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一直引以為傲的是擁有強大的且眾多的高科技人才，而對待科技人才豐厚待遇也成了重大獲利點。
而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因為貧窮，流失了一大批科學家，這才使得國家的科研能力目前與美國還有著較大的差距。
這個人的回國預示了中國科技勢必崛起！
施一公，1967年5月5日出生於河南省鄭州，1989年畢業於清華大學，1995年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博士學位。中國科學院院士、結構生物學家、清華大學教授。
但讓美國人震驚的是，加入美國國藉、在美國居住18年之久的施一公，宣佈放棄在美國擁有的一切，返回中國繼續進行科學研究。他回絕了千萬美元的研究經費，辭去了普林斯頓大學的職務，轉而回國任職北京清華大學生命科學與醫學研究院副院長，現在，他已成為了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長。
施一公曾說：“中國的科技和教育體制、中國大學的科研和教學，都與美國一流大學有相當的差距，中國正在為此而努力。我會發自內心地為清華、為中國科技和教育體制的進一步發展付出更多。”
施一公回國之初，他給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信中寫道：“我回到清華，對普林斯頓大學的貢獻會比身在普林斯頓大得多。我希望將來能進行更多的學生交流活動，使普林斯頓、耶魯、哈佛等這些名校的本科生有機會到清華來、到中國來，因為這三所大學的學生很多都是美國未來的領導者，我希望美國這些優秀的人才在年輕的時候能在中國待上一段時間，真正瞭解中國。”
甚至施一公希望自己能在清華為本科生開設一門思想政治課，用他在國外曲折而真實的經歷，激發同學們的愛國主義情感。
近年，許多像施一公同樣著名的海外華人科學家開始迴流中國。他們的迴流帶著一個艱鉅的任務：重組中國的科研文化，改變用人為親和碌碌無為的現象，這些都是追求科研成果的最大障礙。
這些也跟國家近年來不斷的加強學術的地位有關，勢必用充裕的財政資源來填充科研所需要的條件。更和這些擁有中國夢，而毅然放棄國外優異的條件，只為偉大的祖國復興而行動的科學家們有關。正是他們肩負起了中國科技發展的使命！在2012年中國軍工科技迅猛發展的程度令五角大樓感到無比震撼，這正是他們赫赫的軍功章。而近年來，更是大大的跟西方縮小了差距，位於科技強國前列！要知道，從貧窮大國到如今傲人的成績真的不容易，也值得我們驕傲！
美國之所以如此強大，靠的是領先的科技技術。美國優越的科技氛圍、條件、以及對科學家地位的尊重、這些是大量國外科學家湧入美國的先決條件。而今天，我們偉大的祖國科技上真正漸漸拉小這些差距，真是有了像施一公這樣的人才，不惜放棄自我的無限前途和個人夢想，而只為在世界的任何舞臺都看到五星紅旗在飄揚！這些默默付出心血的科技人才，像屠呦呦、李四光、周培源、施一公、等等，相對於明星藝人，這些人更值得獲得認同的地位和掌聲！
我們為這些因為中國夢而放棄優越條件的科學家一個由衷的鞠躬！
施一公演講：不應該鼓勵科學家創業
歐美同學會·中國留學人員聯誼會第三屆年會在武漢舉行，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施一公出席並就中國的創新人才培養髮表演講，以下為演講實錄：
如今我們的GDP已經全球第二，但是看技術革新和基礎研究的創新能力，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排在20名開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對這個數字。我們有14億人口，我們號稱我們勤勞勇敢智慧，我們號稱重視教育、重視科技、重視人才。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還可以找各種各樣的理由，我們還是剛剛起步，文革剛剛結束三十多年，但無論怎麼樣，我希望大家能有這樣的意識，就是我們的科技實力、創新能力、科技質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開外。
有的人或許會懷疑，認為我說的不對，會說我們都上天攬月、下海捉鱉了，怎麼可能創新不夠，我們都高鐵遍佈祖國大地了，怎麼可能科技實力排在20名開外。我想說的是，你看到的指標和現象，這是經濟實力決定的，不是科技實力決定的。我們佔的是什麼優勢，我們佔的是經濟體量的優勢。請大家別忘了1900年我們簽訂《辛丑條約》賠款九億八千萬白銀的時候，中國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強，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沉重的現實。
我在海外的時候，只要有人說我的祖國的壞話，我會拼命去爭論，因為我覺得我很愛國。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上領獎，在晚宴的時候，
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談到中國的科技發展，他很不屑一顧，我覺得很委屈、很憤懣，但是我輕描淡寫的說了一句：不管怎麼說，我們國家登月已經實現了，你們在哪兒？但他回敬了一句，讓我說不出話。他說：施教授，如果我們有你們中國的經濟體量，我們能把五百個人送到月球上並安全回來。在國內，我覺得自己是個批判者，因為我很難容忍我們自己不居安思危。我們對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現狀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怎麼發展，怎麼辦也要有清醒的認識，並形成一定的共識，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爭論來爭論去的層面。
首先我想講，大學是核心。中國的大學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華大學，學生從入學開始，就要接受“就業引導教育”。堂堂清華大學，都要引導學生去就業，都讓學生腦子裡時時刻刻有一根弦叫就業，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就是，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裡談就業。就業只是一個出口，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怎麼能以就業為目的來辦大學。
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跟大學沒有直接關係。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培養國家棟梁和國家領袖的地方。讓學生進去後就想就業，會造成什麼結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掙錢多的領域去鑽。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闆我想去金融公司。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這個國家出了大問題。管理學在清華、在北大、在整個中國都很熱，這是違背教育規律的一件事情。專科學校辦學的理念，是培養專業人才，為行業輸送螺絲釘，但大學是培養大家之才，培養國家各個行業精英和領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學不以致用。你們沒聽錯，我們以前太強調學以致用。我上大學的時候都覺得，學某一門課沒什麼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實在大學學習，尤其是本科的學習，從來就不是為了用。但這並不意味著用不上，因為你無法預測將來，無論是科學發展還是技術革新，你都是無法預測的，這個無法預測永遠先發生，你預測出來就不叫創新。
