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立寧
發黃的本子，褪淡的筆跡，記錄了我們那時的故事，有新奇，有感動，有爭吵，有批判，有苦惱，也有迷茫……當年，懷抱美好的願望來“受教育”，黑窯洞、涼土炕、頂寒風、掄大钁的苦都受了，唯和貧下中農難真成“一片”，現實中的他們總和以往受得的教育對不上號，為這，苦惱、百思不得其解。那時的我們，一身正氣，盡力做著我們認為對的，可農民並不見得都樂意的事。
時代變遷，可能連我們自己都讀不懂那時的事情和想法了，但是真實的。記錄下來，作為一段歷史吧。中國的農民們遵奉著東搖西擺的指令過了半個多世紀，唯不變的，是他們無休止的勞作和仍不算富足的日子。相信，他們終會找到自己的路和真正的好日子。
寫於2006年2月
那還是紅彤彤的年代，一進村，屁股後面就會跟著一群要像章的孩子，伸著小手，拖著長長的山西腔“給我一塊像——章!”於是，從北京帶回很多一毛錢一個的最小的毛主席像章散發。我們建議每天干活前要背語錄，面向太陽高唱東方紅，社員們也跟著唱。“山裡人對主席的感情就是深”，這是第一印象，也是自始至終沒改變的印象。
訪貧問苦之後，我們自覺尋找著這裡的階級鬥爭。和社員混熟了，話多了，疑惑也來了。好多人說，這兒的窮都是因為懶，抽大煙，才落到賣地、扛長工的地步，這顯然有悖於以前受的教育。聽到有的貧農甚至是老革命對解放後依舊如故的窮日子發牢騷時，更是不解。但看到了，他們著實過得苦，與和他們一起革命早走出山溝在城裡作了官的親戚們相比，更是天壤之別。
我們備了一個小藥箱，從北京帶回各種常用藥（是用自己也極少的錢買的），免費給社員，還自學了針灸，治牙痛、腿痛、胃痛都能見效，村裡人頭痛腦熱、小傷小病全來找我們，聽到老鄉們的幾句感謝真比吃了蜜還甜。
還幹過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侯峪的上、下村之間有一段又陡又窄的坡路，全村人不僅天天要走，還是上山幹活、送糞、擔莊稼的必經之路。我們開始時下坡兩腿直打顫，於是商議，做件好事——修臺階。沒承想吭吭地剛剷出幾個臺階的模樣，就被村民說成搞破壞：“我們的硬腳板可受不了這規規矩矩地邁臺階”，一個住在上村天天要走這條道的小腳老婆婆說“你們修了這些圪稜稜，黑天我們走道還不把腳拐了？”垂頭喪氣的我們只好又削掉那些鏟得坑坑窪窪的稜子。
大隊長李四貨是個極精明的人，兩個大圓眼珠骨碌碌一轉，誰也玩不過。我們和他一直沒搞好關係，還吵過幾次。第一次是因為安家費問題，那時國家給每個北京知青撥210元安家費。不知誰傳出的消息，說隊幹部要挪用這錢，氣憤的我們衝進會場，大加理論。大隊長噼裡啪啦撥了一陣算盤珠，結果是隊裡為安置知青還要貼錢。幾句話把我們都說傻了。之後得知，對這事，幹部們有兩種意見，以四貨為首的一派認為北京人是飛鴿牌，不如給他們先湊合著，用這些難得的撥款解決點隊裡的實際問題；對我們最好的老隊長卻說“人家娃娃大老遠從北京來，咱不好好待，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人家父母。”最後不了了之，我們也沒住上新房。還一次吵架是為不給女生買扁擔，鬥爭的結果，我們得勝，代價是肩膀受了好幾年罪。
評工分是那時的一大難事，特別是上面號召推行政治掛帥的大寨評工法後，隊長更難當。埋頭苦幹的老實人不敢吱聲，有些權勢幹活偷奸耍滑的人往往得逞。插隊生不管那些，最看不慣耍滑頭、出工不出力的人，總愛替弱者說話。對想佔集體便宜的，小偷小摸的更是堅決鬥爭。秋收時，一個男生被分配看果樹，他白天黑夜守在地裡，不許別人隨便摘一個，自己跑得口乾舌燥也不吃一口。還當眾奪過一個老漢正咬一半的蘋果。這下，插隊生便成了一些人眼中“過於不通人情”的“倔鬼”。當然，也有很通人情的時候，我們養的第一頭豬，光吃食不長肉，長成了三十五斤重的老豬，公社屠宰場不收，批准自行屠宰，我們把薄薄的兩扇豬肉分成若干份，送給了很少吃到肉的各家。
