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意義]為了回應政府信息公開所面臨的困境, 需要對政府信息公開領域的研究成果展開一次全面評估與反思, 以推動未來研究發展, 為實踐提供可行方案。[方法/過程]本文采用系統性文獻分析法, 首次對國內2007-2017年間公開發表的423篇文獻進行了編碼和梳理, 提煉出了由使用者、信息公開方式、環境因素、使用類型、技術標準、效應和評估共7個部分組成的國內政府信息公開研究主題框架;歸納總結了該研究領域現有的理論、模型與不足, 回應了國內研究的分歧。[結果/結論]研究發現, 雖然文獻數量增長較快, 但存在實證方法運用不足、研究內容重複化、理論建設滯後等問題。基於此, 提出均衡主題發展、總結中國經驗等建議, 並立足“供給--需求”視角, 建構了未來可能的研究框架。
政府信息是行政權力運行的載體, 政府信息公開則是政府工作全領域、全口徑、全流程的外化表現。政府信息公開的發展, 能夠促進政府施政理念、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 也是推動現代化政府建設、強化公共問責和實現績效改進的重要手段。自2007年國務院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以來 (以下簡稱《條例》) , 基本形成了涵蓋省、市、縣、鄉四級七類的政府信息公開的目錄體系。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為推進政府信息公開做出了諸多努力, 如加強制度建設, 出臺實施辦法, 重視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但我國政府信息公開的狀況仍不容樂觀,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撰寫的《中國政府透明度指數報告》指出, 2016年全國有六成縣級政府信息公開評分不合格;Open Data Barometer發佈的2016年全球政府透明度排名顯示, 我國政府透明度水平較低, 排名僅為第71名。通過國內外的研究報告, 不難發現一個“悖論”, 即自2007年《條例》頒佈至今, 中央政府在不斷推進政府信息公開建設, 而政府信息公開的水平卻沒有顯著提升。面對這一問題, 現有研究雖然進行了多方面討論但始終未能給出有力回應, 研究成果呈現碎片化、重複化趨勢, 因而亟需對已發表文獻中的觀點、結論進行歸納、整合, 以建立研究框架, 統一研究問題和研究方向。而此前所發表的數篇敘述性綜述, 由於研究方法的限制, 主要是對整體現狀進行白描, 缺乏對研究主題框架的系統梳理和分析。基於此, 恰逢《條例》通過的10週年, 為了回應現實困境、滿足科學求知需要, 本文圍繞“政府信息公開的研究主題有哪些?常用的理論、模型是什麼?有哪些研究不足?未來研究的方向是什麼?”等問題, 運用系統性文獻綜述法對國內公開發表的學術文獻進行理清、歸納與分析。
1、研究設計
1.1 研究方法
文獻綜述是一個研究領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對以往研究的整合和反思, 併為知識進步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要完成一篇高質量的文獻綜述需要在樣本選擇與分析中使用結構化方法。系統性綜述是一種對原始研究結果進行科學客觀、系統整合的研究方法, 具有完整、透明和可重複性的特點, 被學界公認為是實現結構化文獻分析的最佳途徑。從方法學上比較, 系統綜述與傳統文獻綜述在綜述過程、數據來源、文獻篩選等方面具有很大差異。系統性綜述具有明確納入和排除標準, 研究過程和結果可複製, 避免研究者主觀選擇帶來的研究偏誤。參考已有研究的操作步驟, 本文確定如下研究步驟:1) 定義檢索詞;2) 選擇數據庫;3) 文獻檢索;4) 對檢索結果進行篩選;5) 逐篇閱讀, 提取信息, 排除不相干文獻;6) 整合、分析所抽取的信息, 撰寫報告。
1.2 研究樣本
