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京都住的地方臨近大谷大學，幾乎每天都路過。這是一所規模不大的佛教私立學校，前身是東本願寺的修行所，1901年改編為現代大學。經過了一百多年的發展，全校師生全部加起來也不超過五千人，主校區十幾分鍾就足夠繞一圈。但大圖書館穀大學素來馳名在外，除了神田香巖“容安軒”、神田喜一郎“佞古書屋”的善本古籍外，還藏有北京版《西藏大藏經》一部，為庚子事變時僧人寺本婉雅從北京獲得。
1900年義和團運動過後，在滿目瘡痍的安定門外，寺本目睹黃寺、資福院的喇嘛逃亡幾盡，佛像被軍人破壞，兩寺境內一片狼藉，“慘怛如修羅場”。但他欣喜地發現兩部大藏經竟然保存完好，就和主持喇嘛談商議買下。主持正苦無米下炊，沒怎麼猶豫便一口答應。兩部大藏經運到日本後，黃寺所藏明版更為精美，遂被給日本天皇，後轉歸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但卻陰差陽錯地在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中化為灰燼。反而是價值略遜的康熙版安然存於大谷大學，共計一百零六函、一千一十六部佛經至今無恙。
出發前夕寺本婉雅（左一）在北京公使館
寺本對於日本佛學、藏學研究的貢獻尚不止於此。1915年，已回國在滋賀縣鏡山隱居多年的他得到南條文雄、榊亮三郎的強力推薦再度出山，受聘為大谷大學教授，兼任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講師，教授藏語和佛教學。這是自1877年日本現代大學體系建立以來，第一次有人開設藏語課程。除了教學以外，他還著有《于闐國史》《新龍樹傳研究》《西藏語文法》，譯作有《異部宗輪論》《十萬白龍》等。
明治末年，西藏在日本人眼中還是遙遠且危險的“秘密國”。第一個到達拉薩的僧人河口慧海1903年回國時，曾引發日本媒體的集中報道，上升為重要公共事件。有人懷疑他是在招搖撞騙，根本沒有去過西藏，直到河口展示大量藏地佛像、佛經和植物標本時才平息質疑。寺本的出發時間比河口還早兩年，他是1898年作為京都本願寺派出的僧人出發的，出發前也已積毀滿身，包括斷定他只是博虛名的“輕薄兒”這樣的酷評。
6月30日寺本婉雅從京都站啟程，當天只有真宗大學（大谷大學前身）的生徒們趕來送行，父親堅持送他到大阪梅田上車。7月2日的最終分手猶如生離死別，“能否再次踏上故國的土地，不得而知。”他在神戶登上日野號軍艦，7日下午到達上海。在船艙中他就聽說上海的日本人居留地甚是“不潔”，當首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時，映入眼簾的第一個畫面正是喧囂混亂的黃浦江碼頭。
大谷大學藏西藏《大藏經》
在仲夏悶熱的上海，寺本婉雅親身經歷了一次中西方風俗觀念衝突。起因是法租界工部省旁有一處寧波棺廟，在上海謀生的寧波人死後將棺木移於此，等到選好良辰吉日、勘驗墓地風水、土地方位後再入土為安。但出於各種原因，有時棺木一存就是十多年，導致屍骸糜爛、臭氣熏天，引發附近法國人的極大反感，他們屢次向上海道臺申請處理皆得不到回應，遂派水兵強行將棺廟的牆壁破壞。佔到上海人口的三分之一，總數達六十萬的寧波人被徹底激怒，他們以罷市相回應，最終演變為社會騷亂。
寺本認為法國人的憤怒“不能說毫無道理”，私人或家族利益總不能以損害公共衛生為代價，他認為清國人“眼中只有私慾，毫無公共觀念，他們遭到文明程度更高的國家蹂躪，無足怪也。”此事件加深了他的看法，即這個國家的人生活水平太低，貧民太多，只關注眼前，至於“國體如何、政治如何等等，彼等一無所問。忠孝、節操、信義，彼等亦毫不介意，只要獲利，雖奴隸亦可為之。從根本上來說，清國人和猶太人沒有什麼分別。”他認為要重塑清國人的精神內核，挽救破落的東方帝國，首先必須在此傳播日本淨土真宗版的佛教。
大谷大學藏西藏《大藏經》
雖然日本佛教起源自中國，寺本卻在通過觀察後認為，受明代禪宗和清代喇嘛教的雙重影響，今天的中國佛教在一切虛空理論的浸潤下，已經淪落為念佛祈禱、咒力詛誦的現世神秘主義，缺乏超越性力量：“如果說中國現在已經毫無宗教，恐怕亦非過言。佛教早已衰落，腐敗滲入骨髓，毫無匡救之希望。各地寺院雖存，只空留形骸。伽藍巍然聳立，寺院境內廣闊，即使在一座小城裡，也能追懷昔時佛教盛大時的遺蹟。然而僧侶之無學令人震驚，即便是稍解文字、稍通數理之人，亦寥若晨星。”但鑑於清國目前內憂外患，形勢危若累卵，在佈教時最好“以喚起清國人之同情心為最必要之事。”
報著這樣的想法，7月末寺本離開上海前往北京途中，一有機會便嘗試與清國人筆談，並伺機傳教。他的第一個試驗品是在船上遇到的底層讀書人，在寒暄了一番，表達了儒教是一種學術，而非一種宗教的基本立場後，他先奉承道“弊國仰教孔子、孟子，與貴國同矣”，接著話頭一轉，忽然宣稱日本今天“達文明之域，能與西洋諸國拮抗，為東亞之文華，則由佛教之存也，貴下以為如何乎。”這番生硬的轉折讓對方無言以對，敷衍了“所論極是”四個字後筆談便到此結束。
