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年5月，在兩萬士兵的保護下，流亡國外的查理二世終於重返了闊別已久的英國，一時間轟動不已。倫敦市民喝酒慶祝，競相觀看，教堂裡響起隆隆的鐘聲，歡迎國王的歸來。這一天，剛好是查理二世30歲的生日。若聯想到11年前，他們才處死了查理二世的父親查理一世，這真是莫大的諷刺。而查理一世登基後，也把自己統治時期提前到11年前，也就是從1649年開始算起，彷彿這個國家的動亂期從此便可一筆勾銷。
文|仇振武（南京大學世界史系）
童年的悽慘生活使得重登王位的查理二世懂得及時行樂，人們稱他為“歡樂王”或“快活王”。王政復辟期間，共和國時期被清教徒克倫威爾封殺的娛樂場所又重新開業，戲院、妓院、酒館和賽馬場恢復了往日的喧囂，皇家劇院在倫敦德魯里巷落成，人們歡天喜地地慶祝各種節日，處處歌舞昇平，熱情洋溢。查理二世還熱衷於尋花問柳，像女演員內爾·格溫（NellGwynne）以及露西·沃爾特（LucyWalter）等都是國王的情婦，私生子則更多。在輾轉流亡多年之後還能回到英國當上國王，享受一把幸福時光，查理二世這輩子可以說相當滿足了。
查理王子出生於1630年，正是歐洲三十年戰爭烽煙四起的時代。但生在英國皇宮的查理王子不僅度過了美妙愜意的童年時光，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然而，這一切都只是暴風雨來臨的前兆。由查理王子的父親，查理一世的專權任性點燃了長期議會的憤怒，激化了王室與議會的矛盾。1642年1月4日，查理一世魯莽地率領親兵衛隊闖入下院，以“叛國”的罪名逮捕激進的反對派議員，這反而加強了國內的反對勢力。8月22日，查理一世在諾丁漢的岩石山上升起王黨旗幟，正式向議會反對派宣戰，英國內戰爆發，年僅12歲的查理王子不得不隨父參軍。而在兩次內戰結束後，王軍不敵議會軍，查理一世被逮捕。議會隨後為他量身定做了一個審判法庭，並以叛國罪將其斬首。查理一世因此成為英國曆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被處死的國王，查理王子也被迫流亡國外。他的童年草草地結束了。
1650年，及冠之年的查理王子抵達愛丁堡，並於次年正式加冕為“查理二世”。1651年9月，查理二世發動入侵英格蘭的王位爭奪戰，卻寡不敵眾，在伍斯特戰役中被克倫威爾的“新模範軍”所擊敗，只得再次出逃。對查理二世來說，伍斯特戰役的失敗似乎擊潰了他最後的夢想。10月，查理二世抵達法國，但法國和荷蘭都明確表示拒絕接納，他又被迫輾轉歐洲大陸各國，長達九年。在這九年中，查理二世飽經憂患，履盡風霜，據說曾因為沒錢住店而睡在樹上。這是屬於查理二世的“黑暗歲月”。
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查理二世淪落天涯不說，更是連性命都岌岌可危。首先，國王體貌特徵非常突出，將近一米九的個頭和黝黑的皮膚使得他在人群中相當扎眼。其次，克倫威爾出重金懸賞國王首級，成功者可以領取1000法郎的報酬，而當時一個普通手工藝人的年收入不過只有25法郎。最後，任何包庇與幫助查理二世流亡的人都會被處以叛國罪，因此風險很大。那麼，在克倫威爾的天羅地網之下，查理二世究竟是如何絕地逃生的呢？在新近出版的《搜捕國王：查理二世的絕地逃生》（To Catch a King: Charles II’s Great Escape）一書中，當代英國皇室暢銷書作家查爾斯·斯賓塞（Charles Spencer）就對相關的歷史和傳說做出了很好的闡釋。與普通的歷史書不同，他沒有著眼於查理二世的足智多謀和圓滑老到，而是以查理二世身邊的隨行人員作為主角，努力刻畫這些“小人物”的性格與情感，描繪了他們是如何在斯圖亞特政權風雨飄搖之時，仍舊衷心耿耿保衛國王，最終幫助國王贏回王位的。
查爾斯·斯賓塞：《搜捕國王：查理二世的絕地逃生》
作者查爾斯·斯賓塞，來頭不小。他是已故戴安娜王妃的弟弟，也是當代威廉王子舅舅，因而對於英國皇室的歷史實數家珍，信手拈來。他的上一本書——《弒君者：那些膽敢處決查理一世的人》（Killers of the King: The Men Who Dared to Execute Charles I）寫的就是那些在法庭上判處查理一世死刑的律師、法官以及行政人員。當時，在查理二世的報復下，他們有的多加辯解，企圖洗罪；有的遮遮掩掩、東躲西藏；還有的臨危不懼，靜待審判……這些，無疑都是“小人物”的歷史。