為了涵蓋最廣泛的相關出版物, 我們確定了檢索研究文獻的三大數據庫:中國知網、維普中文期刊服務平臺、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臺。在確定檢索詞上, 遵循以下步驟進行:1) 根據閱讀文獻的經驗擬定一個檢索詞集;2) 發給該領域的3名專家與2名博士生進行打分評價;3) 根據打分評價信息修改檢索詞集;4) 進行預檢索, 對比不同檢索詞組合的檢索數量;5) 選擇檢索到的論文數量最多的檢索詞組合, 為最終檢索詞。本文最終確定的檢索詞有:政府信息公開、政府信息透明、政府信息索取、政府信息發佈、公開政府信息、透明政府、政務信息公開、政務信息共享、政務信息透明。所有檢索詞都使用“OR”布爾運算符進行組合。使用上述方法獲得的檢索結果仍然存在與我們研究問題無關的信息, 所以, 必須進行人工篩選, 只保留與我們研究問題相關的檢索結果。因此, 對納入標準做了以下定義:文獻研究的對象和主題是政府信息公開。並對符合以下標準的文獻進行排除, 第一, 研究只提及了檢索詞, 但研究內容與政府信息公開無關;第二, 研究關注的是與企業、商業有關的信息公開。基於三大數據庫的文獻初次檢索獲得14 559篇來自學術期刊的論文 (截至2017年8月1日) , 刪除重複文獻後, 將檢索到5 102篇文獻納入評估程序, 通過閱讀題目、摘要後, 留下1 148篇出版物進入下一階段的篩選。最後, 經過全文閱讀, 排除與本次研究無關的文獻, 最終獲得2007-2017年間公開發表的423篇研究文獻 (見圖1) 。
圖1 文獻檢索、納入、排除流程圖
1.3 研究編碼
通過對納入的423篇文獻進行內容分析, 以實現對整個數據集系統、全面的總結。下一步, 需要建立編碼表, 已實現對文獻的深入分析。筆者受到拉斯韋爾提出的“5W”模型的啟發, 根據“誰使用、通過什麼渠道使用、如何使用、產生什麼效果以及有什麼因素影響”等問題設置了編碼類目, 指導編碼工作。編碼的信度影響著研究的品質, 為了保證高水準的信度, 研究採用獨立編碼方式, 即兩名作者分別對423篇文獻進行編碼。經過近3個月的逐篇閱讀, 編碼工作結束, 參照編碼信度公式進行信度檢驗, 計算得出編碼信度為90.7%, 並對編碼內容中不一致的地方, 進行討論, 達成共識, 形成了最終的編碼結果。
2、研究發現
2.1 政府信息公開的發展階段
我國政府信息公開的發展主要分為“重點推進”階段和“全面公開”階段:在“重點推進” (2007-2013年) 階段中, 隨著《條例》的正式實施, 政務公開與電子政務開始逐漸結合, 政務公開的內容從辦事信息拓展到行政的全過程, 政府信息公開邁入發展的快車道。學界對此也展開了積極討論, 相關研究不斷湧現, 文獻數量快速增長, 具體到本文納入分析的樣本中有301篇 (佔比71.2%) 集中在該階段發表。在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上明確提出“決策公開、執行公開、管理公開、服務公開和結果公開”後, 我國政府信息公開進入了“全面公開”階段 (2014-2017年) , 公開的內容更加廣泛, 逐漸發展為全過程、全方位的全領域公開, 與此同時, 在學界的高度關注下, 研究成果數量在2014年達到高峰。雖然政府信息公開的實踐工作正在穩步推進、國家政策與指導意見也陸續出臺, 但整體研究推進較慢, 其原因有可能是受到研究內容單一、研究視野狹窄以及理論開發滯後等影響。
2.2 研究主題框架
對編碼內容進行整合後, 繪製出了國內政府信息公開研究領域的首個主題框架圖 (見圖2) , 由使用者、信息公開方式、環境因素、使用類型、技術標準、效應和評估共7部分組成。
圖2 國內政府信息公開研究主題框架
2.2.1 使用者
立足於對政府公開信息使用維度 (公共利益/私人利益) 的劃分, 筆者將信息使用者歸納為公民、NGO、企業、媒體以及研究機構。現有研究多從使用者的類型或供給—使用互動層面入手, 展開討論, 例如為了解不同特徵的人們對政府信息公開的響應程度, 段堯清等通過全國性調查, 收集數據發現, 人們對政府信息公開的知曉度很高, 但在獲取信息方面受文化、地域影響較大, 基層缺少信息公開的網絡平臺。政府是信息公開最主要的源頭, 公眾則是政府信息公開最主要的使用者, 基於二者能動性差異, 肖博等將政府信息公開模式分為主體互動情境的信息交流模式、政府主導情境的信息傳播模式、公眾主導情境的信息查詢模式和公開停滯情境的信息推薦模式。相較西方研究而言, 當下研究所關注的使用者類型較為有限, 學界需要進一步挖掘政府信息公開潛在的利益相關者進行討論。
