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往往先於行動，一個國家出現動亂之前，首先就會在思想上出現動亂的端倪，所以英明的君主都十分關注思潮，對有利於統治的加以褒獎，對不利統治的加以鉗制。但是這一點也容易為奸佞之臣利用，成為他們攻擊忠良的有利工具。
蘇軾是詩、詞、文、賦、書、畫的全能文化巨人，在中國文化史上，幾乎無人能與他並肩；而在為人方面用一句話就可以將其概括：“一肚子的不合適宜”，正是因為這樣，他的一生才多遭磨難，屢遭貶謫，連他寫的詩歌都成為了別人陷害他的工具。
宋神宗元豐二年四月，蘇軾被調到湖洲就任知州。湖州是個風景秀麗的山水之鄉，民風淳樸，物產豐富但因連年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和北宋朝廷的重重剝盤，人們的生活可謂是在水深火熱之中。蘇軾既為湖州的山水名勝吸引，又為城廊蕭條、土地荒蕪的景象而憂心。正當他準備與湖州的民眾一同抗災救荒時，一場厄運突然降臨到他的頭上。
事件的起因是由於蘇軾作詩諷刺新法而引起的，因為當時新法的提倡及主持是當朝宰相王安石，而蘇軾因為政治觀點與其不合，又不想與王起衝突，便主觀申請調離京城，求任外宮，因為有所顧忌，也沒再直接的批評新法。但他在地方官任上，確實看到新法推行過程中的一些弊病，因而深感憂慮和擔心，但又不好直接點命批評，於是作了些譏諷新法的詩。比如，他在給弟弟蘇轍的《戲子由》詩中寫到：“詩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鹽齏甘似蜜。門前萬事不掛眼，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畫堂五丈容旌旄。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小風騷騷。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民更鞭。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意思說，朝廷只講刑法，蘇轍不讀律便得不到重用；到各地督行新法的提舉官冠蓋如雲，氣勢煊赫，擾得地方官吏很為難；自己並無功勞，但只要順從新政，就能坐享榮華；對貧苦疲民的鞭簍是自己平生所慚愧的，而現在卻習以為常，不覺得羞恥了；自己雖不贊同那些督行新法者的做法，但嘴裡只能唯唯諾諾。又如《寄劉孝叔》一詩寫到：“君王有意誅驕虜，椎破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起馬西來各開府。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漫戰鼓。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汙資斧。保甲連村團未遍，方田訟諜紛如雨。爾來手實除新書，抉剔根株窮脈縷。詔書側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意思說，朝廷遣使到各地，置三十七將軍，開礦、伐木，鬧得雞犬不寧，加重了百姓的負擔；保甲法、方田均稅法、手實法等，都擾亂了民間的安寧；皇帝的詔書雖然出於好的願意，但無能官吏擬行時卻勞而無功。此外，《和述古冬日牡丹》詩寫到：“一朵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閒花得少休。”諷刺執政大臣只知花樣翻新，致使百姓得不到短暫的休息。《山林五絕》中寫到：“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嘲弄青苗法毫無便民之處。由於蘇軾在文壇上負有盛名，這些詩作在文人士大夫中流傳得很廣。
宋神宗熙寧九年十月，由於保守派對新法的強力攻擊和變法派內部的利益衝突及矛盾鬥爭，王安石被迫再度罷相。但王安石在變法期間提拔重用的一些“新進勇銳之人”仍在朝中很有勢力，掌握著實權。在這些新進之人中，有一些是心術不正的野心家，他們對異己的排斥打擊比王安石在位時更加厲害。蘇軾到湖州上任後，向朝廷上了一道《湖州謝表》。在謝表中，蘇軾又發了兩句牢騷，說神宗“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所以有此項任命。“新進”、“生事”這些話深深刺痛了朝中某些人，於是他們群起攻擊陷害蘇軾。這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定、監察御史裡行舒檄、何正臣等人，摘引蘇軾《湖州謝表》中的一些話和二十餘首詩，接機上書彈劾蘇軾，說蘇軾妄自尊大，包藏禍心，肆無忌憚地埋怨皇上，訕謗朝政，謾罵新法，毫無人臣之節，他們要求對蘇軾“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神宗對蘇軾那些詩也有些惱火，因此命令御史臺派人將蘇軾拘捕入京審問。李定等人遂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拘捕蘇軾。
