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的母校牛津，一千多年前就建校了。最初，是一群基督宗教修士，來到當時荒蕪的牛津，建立一所學院（college，非修道院monastery），進行苦修。之所以選擇這個津道縱橫交錯、只適合牛群吃草的地方來定居，正是愛其潮溼逼人，寒冷難耐。如此，修士們的肉體將受盡折磨，便利其更專一地追求精神生活。鑑於“飽暖思淫慾”之俗諺，這種選擇既合邏輯也甚理智。在超塵脫俗的生活中，修士們除了種菜、修廬等力求自給自足外，每天當然是專心致意地研讀神學，探索人生哲理，鑽研物理及其他自然科學。一句話，發掘新知（push back the frontier of knowledge）。
基督宗教的其他修士群體接踵而來，建立起一座又一座的學院，讓牛津慢慢熱騰起來。名字也響亮了—它是一個有文化的地方。當時的英國，哪怕是貴族皆文盲；修士是全國最有文化的人了。王親國戚不願意兒子也文盲，就把兒子送到牛津各學院讀書、寄宿。牛津接受學生並給予教育的最早紀錄，是在1096年。到了1167年，英王亨利二世（Henry II，1133-1189）禁止英國學生前往巴黎大學求學，牛津的學生人數馬上激增，名字更為響亮。
1209年，牛津發生暴動，有些修士逃難般連群結隊東徙，終於走到一個環境酷似牛津——既潮溼又寒冷——的地方，另起爐灶，並命名為劍橋。從此，英國就有了兩所高等學府。
在此後的幾百年，基督宗教教會在演變，牛津、劍橋各學院也在演變。但萬變不離其宗，直到19世紀為止，各學院一代又一代的院士皆基督宗教教會的修士，發誓終身不娶，把全部精力用於忘我地追求學問，一生貢獻給上天與人群。這種“為人”而求知的目標，與中國兩千多年以來“學而優則仕”那種“為己”的求知目標，深遠地影響著中西文化的價值觀及其各自的發展路徑。不但如此，英國大學求知的方法是發掘新知。中國傳統文人的求知方法是研閱舊聞，職是中山先生髮出上述的哀鳴：“世界上考究萬事萬物，在中國是專靠讀書”！
黃宇和是華裔歷史學家。他在牛津的博士導師是Geoffrey Francis Hudson先生，博士畢業後，黃宇和被遴選為牛津大學聖安東尼研究院（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的研究院士（research fellow，相當於美國的博士後）。他利用三年留校教書的時間繼續修改博士論文，1976年在劍橋大學出版社付梓。兩年後，黃宇和當選英國皇家歷史學院院士；2001年、2012年分別獲選為澳大利亞國家社會科學院和國家人文科學院院士。
當前中國的大學，無論花多大氣力改革以求趕上西方的一流大學，若求知目標依然只是“為己”而不是“為人”，求知方法仍然侷限於“炒陳”而不是“創新”，則恐怕終將徒勞無功。
諺雲“溫故而知新”，其實是自欺欺人。至於引進一批又一批的國際一流大師，發表一批又一批的SCI學術論文，以期追趕牛津、劍橋、哈佛、耶魯的評價指數，如若教學無法因此而受惠，只會日趨形式化。清華的有識之士已認識到：要成為一流，必須是由清華畢業的學生能夠被國際一流的學府、企業聘用，這是唯一的指標。信焉！
要培育出世界一流的學生，大學本身必須具備世界一流的教員大軍，而不是專靠發表所謂的學術論文。怎樣才算是世界一流的教員大軍？且看教員如何教人。
牛津、劍橋的學者，不但在他們自己求知的時候注重創新，在他們教育下一代時，最高目標同樣是創新：從精神上銳其心智（sharpen one‘s mind），培養創造性的想像力，為了創新；在物質上與同學們一道發掘新知，同樣是為了創新。教育方法是言傳身教：就是在上課的時候，由一位老師單獨教導一名學生。這種教學方式名為tutorial，可謂精英教育當中的精英教育。
試想，由一位終身追求學問的學院院士，逐一指導學生閱讀，單獨地與他討論他的作業，因材施教地銳其心智，效果可知。後來由於學生人數太多，改為在上課的時候，由一位老師教導兩名學生，迄今如此。
上課時，學生必須像老師一樣，穿上黑袍，以示莊重。過去還規定，入夜後學生在大學範圍內行走，必須穿上黑袍，以別於普羅大眾。蓋牛津、劍橋，沒用高牆自封，故“大學城”內不乏芸芸大眾。黑袍促使學生的言行舉止，必須時刻保持莊重；防止惡作劇的學生假裝普羅大眾，借黑夜行兇。蓋在town and gown的身分之間，黑袍可以撥開疑雲重重。師生集體晚膳，同樣全體穿上黑袍，培養氣質莊重。