2.2.2 信息公開方式
2.2.3 環境因素
波蘭尼指出人類行為不單單是由理性計算所支配, 而是會受到所“嵌入”社會環境的影響。同樣, 政府選擇信息公開的方式, 也會受到組織制度、基礎設施、政策法律、社會文化等因素的影響。由於當下政府信息公開制度與檔案保管規則、個人信息保護之間存在適用競合問題, 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政府信息公開的方式和力度。而司法對知情權保障不足、官員保密思維的傳統, 構成了制約政府信息公開的外部環境。一些經驗研究發現,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城市規模、基礎設施、上級壓力、法制化進程等因素會對政府信息公開方式發生影響。因此, 不能簡單的將政府信息公開視為技術問題, 學者芳汀直言信息技術的“隨插即用” (Plug-and-Play) , 不會帶來預期的效果, 必須要觸動那些更深層面的結構和程序。政府信息公開方式受制環境因素, 除了依靠ICT的優勢, 還需要藉助並變革一些環境因素, 產生“共變”效應, 才能實現預期目標。
2.2.4 使用類型
由於公共利益是決定政府信息是否公開的關鍵點, 因此筆者從“公共利益”角度出發, 通過對現有研究文獻內容的歸納, 將使用類型劃分為4類:信息查閱、行政問責、危機應對和決策參與。信息查閱是對公開信息最基礎的使用, 而行政問責、危機應對和決策參與是信息公開的核心價值所在。學界對這四類信息使用的影響因素進行了一些經驗研究, 如李學、硃紅燦等發現信息查閱受公眾的認知度、滿意度影響較大;馬亮通過對中國120個抽樣城市的經驗數據, 證實了政府信息公開會對政府廉潔產生積極影響;賴詩攀發現, 地方政府危機信息的公開程度受到政府響應程度、危機事件級別、政府層級、地方政府既有透明度的影響, 問責和慣性是地方政府危機信息公開與否的主要激勵來源;王益民等使用結構方程模型對政府信息公開的方式和內容對公眾參與的影響進行了檢驗, 證實了政府信息公開能有效地促進公眾參與。由於文獻分析樣本中的經驗研究幾乎沒有探討變量間的因果機制, 只是對變量的相關性進行了檢驗, 結論的穩定性可能會受分析樣本的規模、跨文化等因素的影響, 產生反轉, 如馬亮等基於歐洲數據研究發現政府網站信息公開程度與公眾參與水平呈現負相關。因此, 未來研究需要對因果機制進行更多地關注與討論。
2.2.5 技術標準
儘管政府信息公開的舉措眾多, 但仍存在許多阻礙, 阻止它們發揮全部潛力。研究指出當下面臨最主要的挑戰來自於技術標準上的障礙, 包括:政府信息公開所需要的支撐平臺建設、政府信息公開標準與原則的落實、政府信息公開的目錄範圍等等。這些障礙將導致公眾很難找到所需要的政府信息, 即使找到了也是需要付出大量努力才能使用併發揮價值的“信息孤島”。根據《條例》中規定, 政府應當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則, 及時、準確的公開政府信息。而在實際政府信息公開工作中, 也逐漸暴露出及時性不夠、全面性缺失、準確性不足、便捷性受阻、安全性低等問題。以政府網站為例, 作為政府信息公開的主要窗口, 政府網站一旦被不法分子入侵將造成政府形象受損、信息發佈首先、重要數據丟失等嚴重後果。由於信息技術與標準涉及政府信息公開的採集、加工、處理、傳輸、存儲和利用等問題, 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效果。提高政府信息公開的技術能力、確保政府信息公開的標準落實, 才能更好為公眾帶來及時、準確、便捷的信息公開服務。
2.2.6 效應
