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lens）一詞是自17世紀後期從一種呈曲面形狀的兵豆植物的拉丁文名字（lens culinaris）借用而來。在法國，鏡頭擁有另一個名字，objectif，用以象徵真理與公正。儘管自17世紀開始，objectif就用來描述如望遠鏡和顯微鏡這類科學儀器的光學玻璃，但是其最早作為一種描述攝影光學的用語則出現在儒勒·凡爾納1974年的小說《神秘島》中。在這個故事中，一群被困於南太平洋的美國人面向地平線拍下了一張照片。而其中一位漂流者赫伯特在照片底片上發現了一個斑點。當他將斑點的出現歸因於鏡頭存在的缺陷時，又發現照片的地平線處出現了一艘船。不幸的是，很快赫伯特和其他漂流者就發現這艘船是由窮兇極惡的海盜所駕駛。
人們通常認為50mm鏡頭因其與人類視覺景觀最接近，而能夠最客觀地呈現事物。精密鏡頭製造商蔡司說，50mm鏡頭“與人眼一樣”。許多藝術家都用50mm鏡頭捕捉日常的生活片段。小津安二郎的影片極其精妙地描繪了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日本的生活圖景，其拍攝幾乎全部由50mm鏡頭完成。法國人文主義攝影師亨利·卡蒂埃·佈列松也經常使用這種鏡頭。50mm鏡頭之所以大受歡迎是因為其“承諾”為拍攝者提供了相同視覺與相同觀點。
但是若要嚴苛定義“正常視覺”概念，這幾乎是鏡頭不可能做到的事，即便是50mm鏡頭相當強大的“複製”功能也對此無能為力。有關50mm最接近於人類視覺的敘述更多與鏡頭製作的早期歷史有關，其意不在表述“鏡頭與人眼之間基本光學一致性”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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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凡爾納寫道，圍繞“知覺”所進行的科學研究加深了人們對於“視覺”的嚴重懷疑。針對顏色、運動、視覺和光線等的研究調查挑戰了人們對於知覺與現實之間具備相當穩定關聯的固有信念。來自文藝復興的觀點認為，“再現”的主要形式不再與對視覺的科學理解有關。諸如印象派、立體主義和自然主義這樣的藝術運動反映了人們對於眼睛所看到的世界以及自身瞭解世界能力的不信任。社會的焦慮情緒隨著日益增長的科學實踐所蘊含的客觀性得以緩解，基於科學的專業培訓和重複實驗，人們對於習慣、技術和目之所見之事的信仰之力漸漸形成。從那時起，攝影記錄就對客觀性有著異乎尋常的追求，但是我們需要認識到客觀感知其實只是一種對於測量慣例的信仰。
大多數關於50mm接近於人眼視覺的爭論都依賴於定量測量直覺的科學傳統。一方面，50mm鏡頭復刻了人用裸眼所觀察到的視覺，其輪廓、深度和視覺的比例大致與人眼一樣大小。另一方面，50mm鏡頭所呈現的視野也大致與人眼視野相匹配。然而，鏡頭不是通過透視法或者是視角進行測量，其是基於聚焦、即鏡頭與所聚焦圖像之間的距離進行測量。
但是現實並非總是如人所願。就像凡爾納筆下的角色赫伯特對底片上的斑點感到疑惑一樣，19世紀的物理學家也很難通過確鑿的證據證明鏡頭存在缺陷的原因是什麼，以及什麼使鏡頭髮揮作用。早期的鏡頭製作是一門手工工藝，光學器件主要通過反覆試驗得出，其質量依賴於單個光學儀器的製作水平。
將人的正常視覺與鏡頭焦距進行比較的測量行為一直存在，因為其關乎與如何按照標準進行實踐生產和使用鏡頭。
攝影鏡頭的大批量和標準化生產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國光學儀器製造商卡爾·蔡司開創，其同名公司至今仍在源源不斷地製造光學儀器。蔡司公司於1846年建立，當時其只是一家小型顯微鏡公司。考慮到改進顯微鏡所涉及的物理知識是純理論式的，蔡司開始基於科學原理設計顯微鏡，將生產分解為離散的、可重複的任務，也因此成為第一家大規模生產精密鏡片的公司。除此之外，其為顯微鏡所開發出的新型光學玻璃還使得公司業務擴展到了望遠鏡、投影儀、雙筒望遠鏡和攝影鏡片上。
儘管物理學家們一直在研究關於人們如何能夠更加清晰理解鏡頭如何描繪世界的概念，但是卻是蔡司公司的廣告建立起了大眾及專業人士關於鏡頭與可靠測量之間密切聯繫的想象。蔡司公司在展覽、貿易展銷會和產品目錄中頻繁展示著其科學成果。公司投放的廣告也在不斷強調製造過程所涉及的科學原理，並仔細解釋了玻璃材料及其精製與測試過程的重要性。雖然蔡司公司的鏡片並不一定比英國和法國的同行競爭對手更加可靠，但是這些廣告成功培養起人們對於鏡頭質量標準化意味著什麼的認知。
