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當上當，本埠閻瑞生謀斃妓女蓮英一案系滬上最近慘無人道之事，大為一般人士注意，近有某遊戲場編蓮英劫一劇，遍登廣告於初三初四二夜開演。餘友是夜亦往一飽眼福，詎至京戲收鑼，而所謂蓮英劫新劇竟不出現。後即續演影戲，然喜觀此劇者仍紛紛至該劇場，以致人山人海幾無容足之地，聞因捕房干涉故不開演。觀者莫不謂上當上當雲。”
1920年9月18日，《申報》第14版《自由談》專欄中發出此新聞，提及當時上海有劇場稱推出新劇《蓮英劫》，觀眾蜂擁而來，卻因“捕房干涉”，未能上演。
《蓮英劫》取材於1920年上海的一起殺人案，社會反響極大，捕房之所以干涉，因此案正在審理中。
《蓮英劫》及類似的戲劇後來熱演多年，被稱為“閻戲”，中國第一部電影長片《閻瑞生》亦跟風而出。據該片編劇、著名影人楊小仲先生回憶：“自從《閻瑞生》上演得到空前盛況，在一般資產階級的心目之中，均認為電影事業的前途大有可為，就崛起了一些新興的影片公司。”
雖《閻瑞生》拷貝、劇本、劇照等已無存，但它是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花國總理”遇上洋行買辦
1920年6月17日，《申報》第11版上連發《女屍驗系勒斃》《妓女失蹤之請緝》兩文，次日確認死者為妓女王蓮英。
據美國學者賀蕭鉤沉，王蓮英生父是杭州旗人，早逝，母董氏再嫁開茶館的王長髮。1916年，因生計艱難，王蓮英從女校輟學，到上海當了妓女。“她個性比較強，但是據說對母親百般耐心，誰要對那愛管閒事的老太太（指王母）態度壞一點，就會動氣。”
1917年，上海娛樂中心“新世界”辦“花國競選”，得“總統”一人、“副總統”二人和“總理”一人，王蓮英得票1.8萬餘張，排名第四，被稱為“第一任花國總理也，芳名久著，一般走馬妝臺者多為之顛倒”。
1919年，王蓮英與客人楊習珪交往，產下一女，孩子滿月後，她重操舊業，不到一年便遇害。
殺人案主謀是閻瑞生，據《申報》介紹，閻16歲入震旦學院（1928年後改稱震旦大學，我國第一所開展研究生教育的學校），20歲畢業，又在北京交通部訓練學校機械科學習1年，通英語和法語。
閻父早亡，他少年好賭，震旦大學是教會大學，閻卻“於晚間休課時，與三五同學，同居寢室，擲骰以博勝負”。
畢業後，閻瑞生在良濟公司執業18個月，後到香港工作半年，回上海後，任中法礦物公司技師鍾大明的翻譯10個月，“繼充法租界電車公司買辦室之寫字”，1920年1月離職。
閻瑞生有家室，“閻之髮妻，系娶自朱家角某姓家女，夫婦極不融洽，其妻早返母家”。
給大學同學下了個套
1919年8月起，閻瑞生與妓女題紅館往來，“迨至陰曆四月中旬，自思端節將近，屆時應付之賬項共需六百餘元，無處挪借。至四月十九日，適值江灣賽馬之期，乃託詞向題紅館借得鑽戒一隻，質洋六百元，持赴江灣跑馬場買馬票，冀贏得鉅款以度節關。詎知結果一票未中，六百元全數盡去。當其託詞向題紅館借用鑽戒時，曾許以四點鐘後即歸還，至是，則不得不從速籌款為之贖出，而劫財害命之念遂起”。
閻瑞生原想劫名妓林黛玉（原名不詳，或稱為陸金寶），她被《官場現形記》作者李寶嘉列為花界“四大金剛”之一，與閻交往多年。6月9日晚閻約她出來，她恰有堂差，不能前往。閻只好轉約王蓮英。
王蓮英“素愛裝飾”“時常插帶貴重飾物”“約有四五千金”，閻瑞生以“行香”為名將王約出。
“行香”即乘小轎車去郊外兜風，當時轎車屬罕物，有誘惑力。
小轎車是閻找大學同學朱稚嘉借的，朱稚嘉是上海工商界領袖朱葆三的五兒子，人稱朱老五。朱葆三豪富仗義，上海法租界曾將一條馬路命名為朱葆三路。
閻瑞生後來交代說：“我在上海所交闊少甚多，如向他處借汽車，也可以借得來的……因本年三月間，我由友人介紹覓得太古公司某輪船買辦事，需保證金五千兩。我託朱氏兄弟代為設法，均不允。我因此不免含恨，故借朱之汽車做這案子。我事後逃走，事主必牽連到朱的身上，因此可以洩我之忿。”
居然有人為閻瑞生抱屈
閻瑞生從黃德昌茶葉店拉吳春芳、方日珊做幫手，許諾平分劫財。
3人將王蓮英拉到郊外，用麻醉劑將王迷倒，再勒斃，拋屍於麥田。第二天，閻瑞生約見吳春芳等二人，要深埋屍體，二人口頭答應，怕冤魂纏身，未執行。
閻瑞生選擇對妓女下手，因妓女社會地位低，當時報紙常有妓女被劫殺的新聞，大多不了了之。閻伏法後，軍閥曹錕的親信李彥青還惋惜道：“妓女乃下賤之人，殺傷幾個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上海一個妓女蓮英竟讓一個受過教育的閻瑞生槍斃，這是最沒有道理的事。”