《條例》明確指出, 政府信息公開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促進依法行政, 充分發揮信息對群眾生產、生活和經濟活動的服務作用”。可見政府信息公開是落實公民知情權和獲取信息權的渠道, 也是政府與公民順暢溝通的橋樑, 為政府其他工作的順利進行, 有效避免矛盾提供平臺和基礎。政府信息公開提升了政府的透明度與公眾的參與度, 隨著透明度的增加可以約束官僚組織自由裁量權、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改進機關作風, 實現抑制腐敗, 提升政府公信力。另一方面, 通過政府公開的信息, 可以促進利益相關者進行創新, 創造新的服務, 刺激經濟發展。但是, 這些效應的實現卻遇到了一些困境, 如重視法律建設忽視行政現實, 導致制度建設不足與專門組織體系的缺失, 這對政府信息公開工作的質量和效率產生了嚴重影響;再者《條例》的法律規定, 不足於涵蓋行政過程中官僚組織和行政相對人的實際行為, 單靠法令本身, 難以實現上述效應。因此, 未來研究需要深入行政管理經驗現實的真實世界, 建立效應實現與制度基礎、組織體系的關聯研究。
2.2.7 評估
在評估政府信息公開方面, 國內學界研究大體從滿意度、透明度和參與度3個方面進行評價。滿意度, 即指公眾對政府公開的信息是否能實現自身目的的滿意程度。這方面學界討論的最多, 如段堯清實證了感知價值、預期以及政府形象會對公眾滿意度產生積極影響。硃紅燦等以經典顧客滿意度指數模型為理論基礎, 選擇政府形象、公眾期望、信息質量、信息服務、感知易獲取、感知質量、公眾滿意、公眾信任共8個變量建構了政府信息公開公眾滿意度模型。壽志勤等則提出政府信息公開服務平臺性能、信息公開制度保障、信息內容品質、依申請公開服務、公眾期望是影響公眾滿意度的主要因素。透明度, 是指政府信息公開的程度。王芳等建構了政府網站信息公開評價指標體系, 評價指標包括公開內容、公開方式、監督保障、信息安全、信息組織、信息表達方式、互動交流等7個維度。參與度是衡量政府信息公開效果的一個重要指標。例如有研究對中國338個城市的電子參與情況進行了調查評估, 發現338個城市在醫療、環保、交通、教育和住房等領域的電子參與主要處於電子信息階段和電子諮詢階段, 處於電子決策階段的則非常少。很多公開徵求意見草案的公眾參與程度並不高, 甚至無人發表意見。
2.3 研究理論與模型
鑑於國內研究還未對該領域涉及的理論與模型進行系統性總結, 因此這部分致力於回答“政府信息公開研究涉及哪些理論和模型”, 並回應當下國內研究中出現的分歧, 即該領域所涉及的學科是否豐富。有研究指出國內政府信息公開研究視角狹窄, 未藉助經濟學展開研究;也有研究提出國內該領域研究涉及的學科豐富, 經濟學是主要的理論來源。藉助系統性文獻綜述法, 筆者對423篇文獻進行了逐篇閱讀, 從中提取出了34種理論/模型 (見表1) , 發現該領域涉及的學科豐富, 所運用的理論/模型主要來自管理學、經濟學和信息系統領域。例如, 王洪濤等使用政策擴散理論對中國31個省級政府和49個較大城市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擴散進程展開研究, 發現地方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擴散曲線隨時間推移呈S型, 制度擴散受到鄰近效應、垂直影響和層級效應等因素的影響。崔露方等運用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同級政府信息公開博弈的行為規律, 分析同級政府間信息公開的均衡策略, 指出需要降低同級政府間信息公開的成本, 調控同級政府採取信息不公開策略時的懲罰力度, 強化上級政府的激勵引導作用等建議。邵偉波等利用KANO模型對政府信息公開內容、方式的公眾需求層次進行了分析。國內研究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 但在理論、模型使用的過程中忽視了對假設前提、本土適用性問題的討論, 簡單的“拿來主義”將使我們忽視所運用的理論與產生它的社會歷史、知識脈絡間的聯繫, 這無疑會阻礙知識的積累與理論的創新。
表1 國內政府信息公開研究使用的理論與模型
2.4 目前研究存在的侷限性