當時朝中的駙馬都尉是蘇軾的老朋友，在得知信後，立即派人飛馬加鞭馳告正在應天府（南京）莊職的蘇轍。要蘇轍火速告知湖州的蘇軾，因此在皇甫遵到達之前，蘇軾已知道了這件事情。皇甫遵一到湖州，立刻前往湖州公堂，態度非常傲慢。蘇軾問權知州事祖無頗該怎麼辦，祖無頗回答，事已至此，無可奈何，只有出去見他了。蘇軾等人來到公堂上，皇甫遵視若無人，不發一言，而在場的人都不知道朝廷究竟如何處置蘇軾，因此氣氛十分緊張。僵持一會兒，蘇軾只得先開口：“既然臣下激怒了朝廷，今日想必是賜死。死固不敢辭，唯請求允許回後堂與家人訣別。”聽了這番話，皇甫遵才說：“事情還沒到這個地步!”祖無頗乘機試探地問：“太常博士必有文書吧?”皇甫遵厲聲問他是什麼人，祖無頗回答說是權知州事，皇甫遵這才拿出文書。大家看到只是一般的拘捕文書，才鬆了一口氣。
皇甫遵催促蘇軾立即起程，蘇軾鎮定地與家人告了別，並對哭得死去活來的妻子王氏安慰了一番。王氏讓長子蘇邁陪蘇軾入京，以便沿途照顧蘇軾。蘇軾到湖州僅三個月，但已很受當地民眾的愛戴，當他被獄卒押解出城上船時，湖州的父老都流著眼淚為他送行。
到京城後，蘇軾被關在御史臺獄中，時時被御史臺提審。起初蘇軾為了不連累其他人，還否認與人有詩文來往，但由於他與朝廷內外大臣的來往詩文已被御史臺抄獲，最後只得承認與人有來往。結果，因為曾與蘇軾交往而受牽連的內外大臣竟多達二十餘人，其中著名的有王詵、蘇轍、李清臣、張方平、司馬光、範鎮、陳襄、孫覺、李常、劉簍、劉摯等。
蘇軾在獄中自料難逃一死，遂將日常服用的青金丹藏下一些，準備一旦定下死罪，就超量服用自盡。在此期間還發生了一場虛驚。蘇軾曾和兒子蘇邁約了一個暗號，平時送飯菜只送萊肉，若有不測便送魚。一天蘇邁因事外出，臨時託一位親戚去送食，但匆忙之中忘了向親戚交代此事。這位親戚恰好做了一條魚送去。蘇軾見了大驚，以為死期到了，便寫下了兩首訣別詩，託獄卒設法轉交給蘇轍。幸好獄卒待蘇軾很好，他不僅對蘇軾侍候得很周到，每天都送熱水給蘇軾洗腳，還安慰蘇軾說：“學士的事情一定不會到死的地步!”蘇軾才沒有自殺。
事實上，從對指控蘇軾的那些詩歌來看，其中雖有些是譏諷新法的，但更多的是對時弊的指陳與感慨並未針對新法，還有一些則完全是毫無根據的捕風捉影。當時，朝中大臣對此案的態度也是複雜的。李定、舒霰等人是必欲置蘇軾於死地的，有些人則是落井下石，推波助瀾，還有些人生怕牽連到自己，避之唯恐不及，然而，敢於挺身而起營救蘇軾的人也為數不少。蘇轍上書為哥哥解釋開脫，並請求用自己的官職(蘇轍當時任應天府籤書判官)為蘇軾贖罪。變法派大臣章悼雖與蘇軾政見對立，但也為蘇軾說情，他勸諫神宗說：“先帝仁宗得蘇軾以為一代之寶，現在反而將他投入監獄，恐怕後世會說陛下聽諛言而惡訐直。”宰相吳充勸神宗說：“曹操如此猜忌，還能容忍禰衡；陛下以堯舜為榜樣，難道還容不下一個蘇軾?”，已退居金陵的王安石雖與蘇軾政見不同，但也十分愛惜這位奇才，他上書給神宗說：“怎麼能在聖世殺才士呢?”正在病中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預，她對神宗說：過去仁宗從制科得蘇軾、蘇轍兄弟，高興地說，我為子孫得了兩個宰相。現在蘇軾因詩人獄，怕是仇人對他的中傷吧!神宗本人對此事也是猶豫的，他雖對蘇軾的一些詩感到不快，但對蘇軾的才華卻是十分賞識的，因此並不想重辦蘇軾。
最終由於上下內外的多方營救和神宗的內心傾向，蘇軾終於被從輕發落。這年十二月，案子了結，蘇軾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蘇轍、王詵同受貶斥，司馬光等二十餘人各罰銅二十斤。
這就是北宋時期一場著名的文字獄。御史臺別稱烏臺，而案子又是因詩而起的，所以歷史上稱為“烏臺詩案”。
奸臣與忠臣之間的鬥爭，文字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因為在封建王朝的統治下，對思想的控制尤其嚴格，而一般文人型臣子又有“文以載道”的創作烙印，因而有時難免會寫出一些不合適宜的東西，而這一點最易被那些奸臣逆子所利用，將其當作忠臣攻擊朝政的口石。蘇軾便是其中很好的一例，試想如果不是他滿肚子的不合時宜，不支持新黨也不維護自覺，兩邊都攻擊，不屈己，不媚俗，不隨流，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又怎麼會拿他這些“小詩小文”作攻擊點呢；當然，我們這麼說沒有絲毫貶低蘇軾的意味，相反，儘管蘇軾因個性和文章闖了不少禍，導致其一生多遭貶謫，多不得勢，但是也正由於他的性格和文章，他也才能在歷史上河中留下濃重的一筆，人們也一定會實事求是的評價他一生的功績，給予其無限尊重和讚揚。只是在這裡我們重點要看的是那些奸臣賊子的險惡用心和其借刀殺人的“功夫”，讓我們對歷史有深刻的認識，清醒的看到：那些奸臣逆子要扳倒忠臣是絕不講什麼有理還是沒理的，只要是能達成其目的的東西，他們都會不擇手段的“借”來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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