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宗蒼（1686-1756）雲棲山寺
手卷 設色紙本
46×231cm
著錄：
1、《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彙編•石渠寶笈續編》第四冊，第772頁，北京出版社，2003年。
2、《清高宗（乾隆）御製詩文全集》第七冊，第612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3、清•胡敬輯《國朝畫院錄》（《歷代書畫錄輯刊》第一冊，第440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
4、《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賞溥傑書畫目》），第十四頁，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民國二十三年（1934）八月。
5、福開森著《歷代著錄畫目》，第266頁，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年。
6、《國寶沉浮錄》，第41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修訂本。
題識：臣張宗蒼恭寫。
鈐印：張•宗蒼
鑑藏印：石渠寶笈、石渠定鑑、寶笈重編、乾隆御覽之寶、乾清宮鑑藏寶、乾隆鑑賞、三希堂精鑑璽、宜子孫、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洗盡塵氛爽氣來、嘉慶御覽之寶、宣統御覽之寶
題跋：
1、汪由敦（1692-1758）題：一碧萬竿翠，雙流百折澄。竹泉行處盡，門徑得來登。磬禮悲心佛，疇諮苦行僧。鍾魚守本色，拳拂謝多能。矮屋常妨帽，明珠不斷燈。蓮池家法在，六字括三乘。御製雲棲寺六韻。臣汪由敦敬書。 鈐印：臣•由•敦
2、乾隆（1711-1799）御題：偶逢粘壁宗蒼畫，更見由敦書有詩。原是雲棲所舊作，可當禪偈以觀之。神來腕運者何在，泉韻峰容故若斯。裝卷石渠庋佳跡，珍其人往自為嗤。辛丑（1781年）九秋，御題。 鈐印：古稀天子、猶日孜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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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局部
浙中僧院斯為最 藝苑巨擘粘壁圖
——張宗蒼《雲棲山寺》賞析
《石渠寶笈》著錄，乾清宮貯藏，張宗蒼繪《雲棲山寺》圖卷，宣德箋紙本，“淺設色畫攝山雲棲寺諸景”，前有汪由敦題乾隆帝“御製雲棲寺六韻”，后皇帝又於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再跋自作詩一首，睹物思人，追憶雲棲之幽靜，慨嘆張宗蒼繪法之高妙，“裝卷石渠庋佳跡，珍其人往自為嗤”，以示懷念。
四臨浙水 八度雲山
雲棲山寺與靈隱、淨慈、虎跑、昭慶諸剎齊稱杭州五大叢林名剎。《雲棲紀事》雲：“山之巔有五色瑞雲盤旋其上，因名。”其主持蓮池大師為著名高僧，中國淨土宗第八代祖師。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一向秉承以“孝”為先的乾隆皇帝，奉皇太后第一次南巡江浙即駕幸雲棲寺。在此之前，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在南巡之時曾遊雲棲寺。乾隆皇帝曾於十五年（1750）“二月奉皇太后西巡五臺山”，又“為給皇太后祝壽，於甕山建大報恩延壽寺，更山名為萬壽山，易西湖名為昆明湖”，所以其作為天子的第一次南巡，也有盡孝行順的情理。這一年的三月初五，皇帝抵達杭州雲棲寺。
左：石渠寶笈著錄頁影
右：雲棲寺圖
清光緒錢塘丁氏重刊本《雲棲紀事》載：“乾隆十六年歲次辛未，今皇帝舉省方之典，特奉慈幃（皇太后）臨幸東南，三月抵浙，觀風之暇，歷覽林泉，是月初五，蒙駕幸雲棲寺”。皇帝不僅於“進前殿禪堂及蓮祖像前皆上香致敬”，於“修篁深處”進膳、御筆寫蘭，並收幹筍一匣，題匾，賜金等等；“越七日”，復來雲棲寺上香禮佛，觀看董其昌《雲棲碑記》一冊、《金剛經》一卷並題耑“香光法寶，永鎮雲棲”，經卷題詩有“山寺雖多此寺幽，特教清蹕重來遊”之句。而本卷汪由敦所題御製五言排律“御製雲棲寺六韻”即為乾隆皇帝此時之作。此後，乾隆皇帝對雲棲寺的喜愛之情，可謂發乎於情，見乎於行。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皇帝又三年駕幸雲棲寺，而每至雲棲寺，必來兩次，是謂“四臨浙水，八度雲山”。