評判一個研究領域, 大體上從理論、方法與內容3個維度展開評價。因為, 理論和方法是研究領域最重要的兩個基石, 內容則說明了該領域的現狀與發展態勢。筆者基於423篇文獻閱讀發現國內政府信息公開研究使用的理論主要來自其他學科, 缺乏理論批判與對話, 自身理論發展滯後;並且對核心概念的定義缺乏共識, 研究領域的知識建設有待系統化。
在方法上缺乏多元化, 具體而言, 有超過一半的文章是規範研究而實證研究較少;實證研究涉及的方法主要有問卷調查法、案例研究法、訪談法等。內容上呈現淺層化、重複化, 雖然該領域論文數量較多, 但由於研究缺乏建立“供給--需求”視角的統一框架以及忽視因果關係研究, 致使多數研究不過是“站在原地東張西望”。當然, 這些問題並不是國內才存在, 國外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說明這是共性問題, 更加需要我們引起關注, 加快方法的兼容、研究議程的協調、核心概念的澄清。
3、未來研究進路
政府信息公開的核心是為了實現更多的信息發現與信息利用, 以縮小信息不對稱距離。在推進政府信息公開的過程中, 不僅需要重視信息“供給側”的建設, 還需要關注供給的信息是否能滿足公眾需求以及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因此, 針對目前的研究侷限, 在理論方面, 筆者提出融合“供給--需求”, 構建政府信息公開的理論框架;在研究方法方面, 突破規範性研究侷限, 立足實證研究探尋影響政府信息公開績效的因果關係;在內容層面, 提出圍繞政府信息公開供給側和需求側展開細化的研究內容。據此, 透過理論、方法和內容三方面的思考, 提出政府信息公開領域未來的研究進路 (見圖3) 。
信息供給側是立足於信息公開生命週期, 起點是“信息創建”, 政府收集所要發佈信息的過程;接下來是“信息選擇”, 即根據信息發佈的約束條件確定要發佈的信息;“信息協調”指通過統一內容、統一標準, 避免公開的信息間產生歧義和衝突;“信息發佈”即在相關平臺或媒介上發佈信息的實際行動;“信息關聯”是對發佈的信息之間建立鏈接;信息發佈並不是政府信息公開的目的, 公眾發現並利用公開的信息才是目的。因此, 下一步是“信息發現”, 即讓公眾發現公開的信息來實現“信息利用”, 然後通過“信息發現”和“信息利用”的反饋信息進行“信息管理”, 包括更新數據庫, 修改錯誤信息, 進行內容豐富等。在建立的框架中, 筆者提出信息供給會對使用者、使用類型和使用條件產生影響。具體而言, 無論是議程設置理論、前景理論還是認知理論, 都將“信息”視為一個刺激, 信息供給始終顯性或隱性影響著受眾的“認知--行為”, 以及使用者對信息使用的類型選擇。另一方面, 不同形式、內容和質量的信息供給對信息使用條件的要求也是不同的, 既有對硬件條件的客觀要求也有對使用者自身技能的要求。因此, 筆者提出未來可對二者關係進行實證檢驗。
圖3 基於“供給--需求”視角的政府信息公開研究框架
信息需求側是根據使用者、使用類型、使用條件和使用影響之間的關係建立研究邏輯。並且結合當下國內研究, 我們發現這四者之間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假設階段, 沒有進行嚴格的實證檢驗, 因此, 需要實證研究來評估這些假設關係是否真實存在, 並實現我們對政府信息公開研究深度的推進和認識的提升:
3.1 使用者類型與使用類型之間的聯繫
Safarov指出某種類型的用戶都存在著以某種特定的方式來使用政府公開的信息與數據。例如, 我們很少知道哪些公眾在使用政府公開的信息, 但更關鍵的是我們不知道公眾對哪一種使用類型更有興趣。實證研究的缺乏, 讓這兩者之間無法建立匹配關係, 難以指導政府更有效的進行信息公開。未來研究可通過實證將使用者類型、動機與使用類型建立聯繫, 併為改善政府信息公開使用效率提供建議。
3.2 使用者類型與使用影響之間的聯繫
