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日本NHK電視臺播出的一部紀錄片，讓“三和大神”這一神秘群體再次受到中國社會的關注。
中國城市裡的民工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年輕人更難適應
“三和大神”是指在中國深圳華龍三和人才市場附近活動的一群以打日結零工勉強度日的人。他們中絕大多數是80後、90後的年輕人，經常“做一天工玩三天”，沉迷於網絡遊戲，吃4元錢（1元人民幣約合0.16美元）一碗的掛逼面（“掛逼”指“沒錢了”，有時也指“死掉了”），抽0.5元錢一根的掛逼散煙，喝1.5元兩升的清藍礦泉水。晚上要麼花10元錢在網吧遨通宵，要麼住15元錢一晚的簡陋旅店，如果沒錢就只能睡大街。
近十年來，三和聚焦了數萬這樣的年輕人，他們天天在這裡遊蕩、消磨時光，一些人即使知道自己在“浪費青春”，但還是缺乏改變的勇氣。他們說，三和這地方有一種神奇的力量，讓人在不知不覺中喪失希望和鬥志。在中國的網絡論壇上，也有人把三和稱為“癱瘓聖地”，意指一個人到這裡很容易變成廢人。
這些“三和大神”是怎麼聚焦到這裡的？為什麼他們甘願淪落到社會底層，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
按照“三和大神”們自己的總結，大概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到三和來找工作被騙，或者身份證被偷，無法離開，也無法找到正規的工作；二是因為對工廠待遇和條件不滿，也無法改變這種現狀，所以不想長期工作，只想在網絡遊戲中逃避現實；三是因為欠了賭債，跑路來到三和，但始終無法戒除賭癮；四是情感受挫，對生活失去信念，在哪裡都不受歡迎，只能跑到三和來渾渾度日。
他們當中，有人把三和看作自由自在的天堂，也有人把它看作欲逃脫而不能的地獄。但無論哪種情況，三和的生活就像吸毒上癮一樣，令他們無力自拔。
紀錄片《三和人才市場：中國日結1500日元的年輕人們》，不僅展示了“三和大神”們的日常生活，還試圖通過他們的故事，洞察中國經濟騰飛背後被掩蓋的種種社會問題和政策缺陷。
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經過40年的高速發展，這裡聚焦了騰訊、華為、大疆等全球知名的大企業，也有身份上億的大富豪。但同時，在離市中心10公里的三和人才市場，也聚集著數萬每天掙扎在生存線上零工。這樣巨大的貧富差距背後有怎樣的社會原因？
近40年來，中國民工已經更迭了三代，而這三代人因為境遇不同，所養成的勞動觀念和生活方式也差距甚大。在三和人才市場開了10多年豆漿店的陳用發說，大概在2006年前後，進入城市的民工就開始更加頻繁地換工作，無法適應工廠裡的生活。這一方面是因為工作環境惡劣，勞動強度大，待遇低，以及缺乏人性化的管理，最極端的案例就是富士康發生的十餘人接連跳樓的事故。另一方面，因為現在的民工進入城市，所面臨的競爭日益激烈，現實與他們想象之間的差距越拉越遠，他們在工作中看不到致富的希望，便會對工作越來越缺乏耐性。
這些變化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其中，城市產業升級造成人口福利的透支是主要變化，它使新來到的就業人群壓力倍增。但同時，社會分配不公加劇貧富懸殊和階層固化，也不斷給年輕人造成心理壓力。這些問題最集中的表現就是房價高企而工資偏低。據媒體報道，深圳近10年來房價番了五倍，在中國內地房價與收入比排行中位居第一，這或許是人們理解“三和大神”現象一個不可忽視的背景。
此外，還有更隱性的政策約束。就算是第一批到達深圳的外地民工，經過20年的努力，可以在深圳安家營業，也無法跨越政策的鴻溝。比如紀錄片中失去右手還堅持開豆漿店的陳用發，他正為女兒在深圳入學的問題而焦頭爛額。根據中國城市的入學政策，沒有城市戶口的外地學生，要麼回原籍入學，要麼花鉅額的學費進入高級私人學校。但這兩種選擇顯然都不是像陳用發這樣的普通民工所能負擔的。
作為中國製造業最先進的城市之一，深圳每年吸引著近百萬勞動新軍蜂擁而入，但也會有相當比例的人最終無奈地選擇離開。“三和大神”是其中比較特殊的一個群體，他們的身後潛伏著普遍的社會危機：居高不下的房價壓倒了多數年輕人的夢想，惡劣的工作環境使他們喪失奮鬥的意志。儘管不是所有人都會選擇像“三和大神”們一樣得過且過、隨波逐流，但年輕人心中所感受到的壓抑和苦悶是大致相同的。
那些責備年輕人不肯吃苦、懶散的人，也許有他們所堅信的道理，但遺憾的是，“三和大神”們並沒有從生活中習得這樣的經驗。他們小時候大多是留守兒童，缺乏家庭關愛和教育機會，長大了隨著父母的腳步踏入城市，卻發現生活並沒有想象的那麼美好。更有甚者，即使他們清楚自己的問題，意識到懶散是不對的，再這樣下去很危險，可是仍然“無力自拔”。這種無力，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缺乏改變自己的能力和勇氣，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看不到改變的希望。
《社會學的想像力》一書的作者賴特•米爾斯（Charles Wright Mills）指出，“環境中的個人困擾”和“社會結構中的公眾論題”是不同的。也許存在一些特殊的個體，因為他們自身的缺陷和機遇問題而使生活走向困頓，但當幾萬人面臨同樣的問題時，它就不可能只是個體的原因了，一定有超出個體所能左右的力量——通常是社會機制在發揮作用。
現實中，當地政府也在嘗試改變這種狀況。據澎湃新聞報道，自2017年5月起，龍華街道開展“百日整治”行動。深圳市公安局提供的數據顯示，直到7月，三和人才市場周邊區域治安形勢明顯好轉，總警情下降26.9%，治安警情下降31.8%，盜竊警情下降50%；共破獲刑事案件35宗，刑事拘留嫌疑人54名，治安案件17宗，行政拘留35人。
但是，這樣的突擊整頓行動能否產生根本和持續的改善？“三和大神”的聚集反映的諸多問題，如政府在底層勞動者基本權益保障、網絡違法違規行為治理、城市流動人口管理方面的滯後與不作為等，單靠抓捕和驅趕能否解決？思考這些問題，不單是深圳一座城市的任務，也是中國城市化發展帶來的普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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