由於英國的知識精英，長期以來均來自牛津、劍橋，而這批精英又絕大部分來自貴族，加上英國的貴族在1215年已經迫使英王簽署《大憲章》（Magna Carter），奪取了參政權，並自己組成一個議政團體，是為英國國會貴族院（House of Lords）的雛形，從此牛津、劍橋又對英國政治產生無形的影響。更由於牛津、劍橋的畢業生與其老師有著密切的個人友誼，兩校的老師對英國政治可以有重大的間接影響力。
英國BBC電視臺曾拍攝過一套廣受歡迎的電視系列，名叫Yes, Minister。其中一場描述英國政府某部長，遇到非常棘手的難題無法解決。苦惱之餘，乘坐火車回到母校劍橋向其恩師請教。恩師像過去上tutorial一樣，耐心地引導他分析問題，細緻與他辯論，終於找到了問題的關鍵所在，進而得到完滿解決。其實，不能說院士比部長高明，只緣旁觀者清。
英國大學的發展
19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工業革命本身亟需大批工程師及高級管理人員。它所帶動的大量海外貿易，促使造船、運輸、金融、保險等行業蓬勃發展；轉而又需要大量的專業人員，如會計師、律師等。當然還必須擴充海軍，以保證航道暢通，及保護英商在海外的人身及財產安全。英商所到之處，總是與當地人摩擦，也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英國皇家海軍介入。征伐由此而生，日不落的大英帝國由此而建立，也由此而更加亟需大量的行政人員及專業人士，於是英國政府大力擴充高等教育。
首當其衝者，自然是牛津、劍橋。在組織上本來非常寬鬆的兩所高等學府之上，政府出資為其各自建造起一個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正規的大學架構。即在完整保留各學院的經濟、行政、聘請院士、教學等皆完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統一全校教學、考試等事宜的架構。所需費用，全部由政府撥款支持。當然也保證其錄取自主—大學不招生—有意者到各學院報考，考試及格就由有關學院錄取。沒有學院錄取的學生，不能成為大學的學生。大學當局又鼓勵同學們組織大學學生會，並由學生會組織各項全校性的活動諸如運動比賽等，藉此強調德育、智育、體育三者並重。其中國會式的辯論，對於加倍銳其心智，不容或缺。
在教學方面，各學院可以繼續進行其傳統tutorial之教學方式，由本學院院士教導本學院學生，或其他學院願意來學習某種專題的學生。大學則從各學院的院士當中，聘請博學精深，德高望重者當教授、講師，他們在原學院的院士地位不變。若大學從校外聘請教授、講師，在牛津則必需先由某學院的院士全體投票遴選其為該院院士；在劍橋則無此例。這些大學僱請的教員，就在大學新建成的大課堂授課，名為lectures。
凡是本校學生，也無論其所學專業是什麼，皆可以前往聽課。上課時，老師、學生，全部穿起黑袍，以示莊重。1968年筆者初到牛津之時，也穿起黑袍，按照大學公佈的lectures名稱，前往聽課，增廣見聞。上課期間，在不驚動其他同學們的原則下，可以自由進出。因此，若老師的課枯燥乏味，同學們可以隨時離開。當然，這種上課方式，只適用於人文、社會科學的課程；理工醫等實用課程及實驗課，同學們是不敢缺席的。
當務之急，自然是增加學生人數，以應國家亟需。但增加學生人數之前，必須增加老師的人數。為了吸引更多的頂尖畢業生留在學院服務，各學院先後取消院士終生不娶這條古老規定，容許各院士娶妻生子，但結婚後必須搬到學院以外居住。學院乃清靜地，容不得小孩喧譁。如此這般，修士就還俗了！當然學院仍然為已婚的院士在學院內保留其私人套間：包括書房、睡房、衛生間，以便他在學院內安心教書、科研、著述；只是不能帶女眷入內而已。
其次，學院的工人仍然會天天為其打掃衛生，收拾床鋪，待遇與不婚的院士一樣。同時相應地設立一套退休制度，促進新陳代謝。因而也再不管院士們的生養死葬。話雖如此，遲至1974年初，當筆者的恩師Geoffrey Francis Hudson（時已退休多年）先生逝世時，全體院士還是穿起清一色的黑袍，為他舉行喪禮。由於當時筆者已博士畢業留院，因而也穿起黑袍與其他院士一道追思，場面莊嚴肅穆之處，憾人心絃。這是眾院士集體向一位終身為了追求學問—為人、創新—而獻出一切的英魂致敬！生榮死哀，莫過於此。
