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諜戰劇《潛伏》歷經十年而不衰，尤其是扣人心絃的情節設計，更是渲染出驚險緊張的氛圍，牢牢吸引了觀眾。那麼劇中那些人那些故事，到底和歷史上的真實情況有多少不同？
（接上篇）
圖15：諜戰劇《潛伏》海報
軍調讓餘左重逢
餘則成與左藍再次相遇是由於左藍作為軍調的中共代表來到天津的契機，那麼這個軍調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軍調就是軍事調停的簡稱。1945年10月10日，國共雙方經過談判，簽訂《會談紀要》即著名的《雙十協定》。1946年1月5日雙方達成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並於1月10日下達“停戰令”。規定從1月13日起雙方停止一切戰鬥行動。美國應國民政府之邀，由前任陸軍參謀長喬治·卡特里克·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五星上將作為總統特使到中國參與國共雙方的軍事調停。馬歇爾到中國後，促成成立了一個負責進行軍事調停的由國民黨代表、共產黨代表、美方代表組成的“三人委員會”。美國代表就是馬歇爾、國民黨代表是張群（後為張治中）、共產黨代表是周恩來。在“三人委員會”之下，1945年12月在北平成立了“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軍調部由國民黨、共產黨、美國各派一名代表組成，由美方代表擔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須三名委員一致通過，三名委員均有否決權。軍調部下設38個執行小組，分赴各地執行監督停戰的任務，禁止雙方軍隊的戰鬥接觸，妥善處理雙方軍隊的相處與整編問題。
圖16：軍調處的臂章
這就是軍調的歷史背景。只是《潛伏》中關於軍調這段硬傷頗多。首先，天津從來沒有到過軍調小組。其次，在劇中軍調代表正式出場的集會上，主持人介紹：“這是國民黨代表”，“這是八路軍代表”——大錯特錯了，當時應該叫“國民政府代表”（而不是國民黨代表）、“共產黨代表”！誠然在八年抗戰中八路軍的名號是如雷貫耳，但在軍調中，絕不可能出現八路軍代表的叫法。最後，左藍作為副代表卻只是箇中尉，與正代表的少將軍銜相差懸殊，一般情況下，正副代表就相差一兩級，如果正代表是少將，副代表便是上校，最少也是中校。如果左藍只是中尉，那就根本不可能是副代表，也就是秘書、文員一類，而且以左藍的資歷也絕無可能會成為副代表，要知道當年派往各地的軍調小組共產黨代表都是什麼級別嗎？隨便舉幾個例——瀋陽軍調小組中共代表饒漱石、四平軍調小組中共代表耿飈、本溪軍調小組中共代表許光達、徐州軍調小組中共代表韋國清，這些人在建國後可都是大將上將級的，就算是副代表，建國後至少也得少將一級，左藍的資歷顯然差距太大。而且所有軍調人員都是經過嚴格審查和挑選的，有關人員名單最後必然會交到中央社會部，中社部的領導李克農知道“峨眉峰”餘則成是在天津，那麼怎麼可能把左藍也派到天津？當然話說回來，要是左藍不來天津，後面的戲也就沒法唱了。
典型的情報小組
劇中以餘則成為核心的地下黨情報小組非常具有典型性，餘則成負責情報蒐集，翠平以假夫妻為掩護，兩人作為第一線；秋掌櫃負責譯電，陶四毛負責報務，這兩人作為二線，負責將餘則成蒐集到的情報或是通過電臺或是通過地下交通傳送出去。必要時，還可以得到其他小組的支援和配合。其中秋掌櫃是起著承上啟下的關鍵，因為他掌握著最關鍵的無線電密碼，上級的指示，獲取情報的傳送，都是通過他。陶四毛只是個負責發送電文的報務員，對具體電文是一無所知的。這也是後來他之所以要當餘則成的面咬舌自盡的原因所在，因為他這樣做就是告訴餘則成，他是用自己的生命來保護餘則成。
圖17：《潛伏》劇照，餘則成情報小組的核心秋掌櫃
當然觀眾印象更深的是餘則成通過廣播密碼接受指示，這種方式在反映二戰諾曼底戰役的美國電影《最長的一天》裡也有表現，盟軍通過廣播向德佔區的抵抗組織發送指令，一聽到法國著名詩人保爾·魏爾蘭《秋之歌》的第二行：“無盡單調的氣息，傷我的心。”就表明登陸將在未來24小時內進行，各抵抗小組按照早已佈置好的任務開始行動。
與《最長的一天》中那一句特定的詩句代表特定的指示有所不同，餘則成的密碼指示要複雜得多，在約定的頻率和時間，廣播裡播放的只是一連串阿拉伯數字，然後再對照密鑰本——劇中是本《蝴蝶夢》，將每個數字（或者每幾個數字）對應書中某頁某行的某個字，從而把阿拉伯數字翻譯成明文。從密碼學角度來說，其實這就是密碼學中所說的比較簡單的代換法密碼。因為密鑰本的可選擇性範圍極大，各種各樣的小說都可以，所以如果沒有足夠多的密文來進行概率性的暴力破譯，是很難破譯的。