農忙時，常有人提出按地塊“包工”、“分工”，不管用什麼詞，我們都堅決頂住，認為是路線鬥爭，幾次在地頭和要分工的副隊長吵。那個叫艾中的副隊長，被我們認定是資本主義自發思想的典型，在外面認識的人多，腦子活，膽子大，經常倒騰點小買賣。想賣點農副產品賺錢卻又膽小的人，常求他幫忙。因此，每次運動，艾中都被作為投機倒把的典型受批判。但過後他仍不改，由於路子多，成了大隊長的依靠對象。一次，通過他和化工廠的人達成交易，送300斤麥子就賣給隊裡二千斤化肥（那年頭買化肥不容易）。裝好麥子的車就要上路，生讓我們攔住了，堅決不許他們用隊裡的財產送人情。現在想起來，當時的隊長指不定多恨這些瞎攪和的插隊生呢。
七十年代初，農業學大寨是叫得最響的口號，村村都要修大寨田，還定下硬指標，深翻土地一人一畝，鋤稜刨土一人一畝。農民們真好說話，男女老少齊上陣的場面很壯觀。但幹勁再大，限時限量的要求也完不成，層層幹部只得報虛數，對這些無可奈何的做法，我們怪上面，沒怨村幹部。
辦政治夜校也是我們的創舉。第一節開課是慶祝建黨五十週年，給社員講黨史。講課人準備了六頁紙的講稿，唸了一個半小時，下課時，多數人都溜了，剩下的幾個也打了瞌睡。後來，豐富了講課內容，學文化、念報紙、講時事……還編了一本《政治夜校課本》，課本除了政治內容，還有農諺和科學種田的簡單知識。可惜，這本教材沒留下來。
返鄉記
從山西回來幾天了。可能是體力和感情投入過多，從裡到外的累。整理照片，上網補看了幾天來四川的報道和錄像，又陷入極度的悲愴。
同返山西的原校二十來個同學，都是四十年前在這兒插隊的，當年軍宣隊送來的二百多中學生被分配到縣裡兩個最艱苦的山區公社——黃彩和石圪塔，石圪塔是石山，黃彩土山，想不起來大家怎麼進行的組合，反正男女搭配地給拉到各個村兒，接受再教育，短的一、二年，長的五、六年……成為我們生命中最不可忘懷的一部分。
山水依舊，可人在哪兒呢？
寫完這個小標題，淚水已止不住了。
到榆次第一天下午，俊柳就到了，她是我們房東，後嫁到平川，是和我們同歲的好朋友。五年前去過她家，知道了她一輩子的辛勞。叫她提前來一起過一夜，就是想好好聊聊。沒想到，竟聽到那麼多意想不到的消息：有明、海明、在明、黑小、二黑、四妮、四貨……就連有的教過的學生都不在了！心一下子空了，他們並不到該離開的年齡啊！得的病多是：腫瘤、肺心病、腦血管病。“要想死得快，白麵饃饃大棚菜”俊柳脫口而出，說現在自家種的菜都不得不打藥，“不知從哪兒跑出那麼多害蟲，都說是‘社會壞了，害蟲多了’”，連山藥（土豆）都得把藥從土裡打進去。和俊柳挨戶數了一下，認識的人也就剩十幾個了。
第二天大早回村。村子離城裡七十多里，原來紅沙石的公路已鋪上了柏油。這條路留下太多的記憶：乘著顛簸的馬車、大卡車，騎著破舊的自行車，更多的是步行……冒著寒風、頂著烈日、披著星月……上上下下，總覺得路很長，那時絕想不到四十年後會坐著小轎車回來。
窗外的山、水、坡、田，越來越眼熟，太熟了，車輪彷彿一下子把人拉回到那個年代。停在村口時，正碰上幾個裝車的老鄉，顯然，我們的出現於他們太突然，可幾秒鐘的打賁兒發愣後，很快就都喊出我們的名字，四十年了啊！滿面蒼桑只剩一顆牙了的吉壽、已成老漢了的彪悍羊工五貨、曾經能說會道的李福生、仍是蓬頭垢面的隊長老婆林苗……那些印在記憶深處的名字一下子蹦了出來。
告別哥兒倆又到了聾老漢的閨女家，他家已遷到後蓋的院裡，聾老漢給我的印象太深了，豪爽、樂觀、風趣，他閨女先天聾啞，招的女婿。十年前來看他們時，聾老漢婆姨還在，現在卻只剩下也成了老婆老漢的女兒女婿。啞婆姨顯然認出了我，“啊！啊！”叫著，雙手來回比劃，可能是想起了當年給她扎針？還是想告訴我家中發生的那麼多變故？屋子比以前亮堂多了，白牆上貼著印有國家四代領導人的村民守則（家家都貼著）。想到那些受苦一輩子，死在黑窯中的聾老漢一輩人，還從沒見過白牆壁，心中不禁發酸。
