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得失成敗，不少都可看作為對“控制”的註釋。當我們有所欲圖，便免不了與“控制”不期而遇。控制類似權力，這裡使用前者，至少有一個考慮是為了更凸顯主體對對象的左右。雖然“控制”這個詞隱含著粗暴，為人反感，但並不能抹掉它那近乎無所不在的痕跡。
控制是社會化的結果與媒介。一個悖謬是，伴隨社會對我們的控制，我們也獲得了指向自我和外界的控制。
這一點可以由很多的理論洞見得到論證。譬如，從互動論上說，自我與社會的發展，是相互映證與培塑的；從結構論上說，人格系統與社會系統存在交流和互動；而在批判論中，壓迫、他律與反抗、自律相反相成，也可為理據。規訓的效力依賴於其對象的主動配合，權力瀰漫擴散的同時，我們加強了對自己從身到心的關注和打造。
特別在消費社會的意識形態中，人人皆可有/可欲的購買能力貌似取消了一切外在的、非自致的限制，我所買與我所是互為鏡像。但此時慾望的特性就在於它的不滿足（鮑曼語），於是，購買的行為一方面是我們在控制它物（買下與使用它）與他人（借其符號價值而得以印象整飾），一方面也表明我們被製造出來的慾望所控制。二者往往相互嵌入、彼此加強。
說了“控制”，再來看“控制感”。“控制感”一詞，以當事人為主位視角，即事態由我掌握的體驗。從控制到控制感，多加的一個“感”字，類似於自在與自為、潛在與顯在的區分麼？
堅持“物質第一性”的話，那麼控制引發控制感的因果鏈條，不言而喻。與此不同，這裡想突出的，是控制與控制感的相對獨立。原因包括：
如上所述，控制自身就包含了被控和控制的一體兩面，所以雙向的控制並不必然引發認可自我擁有權力的控制感；社會現實的建構屬性暗示了闡釋的能動力量，再是被控制的弱勢一方，也可以通過弱者的武器或對符號霸權的同謀等，來獲取控制感。可見控制感並不與控制保持完全的一致和同步，二者的罅隙中透出了生活的繁複。
如果我們把信任也看作一種控制感，一種對他人能夠滿足我之預期的控制感，那麼沿著吉登斯所說，信任對於本體性安全的意義，就體現了控制感對於個人定義和定位自我的價值。
既然控制普遍存在、控制感彌足重要，那麼其黑暗面——失控和失控感也就不容忽視，它們投下了徘徊不去的陰影。以失控來說，中觀層面的越軌（對制度化手段失控）、宏觀層面的現代鐵籠（對合理的理性化失控）、經濟動盪時期的自殺（對慾望的約束失控），都是其反映。
至於失控感，則與當下的一股心態流感——焦慮同質同構。失控感首先需要想控，欲而不得，便感到焦慮，也生出慰藉的需要，目前有關“心”的商品活躍，多少與此有關。
上文先後指出控制是主被動的辯證、控制感與控制相對獨立、並且它們的反向副本——失控和失控感也普遍存在，旨在為理解現實生活中提出一套工具。在風險社會，控制/控制感和失控/失控感不是此消彼長，而是通過“創造性地自我毀滅”機制連接了起來。它們的這種關係在微觀層次亦然。我們通過健身塑形來控制身體、心理輔導來控制心靈，獲得對自我的控制感，但愈如此，作為病態的失控可能也增大了，對於失控的恐懼感就越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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