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每日甘肅
北洋軍閥時期的各地方軍服學習日本為多，比如電視劇《少帥》裡身著奉軍軍服的張學良，去海城參觀日本關東軍“秋操”時，如果不是帽徽明顯不同，幾與日軍混淆。雖然關內的直系、皖系及其他軍閥的軍服大多為灰藍色，但樣式和標識佩掛仍然仿自日本，顯著的特徵是立領豎章。
（段祺瑞和石原菀爾）
孫中山在籌建黃埔軍校時，為了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軍隊，也為了區別舊軍閥隊伍，在軍服設計上也做出了重大調整，它是由一戰時期的英式“弗倫奇”軍便服修改而來，並以此為基礎演變成後來的“中山裝”，標誌是將立領改成翻領，將上衣四個口袋外置，同時對細節設計的理念給出了詮釋：
1、上裝的四個外置口袋代表四維：禮、義、廉、恥；這也是後來蔣介石經常掛在嘴邊的。
2、上裝前襟的五粒鈕釦和五個口袋（一個內袋）代表孫中山提倡的“五權憲法”理論，即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和監察權，事實上，後來國民政府的各“院”也是按照這個理論設置的。
（北洋軍服上裝）
3、左右兩個袖口分別有三粒鈕釦，代表著孫中山首倡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和民生；也同時意喻共和的三大理念：平等、自由和博愛。
4、上裝後背不再有開縫，代表國家和平統一之大義。
5、軍服沒有標識和軍銜，代表著革命軍的官兵平等。
6、上裝衣領為翻領但可以緊繫封閉，代表著嚴謹的治國理念。
* 用國民黨的“青天白日”帽徽取代北洋軍的五色徽。
（黃埔軍服上裝）
因此黃埔軍校的教官和學員，在軍校開學之初，一律著此灰藍色軍服，戴“童子軍”式的大簷帽（帽簷比舊式較高），曾任黃埔軍校教授部主任和教導團團長的王柏齡秉承孫中山的設計理念，成為軍服的具體定型和採購者，1938年撰文回憶了黃埔軍服的出爐過程。這個王柏齡原本是孫中山和蔣介石非常信任之人，黃埔軍校掌握實際權力的第二把手，可惜狂嫖爛賭不修私德，經常也宿廣州而不歸黃埔，蔣校長有急事都找不見人，謂難堪大用，黃埔總教官何應欽才逐漸被重用，最終成為黃埔系二號人物。
王柏齡指出，黃埔軍服在設計和製作上需要三大要素，即莊嚴正式、戰鬥便利和經濟實用，因此對於風紀扣、外袋、鈕釦數量、武裝帶、腳絆和軍服顏色都進行了細化，比如使用外袋利於戰鬥時多裝物件，用七個釦子彌補中國人比日本人個高等等，但受限於黃埔初建時的條件困難，並沒有完全落實。最終，身為“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的蔣介石、王柏齡和王登雲每人先做了一套，還是在廣州沙面的日本洋服店裡製作的，而首批軍服的絕大部分，則是由陳果夫等人按上述三人的“定款”在上海訂做的。
1926年起，黃埔軍校的軍服和附件，開始在廣州地區公開招標製作，比如當年10月6日，就在報紙上刊登啟事，計劃需求“學生灰軍服6000套、灰軍帽3000頂、草青布單軍服3000套”等，證明王柏齡試圖將黃埔軍服設計成黃綠色的想法沒能實施，一直到1931年國民黨政權穩定後，中央軍才大規模更換軍裝顏色為黃綠；到1926年末，黃埔軍校已經有了詳細規範的軍服發放及管理條例。
需要說明的是，黃埔軍服在設計和著裝之初，是沒有任何軍銜等標識的，但高級軍官的面料質量逐漸與學員不同，一直到北伐戰爭開始後，嫡系第一軍才小範圍使用軍銜臂章，並且遲至1929年才正式頒佈《陸軍常服暨禮服暫行條例》，黃埔系軍官才有了正式的軍銜和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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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初，作為國共精誠合作的產物，黃埔軍校在廣州市黃埔區長洲島建成，成了國內近代著名的一所軍事學校，培養了許多在抗日戰爭和內戰中聞名的軍事指揮官。
1924年5月5日，黃埔軍校第1期學生，正式入駐廣州長洲島；6月16日，軍校舉行隆重的開學典禮，孫中山、胡漢民以及滇桂湘軍等軍事首領都來到長洲島，出席軍校的開學典禮。
在開學典禮上，學校的教官和學生都穿上了最新式的軍裝，官兵一律戴大簷帽，帽徽是青天白日徽，藍灰色的黃埔軍服是以中山裝為基礎，再融合了諸多時代的特色元素設計而成，官兵雖都有軍職，但在服飾上卻無軍銜標識。
官兵著裝統一衣領為翻領封閉式，表示嚴謹的治國理念；上衣的4個衣袋外置，上面弧形中間突出的袋蓋，筆山形代表重文興教；背部無縫，表示國家和平統一之大義。
1938年，曾擔任國黃埔軍校教授部主任的王柏齡寫了回憶錄，詳細描述自己參與了黃埔軍服設計的情況，軍服翻領風紀釦子只有一個，取了四個外袋，五粒釦子，外皮帶，黃綠色（實際上最終為藍灰色），軍官用黃皮靴等。
最初，蔣介石、王柏齡和王登雲的三套軍服是在廣州沙面日本洋服店中訂做，而黃埔學生的制服則由陳果夫負責在上海置辦。
綜上，黃埔軍校軍服，是根據孫中山先生的要求，由當時的黃埔軍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齡負責服裝的總體設計，陳果夫負責在上海置辦，官兵穿上了有皮揹帶、挎刀、打腳絆的有別有舊軍裝的最新式服裝。
本文由“國平軍史”發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