乾隆皇帝 題雲棲寺藏董其昌《金剛經卷》碑刻
乾隆二十二年（1757），皇帝“復奉聖母巡狩浙江，三月初二日載幸雲棲寺”，“至正殿及蓮祖靜室上香敬禮如十六年式”，“仍詣修篁深處小憩”；“越三日，聖駕再過雲棲寺”，不巧的是，當日大雨，扈從大臣“恐道路泥濘，皇上登山未果”，然而“（皇）上竟鳴鞭入寺”。
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初九日聖駕三次南巡，更幸雲棲寺”，“次入蓮祖像前致敬，進修篁深處小憩，諭進香光金剛真跡，因紙促乃攜入行宮”並題詩云“浙中僧院斯為最，不事莊嚴事樸淳”；三月十一日，聖駕“再幸雲棲，上香禮佛，進修篁深處”。
乾隆三十年（1765），“閏二月皇帝狩浙江，初五日至海寧觀塘，十一日駕幸雲棲寺”，“至蓮祖靜室，亦上香禮敬，次入內山修篁深處”，“諭進董氏華亭金剛經真跡帶回行宮，續四絕句”；“十六日，聖駕復幸雲棲，仍三處上香致禮，竟入後山小憩，命侍臣取蘭花墨跡對核石刻”。於十九日有詩曰“雲棲最愛幽而樸，每至西湖必兩來”。
眾所周知，乾隆皇帝蒙雍正帝賜號“長春居士”，是“崇禮尚佛”的君王，所以每至寺院拈香禮佛是其行為修行。如果說乾隆皇帝初次和第二次巡狩江南，多有奉母盡孝之情，而其後的數臨雲棲寺，更多的是留戀于山寺美景，或是念念不忘於禪理與前賢墨跡。據查，乾隆皇帝是駕臨雲棲寺次數最多的皇帝。如此熱愛書畫的天子，必然要命畫家們繪製雲棲寺景色。巧合的是，在這一年，也就是乾隆十六年，皇帝第一次奉母南巡的之時，蘇州人張宗蒼進獻《吳中十六景》，深得乾隆皇帝的欣賞。
藝苑巨擘 中吳宗蒼
參與《石渠寶笈》三編的胡敬在其《國朝院畫錄》中記“乾隆間以主簿銜需次河工，十六年南巡，獻畫冊受特知，供職畫院”；《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記：“乾隆十六年，如意館……內開為為六月初二日員外郎郎正培奉旨：畫畫人張宗倉每月錢糧公費著照餘省，丁觀鵬一樣賞給，於六月起。欽此。”清代畫院畫畫人按藝術水準高下分為三等，乾隆六年（1741）清內務府《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載：“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傳旨：畫院處畫畫人等次，金昆、孫祜、丁觀鵬、張雨霖、周昆、餘省、周鯤等六人一等，每月給食錢糧銀八兩、公費銀三兩；”而餘省、丁觀鵬此時為畫院一等畫家，張宗蒼一入宮廷便為一等畫畫人，足見乾隆皇帝對張宗蒼的殊待。而後《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又記：“（乾隆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副催總佛保持來員外郎郎正培，催總德魁押帖一件，內開，又五月初六日太監劉成來說，太監胡世傑交條畫宣紙一張，冊頁宣紙十二張，手卷宣紙六張。傳旨：俱著張宗倉畫，趕出外時一定要得。欽此。”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 頁影
據統計，在張宗蒼成為宮廷畫家，供奉畫院的五年（1751-1755）中，僅《石渠寶笈》著錄的約為一百餘件（胡敬、《清史稿》均記為“百十六件”，另查為105件），因此，張宗蒼成為作品被收入《石渠寶笈》數量最多的宮廷“院畫家”（非詞臣畫家，詞臣畫家中數量最多為董邦達）。其他未入錄的當然還有不少。而內藏的張氏畫上，大多有乾隆的親筆題詠，《石渠寶笈·續編》著錄清高宗乾隆御題張宗蒼作品就已經有47件之多，皇帝題贊張宗蒼畫可謂不吝美辭，讚賞之情溢於紙外。如“窗外屋中兩渺茫，僧繇致雨宗蒼雪，雖寒溼不透衣裳。張姓連天果異常”、“藝苑於今誰巨擘，中吳宗蒼真其人。”而張宗蒼於乾隆二十年（1755）年離開畫院如意館，又一年去世之後，乾隆皇帝更加理解和珍愛其繪畫作品，對其作也多有吟詠和題跋，“宗蒼雖物故，畫自有精神。逢著便題句，笑今始解珍”，又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又對宗蒼畫，相看意與遲。配藜惟以韻，慘淡不稱奇”；乾隆五十六年（1791）“水閣憑欄劇談者，又欣一晌對宗蒼”。另有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石渠寶笈·三編》著錄《張宗蒼畫山水》（見下圖）記乾隆皇帝分別於乙亥、丁亥、己丑、甲午、乙未、己亥、壬寅、癸卯、己巳、丁未、戊申、庚戌、辛亥年共計13次題跋，並題“神”字，足見其喜愛程度之深。