《搜捕國王：查理二世的絕地逃生》也同樣如此。從1651年在伍斯特戰役敗給克倫威爾之後，查理二世就正式開啟了他的流亡之旅。從伍斯特到博斯科貝爾、本特利以及特倫特，最後終於逃到歐洲大陸……國王時刻要提防克倫威爾的騎兵隊以及那些試圖抓獲國王贏得懸賞的人。這一過程艱難險阻，雖然只有短短六個星期，卻彷彿歷經九九八十一難。而國王卻能成功逃脫，可以說全靠許多貴族、侍從、牧師以及信奉天主教的鄉野村夫的竭力相助。
查理二世最為信任和依賴，也是查理二世最為有力的保護人的是威爾默特勳爵（Lord Wilmot）。他本是查理一世放蕩成性的妻子亨利埃塔王后的隨從，在伍斯特戰役之後隨國王逃往法國。他個性鮮明，桀驁不馴，甚至拒絕對自己的身份進行任何偽裝，因此極易暴露國王的行蹤。然而他也是國王最為忠誠、最為勇敢的親信，時刻保衛著國王的安危。當查理二世成功逃出英格蘭，打算逃往位於歐洲大陸的法蘭西時，卻由於克倫威爾治下英吉利共和國與法國簽訂了《巴黎條約》，規定法國不得接納查理二世，因此流離失所。但在威爾默特公爵的斡旋下，查理二世與西班牙國王菲利普四世簽訂了《布魯塞爾條約》，以同意舉兵支持西班牙抗擊法國的承諾，最終換取了西班牙的支持，為查理二世及其皇室成員找到了棲身之地。
當然，查理二世出逃更驚險的部分還在英格蘭，並且都是依賴平民百姓的幫助，例如潘德拉家族（the Penderel Family）。潘德拉並非豪門望族或達官顯貴，不過只是一個農民家庭，所謂的家族也就是指家中五兄弟，但他們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因此在查理二世流亡期間，他們冒著東窗事發的危險，齊心協力保護查理二世。為了掩人耳目，潘德拉將查理二世打扮成一位名叫“威廉·瓊斯”的樵夫，給他剪了一個醜陋的髮型，還把自己的破舊衣裳套在國王的身上，直到將國王安全送走。當國王逃到博斯科貝爾樹林之後，潘德拉的長兄、看門人威廉又帶著國王，藏在了一棵高大葳蕤的橡樹之上，自己則誘使克倫威爾的巡邏隊遠離國王。這段傳奇的經歷使得英國許多酒吧都命名為“皇家橡樹”（Royal Oak）。
協助潘德拉一家的還有一位天主教牧師約翰·赫德爾斯頓（John Huddleston），他不僅幫國王清洗和包紮受傷的雙腳，在一次遭遇騎兵搜捕而千鈞一髮之時，他還把國王藏在教堂中專為保護被迫害的天主教徒所設的密室中，使得國王倖免於難。最終，查理二世在潘德拉兄弟和約翰·赫德爾斯頓的的幫助下，成功逃脫了議會軍的追捕，遠離了克倫威爾的魔爪。
幫助查理二世逃亡的還有一名勇敢的女子，她的名字叫簡·萊恩（Jane Lane），是王軍軍官約翰·萊恩的妹妹。17世紀有名的英國作家約翰·伊夫林（John Evelyn）稱她為一個“敏銳而智慧”的女性，儘管“長的真不怎麼樣”。從流傳的畫像來看在，簡·萊恩的確其貌不揚，但她卻勇敢地承擔起保護查理二世的重任。原來，根據當時克倫威爾的規定，天主教徒若要離家5公里之外，必須取得郡縣長官的批准文書，否則將被視為非法——查理二世顯然是不折不扣的天主教徒。而恰好此時簡·萊恩獲得批准，被允許離家拜訪一位遠親，還可攜帶一名僕人。因此，在眾人的協商之下，決定由查理二世扮演簡·萊恩的僕人，二人一同騎馬，最終矇混過關。查理二世因而再逃一劫。
總而言之，查理二世德逃亡之旅可謂險象環生，許多時候差之毫釐，全靠僥倖脫逃。也正因此，有關查理二世絕地逃亡的故事和傳說縷縷不絕，為人津津樂道。
在十多年的流離失所之後，查理二世終於返回英國加冕為王，斯圖亞特王朝宣告復辟。查理二世陟罰臧否，涇渭分明。儘管他說要“儘量少流血，少給臣民帶來危害”，但他依舊對“弒君者”元兇大肆報復。當年在查理一世死刑判決書上簽字的一共有57人，其中三分之一離開人世，三分之一逃往國外，剩下的11人則被處死，例如約翰·庫克（John Cooke）就被查理二世五馬分屍後棄市。而死去的人也難逃厄運。議會軍將領亨利·艾爾頓（Henry Ireton）與特別法庭庭長約翰·佈雷德肖（John Brodshaw）就被掘棺鞭屍，以示洩憤。克倫威爾則更慘。儘管他早已被防腐下葬於威斯敏斯特教堂，但在查理二世的命令下，士兵們又把他的屍體從士兵從陵墓裡挖了出來，放在囚籠裡，拖著走遍倫敦的大街小巷，隨後又將他的屍體吊在泰伯恩刑場的絞刑架上，梟首示眾。他的頭顱被當作展覽品，作為一種公開的政治景觀警戒國民，隨後又流落到私人手中，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玩物和談資，直到20世紀才得以安葬。
