而在整個社會光譜之中，億萬富翁特朗普是屬於那富有的1%，儘管那富有的1%人口並不完全支持他，因為他們之中還有不少人支持建制派，或者對他的某些主張不滿。
有人指出，“即使特朗普明天辭職，特朗普現象仍將存在下去。”特朗普上臺後，美國貧富分化現象並沒有出現扭轉跡象，而特朗普執政卻受到重重阻礙。不提特朗普政府眼前可能面臨的官司，即便特朗普順利完成4年任期，其所取得的成就也必定與其競選承諾相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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