沿著村向北頭走，路過原來的小學、飼養棚、一個個院落、街門、曾那麼熱鬧的飯場……十年前回來，各家還都有人跑出來招呼我們，可現在，多數院門虛掩著，院空了，房塌了……俊柳家的街門用一個幹樹枝彆著，（五六年前他表哥去世後，院兒就荒了。）街門兩側的石墩依在，那年中煤氣後被拉出來，靠著的就是這石墩。院內滿目淒涼，堆堆塌落的石塊，那麼氣派的四孔石窯雖仍屹立，但只留下破門爛窗，曾作食堂的房子被拆了，殘牆斷壁前倒扣著一口破缸，唯窯前老槐冒出的稀稀拉拉綠葉，透出一絲生機。嗚呼！三十幾年前那群年輕人的熱鬧、嬉笑哪兒去了？這老窯、石塊還能記得嗎？
看著我爬上石堆沒完沒了地拍照，相跟著的幾個婆姨煥娥、林苗、春苗說：“是要留下紀念呢。”煥娥是老隊長（三八年老黨員）的兒媳婦，現在公婆死了，丈夫有明兩年前也走了，一個精神不正常的女兒去年跑出去死在對面山上；林苗是故去的小隊長在明的婆姨，笑眯眯的在明，回來前還曾想給他寫信呢……栓驢、小驢兄弟倆，都打了一輩子光棍，他們告訴我，現在國家每年給他們補助1000元；迎面站著隊會計高友，已讓人辨認不出，虛弱、恍惚，經再三提醒他也想不起我們是誰了，說是他得了腎癌，家裡棺材都割好了。
晌午時大家如約到了村委會，村長吩咐燜了小米飯，炒了土豆絲，我們掏出從城裡買的煙、酒、糖和一些肉食。村委會是多年前在小學校的基礎上翻蓋的，學校撤了，學生都集中到了石圪塔（離村二十多里，要住校）。那時，晚上在這排房子裡記工分、開社員會，我和其他幾位還在學校裡教過書，那會兒是複式教學，一至四年級，一年級一排，輪著教。
小米飯好香，金黃色、一粒粒的；叫做剔尖的白麵條拌上蔥蒜熗成的調和更香，醋味兒好像和北京賣的山西醋也不一樣。鄉親們看著我吃，並不太動筷，花生米買錯了，牙都沒了，怎麼吃啊。
同行者催著讓走，因為汽車還要去另外的鄉。突然，一股莫名的淚湧出來，止也止不住，毫無準備，是內心最深處的釋放？還是灑給故者的祭奠？走前，把前年寫的一些關於插隊生活的回憶留給了村長，儘管知道他們多不識字，但想到那是這塊土地給我的，應該回贈給他們。
回來後，反覆細看臨行前的合影，才看出他們身上的變化，穿的多是四個口袋的中山裝，沒人再穿七十年代的黑布對襟襖了，頭上戴著西式布帽，只有扣蠻一人還裹著白毛巾。
聽說，上面的慶城村正籌劃開發旅遊項目，但苦於找不到贊助商......
孩子是希望
第二天的安排是去鎮裡的學校。學校仍在四十年前的舊址。那時，公社集中開會總是在學校，批鬥階級敵人啦，打擊投機倒把啦，每次揹著小米來，帶著一身蝨子回去。
一進校門，穿著整齊校服的學生們早就列隊站好，紅色大橫幅上寫著“歡迎北京老知青回訪第二故鄉”。
這天正好是全國哀悼四川特大地震活動的第一天，議程第一項是為地震中的死難者默哀。面對大山，和山區孩子們共同度過了難忘的三分鐘，遇難的四川孩子生前不就是他們這樣嗎……
各位領導講話時，我仔細端詳著張張小臉，第一印象是他們的眼神變了，三、四十年前的木納、膽怯沒了，變得靈活、調皮而自信。
我們的組織者將大家的捐款為全鄉小學生買了書包和文具，當為他們發放時，會聽到聲聲挺標準的普通話：“謝謝爺爺！”“謝謝奶奶！”
合影後，專門找來侯裕村的孩子聊天，七八個孩子圍在我身邊，在明的孫子、二黑的孫女、聾老漢的孫子……孩子都住校，不用交學費，每學期交口糧。說實話，撤銷村裡小學，讓七、八歲的孩子到幾十裡地外住校，夠難的。可一問，家裡再窮的，也讓孩子來了，因為他們知道，唯有讀書，才是後輩擺脫貧窮的出路。
教室也不錯，桌椅不是以前的長條板凳了，座位後是一張張透著頑皮的笑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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