同樣也是為了增加學生人數，牛津、劍橋各學院取消了另一條古老規定，該規定禁止英國國教聖公會（Church of England，簡稱Anglican Church）以外的適齡信徒入學。事緣牛津、劍橋各學院的院士，本來皆羅馬天主教教徒（Roman Catholics）。1517年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拉開序幕，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因無裔而決意離婚再娶，遭羅馬天主教教宗禁止而與教廷鬧翻，脫離天主教，另起爐灶，稱為英國國教，自任教主。又強迫牛津、劍橋各學院的院士改為信仰英國國教。更規定，只有信仰英國國教的教徒才能到牛津、劍橋讀書。這條規定，到了19世紀國家亟需人才，方予取消。
第二次世界大戰，把英國的知識精英消滅殆盡。戰後重建，人才之亟需，空前絕後。原來的大學，已經供不應求。而且，英國的領導層敏銳地意識到，戰後的世界，是靠知識精英來爭奪的世界。哪國的知識精英最茂盛、最優秀、最能創新，那國就最成功，最能影響世界。於是大力擴充高等教育，幾乎凡是稍具規模的城市，都建立大學。高等教育，不但是國家的前途，也是各市、各郡的前途。
由於英國在1950年代的建築特色是大型玻璃窗，幾乎所有新建大學都採用此建築材料，故此時期冒起來的大學，被戲稱“玻璃大學”（plain glass universities）。
鐵娘子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1980年代主政英國。她是牛津大學畢業生，本科是化學。但是牛津、劍橋教育的最高目標是銳其心智，以及培養創造性的想像力（creative thinking），無論是文科還是理科皆然。銳其心智的教育，使她敏銳地察覺到，英國各行各業都亟需大量高級管理及技術人員，以便力挽狂瀾，挽救急劇衰退的英國經濟。但霎時間，哪有龐大的資源來倍增大學的數目？創造性的想像力讓她做大膽嘗試，把所有大專院校升格為大學！這種新的辦學重點—管理、技術，直接衝擊原來的辦學理念—銳心、創新。
為了保證大學教員能順利地敏銳學生的心智，輕鬆愉快地培養創造性的想像力，他們必須有充分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無論是怎樣不經的言論、天馬行空的想法，都必須得到充分的發揮，而無慮受到懲罰。大學教員的終身聘用（tenure）制度，就是這種辦學理念的磨石。牛津、劍橋各學院的院士，本來就是生養死葬。改為退休制之後，終身聘用的詮釋就變成直到退休年齡為止。紅磚大學、玻璃大學等後起之秀，由於建校理念依然以傳統大學為指標，故仍極端重視終身聘用制度，以保障思想、言論自由。到了政府突然激增大學數目，又把辦學重點轉移到管理、技術，原來的大學如何應變？
另一方面，由於大學數目突然激增，政府財源乾枯；為了節省開支，政府下令取消終身聘用制。全賴政府撥款的大學，只好屈從。各大學為了生存，也千方百計，甚至用莫須有的罪名，辭掉高薪的教員。為了自保，大學教員從此謹言慎行。言論自由云云，馬上變成高不可攀的奢侈品。
牛津、劍橋的上層建築—即大學—也深受影響。因為這上層建築，全靠政府撥款僱請教員。政府下令取消終身聘用制，兩所大學只能屈從。但銳心、創新，是兩校一千多年來的核心價值，不容或缺。如何保存這核心價值？關鍵在於財源。
故仿效美國常春藤大學，全力籌款，向全球舊生募捐，成立基金，生息自養。兩校校長環球奔跑。各學院也積極配合，向各自的舊生募捐；不但書面求助，也動員本院學生逐一打洲際電話給舊生募捐。各學院所得，與大學合理分配。筆者衷心贊成母校的核心價值，除了三倍捐出定額以外，也捐出唯一的一瓶法國陳酒Jeroboamof 1973 Pichon Baron Longueville予母校拍賣籌款。此酒原擬留待筆者人生最重大的時刻來慶祝，但世上有何事能比捍衛銳心、創新這核心價值，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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