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沒有人會料想到，當今會有如此大規模數量的中國人去往海外，學習、工作、經商投資。在伯克利，幾乎每一天都有來自中國的旅客參觀校園。他們是中國的新興中產階級，因為對於外界的好奇心和自身的財富，四處旅行，探索外部世界。”
初夏的伯克利陽光明媚，高棣民（Thomas B. Gold）眼帶笑意地說著他的觀察：“我身邊有很多這樣的中國年輕人——他們我行我素，也愛國；他們對自己的事業發展有想法，也有掌控力；他們也許有另一半，正在考慮是否要生兒育女。比起過去，中國年輕人的世界有了巨大的變化，同樣的，外部世界對於他們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高棣民（Thomas B. Gold），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教授，自1981年起在此執教。他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美國第一批公派留華學生。他也曾經作為美國國務院翻譯，在中美建交前後，見證過多箇中美歷史性場合。過去40年來，他因學術研究和工作頻繁往返中國。中國是他畢生研究的課題。
他談到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來的變化：“當然，一方面， 中國的各大城市發展得更為現代化，一切都更為便利，這是一個重要的轉變。但另一方面，更讓我震撼的，也是對於我作為一位社會學家來說很有趣的方面，是個人與集體之間關係的轉變。”
高棣民在上海留學時結交了不少朋友。“當時，我在復旦的朋友對個人生活的掌控非常有限，而現在的中國人有大量的選擇空間。這是中國發生的一個鉅變。而我認為這一點對於很多在海外的人來說，他們是意識不到的。”他說，“他們沒有意識到，中國人的個體生活發生瞭如此大的變化。”
高棣民看到了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為個體帶來的變化，這樣的變化反映在中國的年輕一代，也反映在他個人的經歷當中。走進他在伯克利的辦公室，不到十五平方米的地方，堆滿了各類書籍，其中大部分是研究中國的，還有不少是他從中國帶回來的中文書。一張黑白照片立在書架上——照片裡的青年穿戴整齊，手裡捧著一本書、握著一支筆，朝著鏡頭微笑，背景是40年前的上海外灘——這是高棣民1979年初到復旦留學時，在上海浦江攝影社拍的。
圖為高棣民在上海留學時拍的照片。
初訪中國：“當時美國人要去中國是一件困難的事”
高棣民後來陸續為很多其他的中國代表團做翻譯。他們當中有政府官員、表演藝術家和科學家。他也因此認識了很多中國人。而高棣民第一次去中國是1975年，隨美中人民友好協會訪華。“在當時，美國人要去中國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用高棣民的話來說，1978年12月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政策；二是中美髮布《中美建交聯合公報》。根據公報，中美兩國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
當時，高棣民入選美國第一批赴華公派留學生。“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抵達上海。那次會議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所以我很碰巧地在一個極佳的時機去到中國，”他說，“我們當時沒有預料到這兩件事的發生，這對我們而言完全是一個驚喜。它們塑造了我們在中國的經歷。”
中美官方教育交流的開始源自於一通電話。中美建交後，時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在凌晨三點被一通來自中國的電話叫醒，電話那頭正是時任中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他問：“卡特先生，我能不能派5000名中國學生去美國留學？”中美民間外交自此開啟。而復旦大學正是第一批參與中美交流的學校之一。
“復旦是我的‘基地’。在復旦之外，我也四處結交朋友，瞭解中國人的生活。”當時，中國的很多地區尚未向外國人開放。作為一位外國人，高棣民在中國旅行需要開具證明、手續複雜，但他還是儘可能地去了他所能去到的地方，深入中國社會，與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交談。“當時，很多中國民眾都在思考，改革開放對於他們的事業、教育、家庭和人生意味著什麼，會帶來怎樣的改變。”
中美建交初期，高棣民在中國留學時拍攝的照片
改革開放初期，高棣民在中國留學時拍攝的照片
談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是三言兩語可描述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共產黨開始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中國加大力度調整經濟結構，改革經濟和政治體制，加強對外交流。
中國的對內改革先從農村開始。山東省鄒平縣則是中國農村最早向美國學者開放的學術調查點。自1985年起，先後有87位美國學者到鄒平進行連續性、蹲點式社會研究，並陸續發表了大量文章和書籍。高棣民是當中首批前往鄒平開展研究的。
“在今天看來，當時的中國讓人完全無法辨認。”高棣民在2000年至2016年期間負責美中大學間的中文教學項目，每年數次往返於中美之間，確保項目的順利進展，也因此見證了中國多年來的發展和變化。他說，改革開放是一個“很大膽的舉動”，鄧小平是一個“非凡的人物”。
“通過試驗性舉措，總結經驗、肯定或否定。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很樂意採取試驗，這在我看來是一件很好的事。”高棣民說，“基礎設施發展、經濟建設，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改革開放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當然，高棣民也提出了他的憂慮。他在思考中國改革開放的空間還有多大、當下的經濟活力還能保持多久。
當被問到，應當如何向對中國改革開放一無所知的人介紹這一政策時，高棣民是這麼說的：“你也許對中國有所聽聞，但做好心理準備迎接驚喜。你大概認為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國家，無論你對此有著怎樣的印象，做好心理準備。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是三言兩語可以簡單描述的。你會驚訝於中國人所擁有的自由，同樣你也會驚訝於中國人生活水準、生活質量的提高。”
高棣民也談及對外開放。“從外交上來說 中國也取得了很多成就，比如一帶一路倡議。我是一位研究中國的美國人，所以當然我會常常對這一方面進行思考。”他說，“越來越多來自各個層面的人，從國家層面，到各州、再到地方政府，他們意識到若要從事國際事務，無論是政治還是商業，你必須聽取中國人的意見。你不能告訴中國人要怎麼做，然後期待他們言聽計從。中國希望在國際社會上發出聲音，這是中國應得的一席之地。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也已意識到這一點。世界已經被改變了，世界的權力制衡也已不同。中國的立場、中國的事務、中國的願景應當受到重視。”
高棣民（一排左三）在中國留學時與中國民眾合影
與中國結緣：“剛開始是一個意外”
專訪中，高棣民時常會用到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詞彙，比如“關係”、“個體戶”、“摸著石頭過河”。這些時候，他總是習慣用中文表述，以確保語言的精準度。
作為一名社會學家，發展中的中國以及她所經歷的變遷、在歷史特殊時期出現的各種社會現象，無疑為高棣民提供了豐富的學術課題和研究素材。但用高棣民的話來說，他最初與中國結緣卻並不在計劃之中。
1960年代，高棣民在大學裡上了一門關於亞洲歷史的課程，並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的教授在1930年代旅居中國，並在二戰時期又回到中國，四處旅行。在學校裡，高棣民聽這位教授講述中國，並深深為之著迷。
他所在的歐柏林學院是美國少數教授中文課程的大學之一，但學習中文在當時是一件“需要鼓起勇氣的事”。“我想學中文，但沒有人學過中文。我就跟同學打賭，一起上這門課，”他說起這段往事，並沒有剋制神情中的眉飛色舞，“從此我就愛上了這門語言。”
在此之後的數年內，隨著對中國越來越多的接觸、日漸深入的瞭解，高棣民越發意識到他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興趣及熱愛，於是就有了後來的經歷和故事。
“剛開始是一個意外，我非常幸運。”高棣民笑言，“朋友說我很有遠見，問我怎麼在當時就能預料到中國會在未來變得如此重要。這只是運氣，一切都不在計劃之中。”
還有不到一個星期，高棣民就要退休了。他說，退休後會有更多的時間，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想寫一本回憶錄，記錄他在改革開放初期在中國生活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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