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作为一个传统节日，至迟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已有一千四五百年历史。如果从屈原投江算起，那更长达二千数百年。
在中国大多数地方，端午节的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纪念屈原，所以有吃粽子、划龙舟等习俗；一是洁净驱邪健身，以便安全度夏。所谓驱邪，既指具体的害虫、传染病，也指精神上的邪气及鬼魅之类。
不过一二千年间，这些习俗并非一成不变。现在民间流传的，主要还是明清以来演变成的。
但中国疆域辽阔，历来中原王朝的范围也相当大，各地的地理环境迥异，生产和生活方式多样，同样的习俗也会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
例如，被纪念的对象屈原是在今湖南境内投江的，所以纪念的方式最适合南方多水的环境。划龙舟要有河流，水太少不行，坡度太大也不行，要比赛河流还得宽一些。
包粽子得有粽笠、粽叶，一般要用糯米或大米，只产小米杂粮的地方就不便推广，除非像明清时的北京那样可以有南方的供应。
而水网地带夏天气候炎热，地势低洼潮湿，容易滋生蚊蝇害虫，也容易发生传染病，所以在入夏前进行一次彻底的打扫，并以药用植物烟熏，无论如何解释，都符合民众的需要。
正因为如此，在客观上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或者无法推行这些习俗，或者民众缺乏积极性，往往只是官方循例举行一些节庆活动。
即使民间也有这类活动，却已经按照当地的条件作了一定程度的改造。而且，在物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每次节庆都会被充分利用，以便发挥它最大的功效。
所以同样的端午节，在不同的地方完全可能被赋予不同的内容，寄托民众不同的祈求。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出现更大的变化，或者不过端午节，也在情理之中。
历史上，中国的节庆随着中国文化传往境外，特别是在汉字文化圈中，如朝鲜、越南、琉球、日本等地，那里的不少传统节庆和习俗起源于中国。
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7世纪，朝鲜半岛北部是中原王朝的郡县，与内地没有什么区别，使用的方言与燕代一带（今山西、河北北部和京津地区）相同。此后还一度归属于唐朝，直到甲午战争以前都是中国的藩属国。
今天我们到韩国去，还能在碑刻和文书中看到“有明朝鲜国”、“有清朝鲜国”这样的用词，说明当时有身份的人无不以归属于明、清为荣耀。
但朝鲜与内地的地理条件毕竟不同，加上藩属国与宗主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员来往也不如中国各地区间那么频繁密切，所以同样的节庆和习俗会演变为不同的形式，赋以不同的目的，产生不同的活动内容，端午节在韩国成为“江陵祭”就是一个例子。
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而自豪，也应该感谢韩国的先民丰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韩国人固然是中国文化的受惠者，但也是再创造者，其作用与中原以外的地区的民众并无二致。
其实中国人也是如此，不少今天我们视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文化，其实是历史上从境外传入的，也是受惠于外来文化。
例如现在被称为民乐或国乐的乐器，大部分来自西域（今新疆和境外中亚地区），经过中国长期的运用和改造，早已成为中国乐器的组成部分。
又如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但今天中国的佛教与印度的原始佛教已有很大不同，禅宗更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产物。用这样的眼光来看韩国的“江陵祭”，我们就不会对它与中国端午节的不同而大惊小怪。
至于端午节的现状，我们似乎还没有找到能够使它重新进入生活的途径。正如不少人所说的，总不能让端午节成为简单的粽子节。也不能只有划龙舟，要不河道水面不多的地方怎么庆祝？
旧的习俗可以恢复，但也得讲究科学、合理。例如以往在端午节喝雄黄酒，在小孩脸上涂雄黄，实际雄黄含有砷的成分，有毒。又如，在人口密集、高楼林立的大城市，再熏艾草或中药材也不合适。
有人建议将端午节定位为诗人节，如不能普及的话，就只是少数人的节日。就是粽子，如何既能吸引青少年，又能符合营养卫生要求，也还有很多文章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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