朱家後人說：“（當時警方）別的證據沒有，就是那一部汽車的牌照……對了一下號碼，發現是我們家的，包打聽就到我們家裡來了。”經訊問，警方鎖定閻瑞生。
閻瑞生從報紙上看到王蓮英屍體被發現，且轉賣劫來珠寶時被朱稚嘉撞見，便連夜僱小船潛逃，被鄰居舉報，緝私營開船追趕，閻跳入水中逃逸，後在徐州火車站落網。
經法庭審理，閻瑞生、吳春芳被判死刑，方日珊未被抓捕歸案。
1920年11月24日，《申報》第10版專文描寫了槍決現場，稱：“時頭門外北來之妓女與閻之友人，均乘汽車而來觀執行者，約有數十輛，均隨往龍華大操場觀看。”“聞觀者之中，有一女子年約二九，於執行後乘汽車回至龍華橋相近，大哭不止。有人傳說即系題紅館。”
陽春白雪得靠下里巴人養
閻瑞生案引起社會巨大反響。
閻被槍決後，第3天大世界和新舞臺便推出海派京劇《蓮英劫》和文明戲《蓮英被難記》，著名電影導演程步高先生回憶說：“新舞臺夏氏兄弟素有經驗，《黑籍冤魂》成功在前，《閻瑞生》必轟動於後，良機莫失，首先發動，漏夜趕編時事新劇。連臺好戲，捷足先登，提前公演，獨佔鰲頭，其盛況又是空前，半年不衰。”
第二年3月1日，新舞臺又推出連臺本戲《閻瑞生》，廣告稱：“內中有大水景，大夢景，新一品香，百多洋行，會樂裡妓院，九音連彈，許多汽車、馬車兜圈子，真馬上臺，真船上臺，當場泅水。”其中“閻瑞生做事錯又錯，尊一聲父老子弟先生同胞，大家細聽我把話來說……奉勸少年的同胞你們休學我，到陰曹見那祖先，我有何面目”的唱段膾炙人口，孟小冬都演過此劇。
1921年2月，新舞臺曾推出蕭伯納名劇《華倫夫人之職業》，遭遇票房慘敗，《閻瑞生》成了“留住觀眾，挽回經濟損失的無奈之舉”。
學者何其亮指出，“上海當時幾乎每個劇場、 娛樂中心、 草臺班子都在搬演此案”，甚至街頭賣栗子小販也播放“閻戲”唱段招徠顧客。
“閻戲”風靡後，出版亦緊跟，《蓮英被害記》《蓮英慘史》《閻瑞生秘史》等紛紛出版。賀蕭說：“她（指王蓮英）的事情在街頭巷尾傳了20多年。”
為“真實”竟上刑場
1921年4月，《申報》發佈廣告：“閻瑞生謀害蓮英案喧傳社會，無人不知，現聞由中國影戲研究社將全案事實編為影戲……全片製成共費五萬元，長約萬餘尺，不日即可出演，屆時必可哄動一時也。又該社以外人影片所攝中國人，均囚首鵠面極形不堪，殊有玷國體，茲擬多攝有價值之影片輸往外洋，以介紹我國人真面目雲。”
電影發起者是陳壽芝、施彬元、邵鵬、徐欣夫、顧肯夫、陸潔等，前4人在洋行供職，顧肯夫、陸潔是影迷，他們在1920年創立中國影戲研究會（後改名中國影戲研究社），於1921年4月出版中國第一本電影雜誌《影戲雜誌》，原計劃為月刊，因經濟原因，1922年1月才由顧肯夫個人出第2期，5月由明星公司出第3期，以後停刊，研究會亦消失。
為拍電影，陳壽芝等人找到商務印書館活動影片部。該部建於1920年，是不多的、有能力拍電影的機構。
《閻瑞生》編劇為楊小仲，楊1916年入商務印書館補習學校半工半讀，1918年正式入職。
導演是商務出版社的任彭年。陳壽芝扮閻瑞生，二人本是好友，面貌、動作相像。
影片為拍“槍斃”一場，竟“要求淞滬護軍使署，請仍派出如前次執行槍斃時之軍隊，押送該二犯前赴龍華操場……站齊隊伍如法開槍，惟除去子彈”。
不過這可能是噱頭，以吸引在場市民去影院找大屏幕上自己的形象。
它帶起了電影投資熱
1921年7月1日，《閻瑞生》公映，票價為1元和1.5元，“未至開映時間，包廂已預訂一空，池座亦滿”。
此前中國電影僅長十幾分鍾，《閻瑞生》卻長達100分鐘，連映兩週，票房贏利4000餘元，帶起了一個投資電影熱。
《閻瑞生》標榜真實，但瑕疵甚多，甚至扮演王蓮英母親的“似系一男社員，表情雖屬不差，而形容服飾望而知其為假，且時暗露笑容，諒扮演時亦自忍俊不禁”。
1922年，明星公司又以張欣生弒父案為題材，拍攝《報應昭彰》，“連日售座異常擁擠，後至者俱紛紛退回”，一週票房即達6683元。
有人上書教育部，稱：“近日電影片中於誨淫誨盜外，罪尤加等者有二，一為閻瑞生影片，一為張欣生影片……寫者必欲取窮兇極惡，描寫盡致，宣揚其姓名，流傳於世界，此尤不可忍矣。”
《閻瑞生》格調不高，但展現出電影的商業價值，培養出任彭年、楊小仲、陳壽芝、王彩雲等電影人。
其實閻瑞生也是影迷，在法庭上曾“供認謀殺情況，都從美國偵探片看來的”。
王蓮英剛去世時，她的意中人楊習珪曾“日夜登臺自己作自己”“傷心人現身說真情”，但據《申報》9年後報道，王蓮英屍體仍未安葬。
文/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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