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社會上的一些有名又有錢的女人，頻繁地告誡普通女性要付出努力來投資、提升自己，優雅地平衡家庭和事業，最終才能得到成功。她們不害臊地標榜自己是女性主義者，然而這樣的女性主義將生活中的各方各面都簡化成一種經濟算計和商業策略，因此只是一種名義上的女性主義。
過去幾年裡，社會上出現了一堆女性主義宣言，這些宣言獲得了媒體的大力關注，並重新激活了與之相關的辯論。其中一個特別的話題就是，為什麼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女性還要竭力地去平衡工作和育兒。其中，2012年《大西洋月刊》發表的《為什麼女人還是不能擁有一切》（“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作者安妮-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新美國基金會(New America Foundation)現任主席及執行總裁），和2013年的暢銷書《向前一步：女性，工作及領導意志》（“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作者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 Facebook首席運營官），引起了一股潮流：一波女強人開始公然且不害臊地標榜自己是女性主義者。
再想想2014年艾瑪·沃森（Emma Watson）支持聯合國女性#他為她（#HeForShe）運動的講話，看起來，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下，女性主義話語在文化上變得可見，並廣泛地流行起來。
艾瑪·沃森在聯合國女性#HeForShe運動中演講，在演講中她號召所有人關注性別平等，尤其呼籲男性加入到兩性平權運動中
的確，《工作的女人》裡到處都是脫離了語境的陳詞濫調，而且，它還恬不知恥地為旗下的時尚品牌打廣告，但是，我們還是有必要對這本書進行嚴肅的分析。在這本書中，伊萬卡想要傳遞的主要信息是，女人應該在其生活的各個方面下功夫：“職業、關係、家庭、友誼、愛好、和激情”。就像她說的那樣：“當我們幸福，即當我們的心態和情緒是積極的時候，我們也就更聰明、更有動力、更容易成功”。
成功被定義為堅韌、主動和創造性地面對阻礙，人的抱負“僅僅受限於自己的渴望、動力、激情和執行力。”根據伊萬卡，所謂（女性的）賦權，就是個體的女性有意識地選擇創造他們渴望的生活，並通過努力的工作和毅力，把這個生活打造出來。
《工作的女人》有效地捕捉了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關鍵期望：個體，特別是女性，應該不停地努力提高她們的社會經濟價值。這本書把這樣一個理想的女性主體推上了神壇：她被鼓勵去把自己構想為“一個公司”或企業，並把所有的活動都理解為投資，以此來提高這個公司（也即自身）的價值。伊萬卡在書中反覆鼓勵女性“要把[她們的]時間擺到第一位，這樣[她們]才能永遠增值”。
要確保自己的努力可以為自己增值，好的計劃是重要的。而好的計劃，換句話來說，就是擬定無盡的計劃清單——從任務說明到具有各種色彩標識的待辦事項。因此，這個理想自我主體也就變成了女性主義理論家安吉拉·麥克羅比（Angela McRobbie）所說的，一個“新自由主義的任務清單”。
伊萬卡·川普
甚至愛好、友誼和其他傳統上被認為不應進行經濟算計的親密關係，也被重新設想為各種各樣的投資和價值管理。伊萬卡指出，關於婚姻和生育的決定，也應該是這種計算的一部分，她還直言鼓勵女性要培養友誼和愛好，而這麼做，為的不是友誼和愛好本身，而是要把它們都當作公司（也即自我）資本增值計劃的一部分。在討論建立關係網對剛開展其事業的女性來說的重要性的時候，伊萬卡敦促讀者，每一次每次在派對和會議上社交的時候，都要與一個人建立一個與人形成新的牢固強有力的關係。
說句公道話，儘管她也試圖不去強調把他人赤裸裸地當作工具來使用，然而，她還是強調，一切新的接觸或友誼，都有潛能來提升個人價值。因此，培養親密關係、自我關愛和休閒活動，最終也都變成了一種商業策略。
像伊萬卡提倡的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想象，構成了女性主義的一個越來越主流的潮流。令人不安的是，這股潮流不再堅守平等、公平和解放這些核心概念。結果，新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neoliberal feminism）便消除了傳統女性主義闡明並批判自由民主制的結構性矛盾的力量（這個矛盾是指，儘管自由民主制聲稱普世權利和平等，但在歷史上女性卻被顯著地排除在這些權利和平等之外）。
由於忽視塑造女性生活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結構，並否棄一切集體獻身或動員，新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主體，乃是一個原子化的個體，她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自己的安樂和自我關愛上了。
