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权力的探讨。2000多年前，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站在雅典阿波罗神殿附近，一次次告诫他的追随者们“把权力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
生前只是一个“贫病交迫、没有多大名气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48年写出了那本传世小书《1984》。靠着这本书，奥威尔被人推崇为一个独具风格的小说家，同时还是一个颇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预言家。
《1984》风靡的背后事实上是人们对“极权主义社会”的恐惧和害怕，而他们深信在互联网时代，技术即将消弭这种倾向——平等和自由是网络上最被推崇的词汇和精神。
不过，让那些忠实的互联网信徒们失望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1984”的影子从来就没有走远过。
1、腾讯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封禁令”
对于视频行业的从业者来说，这是一条无奈和愤怒的规定。
2、搬出“玻璃门”让创新者无路可走。
这几天站出来要求联想同事们“同仇敌忾”的老革命柳传志，此前最痛恨的敌人是限制民企发展的“玻璃门”。所谓玻璃门，是指很多政策是有了，但大家只是看得见却进不去，也拿不到。
从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角度来说，一直以来监管政策都是落后于行业发展的，即使是在全球也是如此。网约车、共享单车、互联网金融等等，都是新业务先发展，然后再有政策管理出台。
作为4G和移动互联网的产物，短视频在这几年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无论是快手还是抖音，都发展成为了国民级的应用，有的甚至已经“出海”，加入了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全球化之旅。
这就好比在田径场上的一场比赛中，和你并肩站在起跑线上的有一个是田径场老板的儿子，比赛才刚开始，但大屏幕上已经打出了被淘汰选手的名单，理由是这些人没有买进田径场的门票。
3、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哪里？
七年前，马云遭遇了自己创业以来最为艰难的一次“危机”——数万中小卖家因为淘宝的一项提高收费的新规而围攻淘宝，史称“十月围城”。在后来紧急召开的媒体沟通会上，一直以来以强势示人的马云称，“如果有下辈子，我再也不做电子商务了。”
就在去年，马云的接班人“逍遥子”张勇在一次访谈中，诚恳地谈到了阿里当年遭遇的“十月围城”是他犯下的最大错误——他是当时新政出台背后的“男一号”。
“这件事情以后，我最大的体会和收获就是，阿里巴巴做得已经不是一个生意，我们的平台已经有了社会公共属性。它为上亿消费者和上千万商家服务。一个企业背后是一个人，是一组织，是一个生意，是它的身家性命。我想我们今天在面对错误的时候，最重要的时候是有敬畏之心，能够主动承担，能够去改变，这才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话，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那些将自己包装成“神秘”、“置身热闹喧哗之外”的人，本质上可能并不存在，在这个极度商业化的时代，无论谁事实上都利益的某一方占有者。
在《1984》中，内层党的代表人物奥布赖恩和大洋国公民，英社外围党员温斯顿有这么一段对话。
奥布赖恩说：“真正的权力，我们日日夜夜为之奋战的权力，不是控制事物的权力，而是控制人的权力。”他停了下来，又恢复了一种教训聪颖儿童的教师神情：“温斯顿，一个人是怎样对另外一个人发挥权力的？”
温斯顿想了一想说：“通过使另外一个人受苦。”
“说得不错。通过使另外一个人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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