與此同時，查理二世知恩圖報，對於那些曾經在流亡時期幫助過他的人，他也給與了相當程度的賞賜。查理二世復辟之後，曾協助國王逃脫的潘德拉家族被國王賜予200法郎的獎賞，他們的後代也獲得了每年100法郎的養老金。約翰·赫德爾斯頓同樣加官進爵。他被國王任命為第二任妻子凱瑟琳王后的專職牧師，每年領取一百法郎的俸祿。平民女子簡·萊恩也被查理二世奉為上賓，並且獲得了查理二世賜予的1000法郎賞金以及議會贈與的1000法郎的珠寶費。可以說，對這些“小人物”而言，付出和回報是相當成正比的。這些人的無私、忠誠和勇敢，為他們贏得了下半輩子的榮華富貴。
十多年的漂泊造就了查理二世圓滑老到的性格，他對自己的宗教信仰秘而不宣，以免造成群情激憤。但他的親弟弟，約克公爵卻在議會《宣誓法》的壓力下公開了天主教徒的身份，並因此誘發了一場震驚國民的“天主教陰謀”。在議會看來，恢復天主教無異於恢復專制統治。藉由“天主教陰謀案”，以沙夫茨伯裡伯爵為首的一派著手進行反抗，接連提出《排斥法案》，意圖把約克公爵“排斥”出國王的繼承人之列。這些請願的議員與反對《排斥法案》的丹比派議員分別組成了兩個對立的陣營，以至於形成了英國近代的兩大政黨——輝格黨和託利黨。1685年，一心推動英國恢復天主教的約克公爵繼承王位，亦即赫赫有名的詹姆斯二世。但事實證明，不論是天主教還是君主專制，在英國已經成為明日黃花。就在三年後，“光榮革命”爆發，詹姆斯二世被推下王位，英國從此建立了“君主立憲制”，再次確證了英國人光榮的自由傳統。
《搜捕國王：查理二世的絕地逃生》一書，一定程度上擯棄宏大的敘事風格，為我們還原了查理二世從流亡到復辟的艱難歷程，令人唏噓感慨的同時，竟然也使人油然而生一種對那些幫助查理二世登上王位的“小人物”的敬佩之情。雷蒙·阿隆在《歷史講演錄》中，曾區分了兩種不同的歷史，一種是“大人物”的歷史，另一種是“小人物”的歷史，後者有如司湯達的滑鐵盧戰役和左拉的第二帝國的崩潰等。不過他也認為，這種宏觀事件和微觀事件本質上沒有區別，而僅僅是詮釋方式的差異，只不過“小人物”的歷史往往被歷史學家所忽視。在《搜捕國王：查理二世的絕地逃生》一書中，作者查爾斯·斯賓塞借用17世紀英國作家塞繆爾·佩皮斯以及約翰·伊夫林等人的日記作為一手資料，通過對查理一世流亡之路中許多傳奇故事的敘述，以及對各個“小人物”素材的編排，刻畫出他們高尚品質和精神氣質，還原了許多千鈞一髮和驚心動魄的場面。然而，這本書詳略安排亦有不當之處,其對於伍斯特戰役以及皇室成員描述過細，對於查理二世之死卻著墨較少。並且，這也並不是第一本描寫查理二世大逃亡的書，已故英國曆史學家理查德·歐拉德（Richard Ollard）所撰寫的《查理二世的逃亡》（
The Escape of Charles II）一書，早已獨闢蹊徑，十分精彩地描述了“決定命運的六個星期”，並從中揭露出處於內戰和光榮革命之間的英國王權的起伏變遷——這本書在英國顯然評價更高。從內戰到光榮革命這段時間內，英國發生了許多重要的變化，其中之一就是宗教。中世紀盛行的天主教在此時對民眾已然失去了吸引力，反天主教成為凝聚英國人的自我認同和愛國主義的紐帶和符號。查理二世在位期間，英國1665年大瘟疫和1666年大火，都被廣大民眾視為天主教徒的陰謀。因此，查理二世一直小心翼翼地維護著自己與臣民的關係，希望得到多數人民的喜愛。當他與議會矛盾激化之時，也常常以“我不喜歡再來一次出國旅行”自我嘲諷，以此化解危機。可以說，克倫威爾卡里斯瑪式的集權只能維繫其個人的統治，英國皇室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和歷史記憶仍然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加之人們對查理一世之死有所愧疚，就更希望查理二世來治國理政。顯然在查理二世逃亡之時，王權仍有大票的支持者，並且這些小人物真可謂“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即便是面臨著懸賞的誘惑和叛國的威脅，他們也都聚力同心，最終將查理二世推上了國王的寶座。饒是如此，在民族國家興起的過程中，君主也不能違背民族的意志和歷史的潮流。到詹姆斯二世上臺之後，國家內部宗教問題愈發嚴重，國王和人民的矛盾尖銳對立，社會發展到不可調和的階段，政權的更迭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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