1899年初在北京順利獲得到入藏通行證後，寺本回到上海，準備沿水路向四川甘孜打箭爐進發。3月13日，他與曾經的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會面，後者不久前因為參與戊戌變法被褫奪公職，隱居海上客舍，頗為潦倒無歡。寺本婉雅覺得文廷式的氣宇宏量異於常人：“博學多識、讀破藏經、精通佛典，據說還虔信佛教。”文廷式向他詢問了日本淨土真宗與中國淨土宗之間的區別，並對日本僧人可以食肉娶妻一事表示了理解，開明派官員的底色仍然不減，寺本則表明此行的目的：“我本願寺深感東亞時局也，發奮以欲傳道佛教於歸國焉…非有它意矣。”
幾天後，寺本溯長江而上，沿途看到的是巫教的怪力亂神、士兵的飛揚跋扈、喇嘛的遊墮無行。5月30日他到達成都，立即根據自己一年來的見聞，提筆用漢文致信四川總督奎俊，提出了十五點改革建議，包括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學習歐美軍事制度，鋪設鐵道，開採礦山，締結中日同盟，派有為青年去海外留學，改革儒、佛、道教的諸項弊端，等等——在戊戌變法剛失敗，政局全面開倒車之際，日本僧人這封不合時宜的投書，自然是得不到任何回應的。
8月到達西藏的門戶巴塘時，寺本婉雅遭遇重大打擊。雖然他持有北京政府頒發的入藏證，卻被當地官員嚴辭拒絕，稱外國人一律不得再前進，以防“傷害黃教佛門。”不願放棄的寺本在當地滯留一個多月，直到因水土不服發起了高燒，才無可奈何地打道回府，第一次清國之行就這樣以失敗告終。不過他也因禍得福，翌年義和團事變爆發，寺本受陸軍第五師團之召，作為隨軍翻譯開赴北京，才有了後來得西藏大藏經之事。
《藏蒙旅日記》
（日）寺本婉雅/著、橫地祥原/編
芙蓉書房1974年版
1901年7月待到清國的排外思潮稍加平息，寺本婉雅也踏上了第二次入藏之旅。這次他選擇了北邊的陸路，先到北京雍和宮，1902年10月出發向西而行，經內蒙古、青海走走停停，兩年半後才到達拉薩。在缺食少水的大西北，常有危險的野獸和蠻人出沒，偶爾可見牽著一百多頭駱駝，結伴將關內的洋布、綢緞賣往蘭州的行商，“他們二十人一組，每人都手持銃器。”中國行商最強勁的對手是俄國商人，寺本認為“俄國在蒙、甘、陝諸省蓄積強大勢力，實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沙俄帝國東方經營的一部分。新興的英國勢力也從印度、西藏介入新疆與青海，與俄國發生不少摩擦。
處於各方勢力交匯之處的蒙古外八旗，早已失去幾百年前橫掃歐亞大陸時的摧枯拉朽之勢。寺本看出根本問題是明清兩朝藏傳佛教的流行，它一方面抑制了蒙古的人口增長，導致曠漠原野上人煙稀少，“孤村寒家，情景令人心生憐憫。”更重要的是，藏傳佛教通過渲染地獄的恐怖消弭了蒙古人的殺戮天性，導致他們臨戰畏縮，除了崇佛外不知他事，更無社會公共觀念，但知保存自家之生命與財產，“此種人民只是一種遊民組織”，只能任人宰割。
寺本和遊牧民一樣逐水草而居，每日飲黑茶，以牛羊肉裹腹，1904年8月到達青海塔爾寺，並一待就是半年多。他在這裡每日烹羊自炊、研讀藏文佛經，曾在日記中寫道：“冬夜，月如凍。天地純白，萬物寂寥，心入於菩提之道。覺吾心之小宇宙與真如法性之明月通融，即實體之大宇宙也，天空海闊，快適不可言。”在這樣澄明的修行狀態中，他將苯教經典《十萬白龍》翻譯為日語，手稿被寄到北京，兩年後在東京出版。1905年5月，在歷經了七年的遠征後他終於到達拉薩。
洵親王、順承郡王贈寺本婉雅照片
在第二次旅行臨近尾聲時，寺本的政治立場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內陸十八省人的世俗與自利實在令他失望，他已經不願再提日清同盟，轉而鼓吹“佛國”西藏擺脫清政府的控制，與日本聯手對抗英俄為代表的西方勢力。這個想法的雛形是塔爾寺期間的“東亞佛徒一源同流”論，1908年在五臺山謁見達賴喇嘛時他進一步表明，佛教只存在於日蒙藏“三國”，佛教徒當下急需趕上文明世界的發展潮流，這樣才能“讓佛陀的光明徹照十方。”作為先進國家，日本帝國不但需承擔這一東亞佛教大聯合的重任，而且也是東亞和平的保障。
就這樣，寺本婉雅通過自己獨立的思考和觀察，不自覺地與日本軍部的滿蒙藏政策若合符節。在1906年底開始的第三次藏蒙之旅過程中，先是日本陸軍福島安正中將資助了他一筆資金“購買有關西藏的參考書”，後來政客大隈重信、軍人兒玉源太郎也公開表態支持他的探險火車。在寺本前往五臺山帶給達賴喇嘛的福島信中，出現了“貴敝兩國，即同種同教友誼之情”的句子，種種跡象表明在辛亥革命前夕，日本軍部試圖利用慈禧去世的政治空虛，積極幫助西藏擺脫中央政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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