大學裡根本的導向出了大問題，那麼怎麼辦？其實很簡單，教育部給大學鬆綁。大學多樣化，政府不要把手伸的太長，不要一刀切，不要每個學校都就業引導，每個學校都用就業這個指標考核領導，這對大學有嚴重干擾。
我對基礎研究也有一個看法。我們國家非常強調成果轉化，現在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加強轉化”。但我想問一句，轉化從哪兒來。我們的大學是因為有很多高新技術沒有轉化成生產力呢，還是我們根本就不存在這些高新技術？我認為是後者。我們的大學現在基礎研究能力太差，轉化不出來，不是缺乏轉化，是沒有可以轉化的東西。
當一個大學教授有了一個成果，無論是多麼基礎的發明，只要有應用前景和產業轉化的可能，就會有跨國公司蜂擁而來，我就是個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個簡單的、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發現，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動來找我。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樣不停在聞，在看，在聽，他們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個有意義的發現。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呢？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大家沒聽錯，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後覺得心情很沉重。術業有專攻，我只懂我的基礎研究，懂一點教育，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辦公司、當總裁，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一邊還要管金融。 我們從領導到學校，從中央到地方，在鼓勵科技人員創辦企業，這是不對的。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他們可以以諮詢的方式、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我想這個觀點是有很多爭議的，但是我篤信無疑。
我可以舉個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為發現了調控血液和細胞內膽固醇代謝的LDL受體，獲得1985年的諾貝爾獎獲。他是美國很多大企業的幕後控制者，包括輝瑞，現在非常富有，應該說是最強調轉化的一個人。他兩年之前在《科學》週刊上寫了一篇文章，抨擊特別強調轉化。他說轉化是來自於基礎研究，當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的時候，如何能轉化。他說，當他意識到基礎研究有多麼重要的時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礎研究，轉化是水到渠成的，當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轉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長。他列舉了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學醫的學生做基礎研究從而改變了美國醫療製藥史的過程，很有意思。
我們一定要看看歷史，不僅僅是中國現代史，也要去看科學發展史，看看各個國家強大的地方是如何起來的，而不是想當然的拔苗助長。
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跟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我問大家一句，你們認為我們的文化鼓勵創新嗎？我覺得不鼓勵，我們的文化鼓勵槍打出頭鳥，當有人在出頭的時候，比如像我這樣，特別是有人在攻擊我的時候，我覺得很多人在看笑話。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什麼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議。科學跟民主是兩個概念，科學從來不看少數服從多數，在科學上的創新是需要勇氣的。
三年前，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後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的重視教育。他笑咪咪的看著我說，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說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只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第二個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我聽了以後嘆了口氣，說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我們有一千四百萬中小學教師，我們雖然口口聲聲希望孩子培養創新、獨立思考的思維，但我們的老師真的希望孩子們多提一些比較尖銳的問題嗎？這和我們的部分文化，師道尊嚴又是矛盾的，所以我們在創新的路上的確還揹負了沉重的文化枷鎖。
我想我今天的意圖已經達到了，但我想說我並不是悲觀，其實我很樂觀，我每天都在鼓勵自己，我們的國家很有前途，尤其是過去兩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現在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教育領域深層次的思考和變革，這個大潮真正的開始了。在這樣的大潮中，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就夠了，實事求是的講出自己的觀點，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們的貢獻。這樣，我們的國家就會大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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