張宗蒼 山水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粘壁雲棲 裝卷石渠
乾隆皇帝如此推崇張宗蒼，在於其繪畫“繪事屬鋪張，偏能脫華藻”，正是其山水中“生風疊樹鬱蔥蒨，吐雲絕壁堆嶙峋”，畫面中有一種飄逸流動、神采飛揚之氣韻。這恰恰契合了皇帝行文賦詩奉行“惟理足可以載道，氣盛可以達詞”為圭臬的原則，故爾，幾暇臨幸畫院，其每問張宗蒼畫成與否，回曰：氣韻尚未至。皇帝深以為然，念念不忘。胡敬《國朝院畫錄》中，是這樣評張宗蒼山水：“宗蒼山水氣體沉厚沉著，多以皴擦筆鉤取韻致，胸次高卓，一洗畫院甜熟之習，即使伏處衡茅，亦當傳世。”
本作繪《雲棲山寺》，應為皇帝於乾隆十六年首次南巡雲棲山寺之行後命張宗蒼所作，因《石渠寶笈·續編》亦著錄張宗蒼畫《雲棲勝景》一卷，皇帝題曰：“辛未（1751）南巡，兩遊雲棲，留題者屢矣，傾命張宗蒼為此圖，因成一律。時壬申（1752）夏日也，御筆”，本卷《雲棲山寺》卷著錄於《雲棲盛景》之前，且與臺北故宮所藏，《石渠寶笈·續編》著錄的張宗蒼所繪，亦為汪由敦題寫乾隆帝十六年御製詩《靈巖山寺》著錄條目毗鄰，故有此猜想。因張宗蒼66歲時才進入宮廷畫院，不僅鬚髮蒼蒼，其繪畫風格已臻入化境，頗為成熟。其中臺北故宮博物館所藏《雲嵐松翠》、《靈巖山寺》、《西湖圖》等等諸多作品繪畫手法與本作表現出一致性。
上：本卷 汪由敦題 御製詩 雲棲寺六韻
下：張宗蒼 《西湖圖》 汪由敦 題御製詩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本卷畫乾隆“雲棲寺六韻”詩意，其間“雲棲竹徑”、“洗心亭”、“蓮祖真身塔龕”、“雲棲寺山門”、“雲棲寺大殿”等等似有在目之感。此作大氣磅礴、構思嚴密，皴染沉著，蒼厚華滋。以幹筆積累山石皴法，以淡墨處理林木之間，乾溼並重，層層積染，由此將宮廷畫院慣有的甜熟柔媚之習氣一洗而空，從而彰顯了其山水畫中深厚氣韻、深遠的廟堂意境。
左：本卷 局部
右：張宗蒼 靈巖山寺圖 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本卷局部
張宗蒼 雲嵐松翠 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本卷局部
張宗蒼 山水 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石渠寶笈·三編》的編纂之一的胡敬在《國朝院畫錄》中記載本卷為“雲棲寺圖一卷，乾隆壬寅御題”，乾隆壬寅年為公元1782年，本卷御題為辛丑，即1781年，且《石渠寶笈·續編》著錄為“辛丑九秋”，故胡敬所記應為筆誤。
此卷一直深藏於宮廷，《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記載清末由末代皇帝溥儀於1922年十一月十七日以“賞賜溥傑”的名義始流出宮外，楊仁愷《國寶沉浮錄》記載“張宗蒼《雲棲山寺》，《石渠寶笈重編》著錄。真跡。在吉林省公主嶺私人手中”，可知，本卷並隨溥儀先後輾轉北京、天津及長春。
左：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 著錄頁影
右：國寶沉浮錄 著錄頁影
此卷曾先儲藏於天津靜園，後 “1938年12月，溥儀派人將存放於天津靜園的絕大多數古玩書畫共計六十七箱全部運至偽滿新京，並由特務機關經辦人專門開具了收據。運至偽滿新京的舊版書有36箱，字畫有31箱。書畫箱均為松木製成的長方形箱子。”後這批珍寶輾轉入藏長春“偽宮”，即小白樓，其為長春的一處建築面積670平方米，二層單體磚混的灰白色樓房，內藏了成百上千件國寶，是為溥儀私人收藏圖書字畫的場所，主要儲藏以從紫禁城內盜運出來的部分清宮舊藏為主，幷包含溥儀之後陸續收購來的，和日偽官吏進獻給溥儀的。後偽宮人員遵照溥儀的旨意，重新設立了賬簿。每簿都分為手卷、冊頁、掛軸三個部分，每一部分均從第一號起。這些字畫賬簿由專人負責管理，溥儀想觀賞時，就按目錄點選，看完後再送回原處。抗日戰爭勝利之時，溥儀匆忙中未能帶走全部珍品，許多名畫法書任其散落，幸運的是，本卷雖流落民間，未遭水火之災，且裝池完好，卷前宮廷造辦處御用緙絲包首宛然若新，題寫“乾隆御題張宗蒼畫雲棲山寺” 玉別子完好無損，天道使然也，於今國寶再現光華，珍罕異常。
本卷御製緙絲包首及本卷玉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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