值得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使用者和使用影響之間的聯繫。不同的使用者會對社會、經濟和政府治理產生怎樣的影響?例如, 媒體報道政府公開的信息, 可能會影響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滿意度, 以及社會輿論的走向;企業或創業者可能會從政府公開信息中獲益, 發現新的商業機會。未來研究需要更多的實證證據來證明。
3.3 使用條件與使用類型、使用影響之間的聯繫
使用條件是指基礎設施、政策法律、數據質量、數據可及性、信息素養等, 現有文章從理論上提出它影響著公眾對公開信息使用類型的選擇。然而, 從經驗上知之甚少的是, 哪些使用條件能影響使用類型的選擇, 以及哪些條件更重要。從有關“數字鴻溝”的研究中, 我們瞭解到效果受到條件的制約。雖然學界提出政府公開信息會對透明度、參與度和創新帶來積極影響, 但是對於改善哪些使用條件會對使用影響帶來提升, 還缺乏實證支持。
3.4 使用類型與使用影響之間的聯繫
有研究指出使用類型與使用影響之間可能存在因果關係, 需要實證研究進行檢驗。在目前研究中的討論, 主要是基於問卷調查, 雖然問卷調查有許多優點, 但在確定因果關係上並不適用, 無法消除的選擇性偏誤可能會影響最終的結論。為了找出真正的因果效應, 需要精心設計實驗, 通過仔細操縱預期會產生影響的一個或兩個關鍵變量, 確定因果關係。
4、結論
本文通過2007-2017年間發表的423篇文獻進行了系統性分析, 繪製出了國內政府信息公開研究領域的首個主題框架圖;對該領域涉及的理論與模型進行總結歸納, 填補了國內研究的空白, 並回應了研究中出現的分歧;從理論、方法與內容3個維度對目前研究存在的侷限性展開分析;引入“供給--需求”視角, 構建了政府信息公開研究框架, 為後續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方向。同時, 政府信息公開研究領域走向成熟、完善還應該注意幾個問題:1) 如何均衡主題發展?Medaglia指出研究主題發展的均衡性是判斷一個研究領域是否成熟的標誌之一。現有綜述紛紛指出目前政府信息公開領域的研究主題過於狹窄, 筆者認為這是對“社會語境”、“問題領域”與“理論方位”思考不足所導致的研究主題缺乏發展張力。鑑於此, 未來研究工作需要結合社會發展背景, 確定問題來源, 有意識地對現有理論展開批判性應用和創造性破壞, 突破現有狹窄的主題空間。2) 如何總結中國經驗?任何一個學科、一個研究領域的發展, 需要不斷推進理論研究, 不斷為研究者提供新的綱領, 支持研究活動的進行。隨著瑞典議會在1766年, 通過了《出版自由法》以來, 全球已有70多個國家和地區頒佈了政府信息公開法律 (或制度) 。雖然有了法律制度層面的保障, 但不同國家所取得的效果卻是大為不同, 因此, 照搬他國成功經驗, 移植西方理論而不去討論理論存在的社會背景、政治模式, 是無法觸及理論的內在邏輯, 也無法回答中國當下所面臨的問題。這需要國內研究有意識地加強理論建設與經驗總結, 在對理論思想流派梳理的基礎上, 著重本土經驗的追問, 進行理論創立和概念發展。在探索的過程中, 中國作為一個獨特的樣本, 為學界提供了極佳的觀察對象。透過格爾茨提出的“地方性知識”, 我們有理由相信, 在中國這片土地上, 由特定歷史條件所形成的文化與亞文化群體的價值觀, 由特定的利益關係所決定的立場和視域等因素, 是我們立足於中國的現實背景, 探索中國政府信息公開經驗性知識的關鍵鑰匙。當然還需清楚地認識到, “視角的獨特性”而非“情境的獨特性”, 才是本土研究與非本土研究的真正分水嶺。
最後, 由於所有研究方法都有兩面性, 有優點也存在侷限性, 系統性綜述法也存在著一些侷限。首先, 本次研究進行的文獻搜索範圍只包括用中文撰寫的文獻, 這意味著除中文以外的其他語言撰寫的研究文獻沒有得到評估。本文所得出的結論和觀點僅僅是面向中國的研究;其次, 基於數據庫的期刊論文檢索, 無法囊括學位論文、學術著作、報告以及會議集等資料, 可能會對研究結論造成影響;最後, 本項研究在關鍵詞的選擇上可能存在不完整, 會導致研究樣本出現缺失, 影響研究品質。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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