事實證明，標準化對於好萊塢電影產業製作至關重要。愛迪生電影公司職員威廉·K·L·迪克森於1889年將35mm電影定為行業標準。隨著19世紀10年代好萊塢開始系統向一整套工作室發展，標準化對於協調工業電影生產中所涉及的多個技術角色產生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
攝影鏡頭最初是根據其可以覆蓋的照相底片大小和以英寸為單位的鏡頭寬度來進行測量。然而經過一段時間後，鏡頭則變為根據焦距進行測量。鏡頭標準之變發生在好萊塢，原因不難斷定。就固定焦距來說，確定鏡頭與圖像之間的距離比確定鏡頭寬度更為重要。鏡頭多種多樣，但需要其改變被稱之為“電影產業核心”的電影膠片兩者之間的關係。
一些依舊適用的攝影慣例就是從電影行業標準中變換產生。於1911年離開蔡司公司去了光學公司Leitz的奧斯卡·巴納克展開了對電影膠片和鏡頭的研究。巴納克想要製作出一款“小人國”大小的照相機，使其變得比當時相機更輕便，也更便於在旅行中使用。大約於1912年-1913年年間，巴納克成功將一臺儀器改造成35mm攝影機的原型，它既是萊卡始祖。最終，萊卡始祖就成為了Leica I，並在1925年面世後很快成為一款廣受歡迎的相機，受到了包括卡蒂埃·佈列松在內的專業人士和業餘愛好者的喜愛。
Leica I上配備了一個固定的、不可拆卸的50mm鏡頭，而1932年的Leica II則設計了可供更換鏡頭。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變焦鏡頭成為單反相機的標準配置，但是諸如賓得K1000和佳能AE-1這樣受歡迎的消費型相機依然在廣告宣傳中與50mm鏡頭捆綁在一起宣傳。，對於那些業餘愛好者和首次進行拍攝的攝影者來說，50mm鏡頭能夠使其在不需要掌握大量技術知識的前提下清晰捕捉生活圖景。
是什麼導致人們對於“正常”鏡頭的認知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了呢？如今，人們越來越習慣於使用數碼傳感器而非35mm膠片進行拍攝，50mm鏡頭與正常視覺之間的關係已經成為概念之物，而不是一種對於理想化物理通信行為的表達。一般來說，數碼相機上的傳感器與膠片相機的尺寸有所不同，因此其測量焦距的方式也不同。對於那種使用6cm×6cm底片的中等尺寸相機來說，如祿來福來反光照相機和哈蘇，一個80mm鏡頭則能夠提供“正常”視覺。而蘋果手機則處於另一個極端，iPhone X的後置鏡頭是一個4mm鏡頭。雖然50mm鏡頭是能夠最大程度減少視覺扭曲和提高35mm膠片電影分辨率的最佳設計，但是現代傳感器已經不再需要這種特殊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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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技術角度來看，50mm鏡頭最接近人的視覺這種看法將在膠片被數字傳感器替代的過程中漸漸拋棄。但是，圍繞50mm鏡頭所發生的軼事至今依舊鮮活，部分原因是其存在於製造鏡頭的歷史之中，也還因為其觸碰了人們對於使用技術的潛在恐懼、焦慮和想象。認為攝影儀器存在標準，並能夠被“標準”複製的觀點多少令人們長舒一口氣。
在今天，鏡頭濃縮了客觀主義與相對主義之間的鬥爭。打個比方來說，我們會將某些鏡頭稱為“批判性鏡頭”、“文化鏡頭”“政治鏡頭”和“歷史鏡頭”。我們放大縮小、我們將其框起來，我們轉動鏡頭，完成聚焦。這個過程再現了人們理應接受多樣化觀點，進而改變自己看待世界和思考世界的方式。
甚至可以說，50mm鏡頭表達了一個人能否理解他人想法的焦慮。在某些情況下，50mm鏡頭的確展示了一種透視關係，而這或多或少與人們日常所見的情況相似。但是這種相似依舊是相對的。它只是一種相對於鏡頭所附著的特定儀器的機械錶達。打個比方，這就相當於對人們生活產生影響的眾多社會、情感和經濟條件。我們應該對相同觀點保持懷疑態度。更重要的是，不同鏡頭之間的區別能夠讓我們更加理解機器和人們所產生的“第一視覺”是什麼。
原文鏈接：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8/05/how-the-50-mm-lens-became-normal/56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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