之所以採用廣播密碼的方式，主要還是出於安全考慮，因為如果採用無線電密碼下達指示，就勢必要增加無線電聯繫的工作量，自然也就會增加被發現的概率。一般來說，地下黨採用廣播密碼的方式，是比較少見的，主要都是為一些比較高級別的特工服務。當然，這種方式也有缺陷，就是隻能下達一些比較簡單的指令，複雜詳細的指令就只能通過地下交通或無線電由秋掌櫃來轉達了。
“佛龕”的原型
秋掌櫃是如此重要，因此軍統在抓獲他之後，是竭盡全力想要從他嘴裡得到線索。但是他不惜咬舌自盡來保護餘則成，這給了餘則成極大的震撼，使餘則成決心全力營救，這就有了尋找潛入延安代號“佛龕”的軍統特工，用“佛龕”來交換秋掌櫃的故事。
交換間諜，在冷戰時期是東西方陣營之間經常採用的。而在解放戰爭中，似乎還沒有正式的記載。不過，中共倒曾有過與軍統交換各自被捕的情報人員的打算。龍潭後三傑之一的熊向暉在回憶錄《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提到周恩來曾經對他表示：“要考慮選一個被我們抓到的軍統頭目，把王石堅換回來。”——王石堅是中共中央社會部領導下的一個情報網的負責人，這個情報網在1947年10月被軍統破獲，涉及華北、西北、東北地區五部地下秘密電臺被破壞，王石堅等44名地下黨員被捕，被牽連被捕的更多達123人，連熊向暉也因此暴露，只是因為他此時已被胡宗南派往美國留學而倖免，這一慘痛損失使李克農大病一場——只是後來因出現變故而未實施交換。
圖18：王石堅
在《潛伏》中，曾打入延安的“佛龕”李涯，是讓軍統天津站長吳敬中非常驕傲的人物，因為他是軍統唯一成功打入延安的特工。目前確切證實成功打入延安而又全身而退的唯一的軍統特工是沈之嶽，他於1938年到1940年在延安潛伏兩年，雖然沒有獲取什麼重大的情報，但作為唯一能在延安潛伏兩年而又全身而退的特工，在軍統系統內自然是絕無僅有的資本，倍受器重，此後官運亨通，最後任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並奉命改組調查局，成為新調查局的第一任局長，被稱為“調查局之父”。
圖19：“佛龕”的原型沈之嶽
需要說明的是，軍統在延安始終沒能建立起秘密電臺，因此《潛伏》中吳敬中通過電臺指示“佛龕”調查餘則成是不可能的。
軍統針對陝甘寧邊區的滲透主要通過設在榆林的陝北站和設在漢中的西北特偵站來進行，其中西北特偵站的工作更有成效，站長程慕頤是軍統中對中共工作的老手，經驗豐富因此被戴笠委託以重任。程慕頤於1939年9月在漢中陳家營開辦特訓練班，對外稱為“天水行營遊擊幹部訓練班”，軍統內部則稱為“漢訓班”，其實這是個訓練死間的訓練班，配備的教官力量非常強，班主任按軍統慣例由戴笠兼任，實際由副主任程慕頤負責，從延安回來的沈之嶽任政治教導室主任，政治教官朱增福也有打入延安的經歷，特種技術教官杜長城是軍統的爆破專家，1948年任特種技術總隊少將總隊長，負責指揮對南京、上海、重慶、廣州等大城市撤退時的破壞。漢訓班在軍統眾多的訓練班中並不怎麼出名，但其特色就是為了訓練滲透進入延安的特工，從這點上說，還是比較成功的。至1942年，已有數十人成功打入延安，其中胡士淵打入軍委二局；王治和打入陝甘寧邊區聯防司令部；郭力群、李峰璧打入邊保；馮善述、朱浪舟打入陝西省委；石進中、宮兆豐打入綏德專員公署；陳明打入隴東專員公署……幾乎都是要害機關！由於漢訓班學員吳南山主動向邊保自首，才使這個軍統滲透案逐漸為邊保所瞭解，被列為要案，在中央社會部代號為“戴案”——是戴笠軍統所派遣的特務。至1942年底，中央社會部和邊保聯合行動，一共逮捕打入陝甘寧邊區的軍統特工32人，徹底摧毀了漢訓班特工網。也正是因為這個案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極大震撼，從而使延安在1943年開始了大規模的整風運動和搶救運動，後果非常深遠。
漢訓班總共舉辦9期，培訓學員約670人，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滲透進入邊區，直到50年代公安部還將其列為專案，但始終未能全部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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