矛盾並且反直覺的是，育兒也被納入了這種新女性主義的標準軌道的一部分，而恰到好處地平衡工作和家庭，也變成了這種新女性主義的終極理想。因此，新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就幫忙確保了，生育和育兒的所有責任，都要落在女性個體的肩上。但向上流動的女性往往會外包這個工作，而只是去管理那些實際幹這個活的女性而已。考慮到從事這些幕後工作的“阿姨”大多是有色人種、是窮苦人家和移民出身的女性，新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不過是再生產對這些“他者的”女性主體的剝削，併合法化這種剝削，同時又抹殺掉了傳統女性主義去回應由此而造成的不平等的話語。
把伊萬卡、凱利和斯勞特放到一起來讀，是一種迷人且不安的體驗。首先，這三本書都支持現在人們都已熟悉的那種觀念，即女性的理想成就，是在工作與家庭之間達成一個幸福的平衡；其次，這三本書，最終都把推動社會變革的責任，放到了女性個體的肩膀上；最終，這三本書的每一本都反映——並再生產——了這樣一片文化-政治景象，在這一景象中，生活中越來越多領域被化約為一種經濟架構，也越來越多地被人們通過經濟的框架來理解。
在2015年的著作《消解民眾：新自由主義的秘密革命》(Undoing 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中，政治理論家溫迪·布朗(Wendy Brown)認為這種簡化在新自由主義下是合理的，這是一種新自由主義佔主導地位的治理模式，它把社會生活改造為被經濟算計驅動的企業生意。
不再對為平權、或為終結性別歧視而鬥爭抱有濃厚興趣，新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了工作和家庭之間的平衡這個概念上。
梅根·凱利就不加批判地擁抱了這個理想，吹捧像追求事業一樣充滿激情地追求母親的角色。對凱利來說，既做一個寵愛孩子的母親，又要做一個強硬、充滿野心的專業人士，就是所謂的“不將就”。至於伊萬卡，則是用“工作和生活的節奏”（work/life rhythm）這個術語來描述平衡做一個專心的母親和一個成功的女生意人時要面臨的挑戰。而即使是更傾向於自由派的斯勞特，想要說的也可以總結為：女性必須先要學會改造自己——改造自己思考、說話、計劃、工作以及投票的方式——之後，才能希望自己在工作和家庭之間達到適當的平衡。
有趣的是，伊萬卡和凱利都坦率地承認，在美國，性別平等還有待實現。伊萬卡宣稱，儘管自她母親那輩開始，女性取得了許多進步，但“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凱利則承認，性別歧視依然存在，各種各樣的性別偏見依然有待消除。另外，這兩個女人都支持有限的結構性變革，比如說，帶薪產假。然而她們都沒有花太多時間來詳述阻止女性成功的結構障礙。這兩個有名又有錢的女人，向地位沒她們那麼高的讀者給出的絕大部分建議和指示，都要求女性個體要付出努力來投資自己，以此得到成功。
考慮到她們同屬保守的政治陣營，我們不奇怪伊萬卡和凱利的大部分觀點都一致。然而，即使自稱是民主黨的女性主義者斯勞特，也寫了一本書，它不僅讀起來像自助手冊，而且還把注意力幾乎完全集中在女性為自我提高而應付的個體責任上。
她堅稱，“要不要從現在開始思考以後可能會發生的事情，這仍然取決於你，”《沒做完的生意》中最能說明問題的地方，是斯勞特說，儘管管錢很難，管孩子也很難，但說到底，它們都是對某種資本的投資。斯勞特認為，如果我們得到這種勞動的補償的話，我們必須學會怎樣去衡量“育兒育人的經濟價值”。
2012年《大西洋月刊》發表的《為什麼女人還是不能擁有一切》
一方面，這樣的計劃顯然是值得讚揚的，因為關愛工作（care work）的價值，在傳統上是要麼不被承認，要麼被大大低估；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把斯勞特宣揚的，她所謂的“關愛問題”的解決方案放到新自由主義的語境下來理解。新自由主義把一切社會形式轉化為收支平衡和資本的升值與貶值。斯勞特的書，就是在助力於這種轉化過程，她讓情感聯繫從屬於經濟算計，同時也遮蔽了我們用來評價關係、行動、情感的其他的可能框架。
儘管各有各的特質，但這裡說到的這三本書，都是在同一個越來越主流的新自由主義環境中形成的。這個環境破壞、並重構了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傳統區分。新自由主義越來越成為一種主流的文化，把生活的一切領域，都鑄刻到市場的模型中去，在那裡，競爭和資本的升值壓倒了其他的一切。這樣的動機下所激發出的女性主義，只是一種名義上的女性主義。
Catherine Rottenberg是倫敦大學戈爾德史密斯學院的客座教授。她的書《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興起》(The Rise of Neoliberal Feminism)將於今夏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原文鏈接：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the-neoliberal-feminist-subject/
翻譯：王立秋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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